政治與文學

記得有一次課堂上老師說：

政治與文學有個強烈的對比。政治往往是用謊言掩蓋真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直到今天，很多案件都成了懸案、疑案，皆不了了之，不斷以謊言掩蓋。文學則是以謊言揭發真實。文學固然是虛構的。但它正是用這虛構的場景、角色、心理描寫，來揭露現實世界最真實的一面。或揭露人心中的最深處，不論是光明的或黑暗的，或揭露社會裡血淋淋的慘狀，或暴露人生的無奈與殘酷。這些東西難道不是真實嗎？當然是真實！但它卻都用了謊言，用了虛構。這種辨證式的思考，中國人一直轉不過來。

昨晚，重溫《V怪客》。裡邊有一句對白，說道：

Artists used lies to tell the truth while politicians used them to cover the truth up.

祝平次：別讓四書教出小孩的奴性

日前教育部隨順馬英九復辟蔣經國威權時代的種種作法，為了拉攏保守的中國文化主義者，硬將原來減低思想控制成分的「論孟選讀」，變成加上《大學》、《中庸》的《四書》，使「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選，重起「中國化台灣」的力量。這樣的企圖，無視於台灣的高中生原來就已經塞滿的課程時數，硬要再擠出四小時，使得高中原本單調的語文教育更形無聊、威權，也嚴重擠壓到其它科目的學習。

為了合理化自己不必要的更動課綱行為，教育部提出了種種的理由，例如提升品格、文化薰陶。然而就提升品格而言，台灣歷史裡曾經發生過中文系老師涉入師範大學七匹狼事件，可見讀這些古文和品格教育不一定有必然關係。更不用說，全世界那麼多的人沒讀過四書，難道這些人就沒品沒格嗎？陳樹菊阿媽沒讀過《四書》，難道就沒品沒格嗎？比較沒品沒格的，不是一定要陳阿媽感謝他們的外交部官員和馬英九嗎？而這些外交部的官員、馬英九，當然也都拜讀領受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金玉良言。在民主的時代，比較沒品沒格的，不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認為好的對的東西，強加到別人身上的人嗎？即使這些人還口口聲聲說著「己所不欲，毋施於人」？

至於文化薰陶，《四書》就是帝制中國的士人文化象徵。它所代表的文化，和威權帝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論語》裏有子有一句話，就是「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矣。」意思就是說，一個孝弟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這種把個人的家庭倫理連接到政治的作用，正是中國古代帝王要用《四書》做為科舉必考科目的重要原因之一。難道，在民主的台灣，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天下有道，庶民不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只要他們做順民，做好一個「民」，其它事都不必關心嗎？把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熱情，轉化成管制自己的道德良知，而這些道德，就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士人規範，我們真得要我們的年輕人接受這樣的文化薰陶嗎？

說穿了，教育部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中華文化來合理化自己政權的意識型態，這我們只要看看「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裏的一句話就可以知道，它們把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認為是「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但在台灣，國家認同分裂、居住族群複雜，他們所說的國不知是那一國、所說的族不知是那一族。這種違反當下憲法多元文化主義，要把漢族文化裏的部分要素擴大為中華文化，然後強加於台灣所有高中生的做法，就是漢族中心主義、儒家沙文主義的表現。

對於教育部這種打著改革教育，實圖政治復辟的作法，我們要呼籲關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家長一起來關切，並努力阻止教育部實施這個政策。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l/3/today-o1.htm

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

現在有一種的人，天天說「平和」，天天說「待時」，說天下的事情，都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來，斷不可不顧事情的成敗，只曉得亂鬧。唉呀！這話便說錯了。現在說這話的人，他心裡有幾種想頭：一種是看見康有為變法，唐才常勤王，都是因做事怱促失敗大事的，所以遇見這激烈的人，就引起康有為、唐才常的幾樁舊事來，說你們斷亂鬧不得，就是亂鬧斷斷是無濟於事的。一種是看見現在平和黨的人，有的開學堂，有的興實業，倒也覺得有幾分效驗；說他們宗旨雖不好，還能辦兩件實實在在的事情，你們除亂鬧以外，就沒有一樁事情能辦了，可不是和平的好處麼！這兩種人由我看起來，都說他是趨利避害。因什麽原故呢？天下惟這種平和黨的人，又獲名，又獲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這維新的人既說他開通，那守舊的人又不說他悖逆。他既能在守舊的面前討好，又要在維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業都是平穩不過的。人看見他做事情平穩，就大家都要學他的法子。所以從前激烈不過的人，到現在都變成平和一派。再過兩年，我恐怕這一種激烈的人，一個都沒有了。可不是平和黨的為害，也共洪水猛獸夷狄一樣的麼？你們既曉得平和的壞處，我就把激烈的好處，一樁一樁的講出來。

第一樁是無所顧忌。中國的人做事，是最遲緩不過的。這種人有三種心：一種是恐怖心，一種是罣礙心，一種是希戀心。所以一樁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顧後，把心裡亂的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時候，便沒有一樁能做了。這激烈黨的一派人便共他不同，遇着一樁事情，不問他能做不能做，也不問他成功不成功，就不顧性命去做了。他就是不成功，也是於世上有影響的。所以外國人說道，「失敗者成功之母」，沒有失敗的事情，哪裡有成功的事情呢？你看中國古時候的英雄，如陳涉、項羽一般人，大抵都是亡命之徒，到了沒有法子想的時候，出來鬧一鬧，遇着機會，他就可以成功了。大約天下的人，最難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無論什麽事件，都可以出來做。所以古時候的大刺客、大遊俠、大盜、大奸，都是出來拼命做事情的。但是這一種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你們說這康有為、唐才常做事太驟，由我看起來，他們兩個人的宗旨，固然是看不起他的，但是他們敢作敢為，勇往直前的氣概，也是你們比不上他的。他們做事雖不成功，還能做兩件不成功的事。若依這種平和的宗旨，恐怕再等幾十年，這種變法、勤王的事情還沒有呢！大凡「機會」兩個字，都是我們做出來的，只要無所顧忌，自然天下沒有難事了。以上是激烈的好處第一樁。

第二樁是實行破壞。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這平和黨的人各事都要保全，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壞。我明曉得這破壞的人斷斷不能建設；但是中國到了現在，國裡頭的政府既壞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異族人佔了去，中國的人民不實行革命，斷斷不能立國，就是破壞兩字，也是斷斷不能免的了。你看日本的吉田松陰，意國的馬志尼，豈不是破壞的人？法國的巴黎革命，奧國的馬加分立，哪一個不是破壞的事？況且中國的事情，沒有一樁不該破壞的，家族上的壓抑，政體上的專制，風俗、社會上的束縛，沒有人出來破壞，是永遠變不好。雖然壞的時候，各事擾亂，中國的百姓都要吃虧，但不吃這種小虧，是斷斷不能享福的。所以有我看起來，無論什麽暴動的事情，都可以出來做；就是把天下鬧得落花流水，也不失為好漢。但是這一種沒用的人，雖天天嘴裡說破壞，都不能實行。到了他們激烈派的人，就能實實在在的做去了。所以中國秦末的時候，有項羽、漢高祖的一般破壞家；隋末的時候，有李密、楊玄感一般破壞家；元末的時候，有劉福通、陳友諒的一般破壞家。由這樣看起來，中國實行破壞的英雄，可不是共歐洲的一樣的麼？沒有這種激烈派的人，就不能做空前絕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二樁。

第三樁是鼓動人民。由前兩樁比起來，說空話的人是比不上做實事的，但這一種的人，於現在的中國也很有益。從前法國有兩個文豪，一個叫做盧梭，一個叫做孟德斯鳩，他說的話都是激烈不過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動起來的。又日本有兩個志士：一個叫高山正之，一個叫做樸生秀實，他說的話也是激烈不過的，那日本的「尊王攘夷」，也是被他鼓動起來的。所以這一種著書、出報、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你看愛國學社創辦的時候，上海創《蘇報》，東京創義勇隊，這幾種事情的宗旨，都是激烈不過的，雖說內地沒有大影響，但東南各省的人，被他們感動的也很不少，就是現在倡排滿革命的人，也大半是受他們影響的，——就是激烈派的效驗了。他們政府裡頭，看見這一種激烈的人，不說他是「妖言惑眾」，就說他是「喪心病狂」，極力的要共他們為難，可不是政府也狠恐怕激烈的麼！況且現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書，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極點的議論，共那一種平和人不同。我看見新書上說過，要著書莫要怕殺頭。這種激烈派的人，就都是不怕殺頭的了。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三樁。

以上三樁，都是激烈派的好處，那種平和的人，是斷斷沒有的。大約中國亡國的原因，都誤在「平和」兩字；這平和原因，又誤在「待時」兩字。那曉得現在還有一種治新學的人，看了幾部《群學肄言》等書，便滿嘴的說平和的好處，看見這激烈的人，不說他不曉得進化的層次，就說他不曉得辦事的條理。現在的人惑於這等議論的，也狠不少。我恐怕再過幾年，連一個做事情的人都沒有了，可不是把中國弄得滅亡麼！所以我把幾樁的好處，一層一層的說出來，教中國的人民都快快的出來辦事，不要更有遲疑，中國的事情，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

原載《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署名激烈派第一人。

鈔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

逝者如斯

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北魏元勰問松林

此番回來，再次感到，世界有變。

然而，父親在後院栽種的幾盆蘭花，至今仍舊燦爛地綻放著。一旁還多了幾朵含苞的金針。金針花，又名萱草，乃忘憂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流傳千年的古詩，至今，卻和我家後院的萱草，兩相結合，迸發出無數朵又甜又澀的浪花。圓圓的魚池，駐守院中已二十幾年，見證了多少的花開花落。池內的孔雀魚，一代又一代的，也不知經歷了幾許的離合悲歡。

打開後院紅漆脫落的鐵門，走出去，白亮如星的沙灘上，早已堆滿了垃圾。再往前蜿蜒走一分鐘，經過馬來式長腳木屋，就能見到劃著馬來西亞與暹羅界域的長長河川。幾片竹筏在岸邊漂浮，卻見一個孩童，赤著上身，在筏上把玩著我的童年，儘管當時的自己早已隨著這條河漂到無所有之鄉，無縱可尋。

另一邊廂，幾葉扁舟載著俗世浮沉的願景，在此岸與彼岸之間，翩翩穿梭。水色越來越渾黃，曾經的河川早已遠去。河灘的微小浪濤，淘去淘來，而人，熙熙攘攘，也不知何來何去。然而，聽到潺潺流水聲仍舊如故的清脆，便覺此番歲月沒有白流。人世是如此真實，一切是那麼可感可念。

固然，熟悉的臉孔已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因為相親過，情意綿綿，悠悠如流，心心相惜，原來並非消失，而衹是在眼前隱去了而已。就如一首童年的歌謠，雖然久未經耳，餘韻卻會在毫無知覺間不時地泛上心頭，緩緩的，泛上心頭……

「……這是我的家 在那山腳下 門前有棵椰子樹 又種很多花 爸爸在唱歌 媽媽打理家 我們兄弟多和氣 我愛我的家……」

肖鋒：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

除了韓寒去年寫的那篇〈太平洋的風〉引起廣大島民的共鳴和——用當地人慣用的話來說——自high之外，這篇由廣州《新週刊》總主筆肖鋒兩年前寫就的一篇「我看台灣」的文章，比之韓寒可說更有深度，讀畢所引起的共鳴也更為深遠，在臉書頗受好評。雖然，來了這兒沒一段時間，卻可以明顯感受到島民不安的情緒在潛流躁動著——媒體的浮華、K數的定制、國教的拉扯、馬的幫不樂、藍綠的難調（關於這一點，就我所遇到的部份本島人，似乎仍為「投黨不投人」的意識給牢牢框住）、菲島的叫囂、美國的曖昧……還有那最關鍵的，來自在水一方正步步逼近的所謂伊人，使盡渾身解數，或千嬌百媚軟玉溫香，或河東獅吼拄杖落手，明裡暗裡，似急還緩，一點一滴，越滲越透，使得一些憂國憂民的本土分子，認為形成完美鐘乳石雕熟透青蛙的那一天，就在眉睫。這一切，借用何春蕤老師的話來說，就是「民困愁城」。

拋開這一切愁不論，文章寫來娓娓動人，能見作者細緻的觀察。譬如以路名來對比兩岸三地的「意識形態」和敘及蓬萊子民的「心靈信仰」以及他們對自身的「身份認同」這幾處，頗見作者的敏銳與溫情，讀來充滿敬意。然而，這三年來，於我自身的感受，南韓與中國，多數台灣人對前者似乎更有敵意。這大概又是因為島國那閉塞瑣碎的媒體所造成的吧。天曉得。

然而，對於這座島嶼，因為那些人那些事，仍然讓我無可救藥的，深深迷著，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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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肖鋒╱廣州．《新週刊》總主筆

在台灣找中國，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我們與他們，似曾相識又彼此陌生。
不少陸客初看台灣會有些心理落差。台灣怎麼連個氣派的機場都沒有？

台灣不是用看的，台灣是要細細品味的。就像一個女人..
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
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跟我們又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
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

中國漢字是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密碼。
密碼不失，方能傳承.
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讀書是一種態度。
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只會淪為低智商社會.

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
台灣的路名很中國，
香港的路名很殖民，
大陸路名很革命。

路不只通東西南北，也通古今。
東西主幹叫忠孝路，南北縱橫叫復興路（台北）；
還有仁一路、信二路、義三路、愛四路（基隆）；
或者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
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

他們的機場翻修，會一步一個道歉啟事。
謙恭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公權更應如此。

人臉是城市最細緻的風景線。
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
新一代甚至會拿出手機，耐心為你google，將地圖解釋給你看。
中華民族以助人為樂，美德有傳。

他們一般不拒絕你借電話；迷路了員警不拒絕開車送你；
你不買東西不會嫌棄你，會說「謝謝，歡迎下次再來」；
臨行前被告知，大陸砍價殺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會招致鄙視。

通常，他們不認同討價還價，減半還價更是拒絕，
買賣誠心、童叟無欺本是中國人的從商傳統
他們仍把「小姐」當禮貌的稱呼，而「老師」是極令人尊敬的稱謂。
他們宣導獻愛心、捐發票。

發票定期搖獎，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
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
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他們的小吃攤有幾十年歷史，並不因城管掃蕩一空。
小吃攤是城市一道誘人的風景線。
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友善不是靠標語，也裝不出來，不是面子，而是裡子

他們仍保持里長、鄰長的設置，
居民一有矛盾或問題，先靠傳統的辦法協調。

中國式友善是鄉土社會出發，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的。
中華民族的裡子是鄉土中國.
台灣最值得你推薦的是什麼？
導遊說是人情和文化。真準，此兩物大陸最缺。
文化與人情沒寫在樓面上，卻寫在人臉上。

『為什麼在跟台灣人交流時，總覺得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時，他們會生氣?』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不喜歡中國啊?』

相信這是每位與台灣交流過的大陸人民對『大部分』台灣人的印象，
並且深深感到怎麼台灣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
跟課本裡說的『我們與台灣同胞血脈相連』大相逕庭。

這之間的認知差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認同『中國』，
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數台灣人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
這之間變化的原因，
本文將試著以多方角度解釋為何台灣人自我認同的發生劇烈變化。
但我們要先認清楚一個相當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
就是這種認同上的轉變不能與台獨劃上等號，這不是等價的。


前言：台灣人原本的認同

每個在國民黨威權時代(1945~1980末期)的台灣唸過小學的同學，
都對小學用的制式作業本非常有印象，畢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時光。

但以現代審美觀點來看，當時的作業簿可以說用『俗氣』兩個字來形容。

不過小孩子總是傻裡傻氣的，對這難看的作業本也分不出美醜。
而這作業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
『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於是為了要滿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黨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台灣人民大舉宣傳，
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政治術語』。

在那威權的時代，統治者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反而大家認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中國人。

同樣的，
威權的教育系統告訴我們大陸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必須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 但沒人質疑大陸人為什麼是同胞這件事情， 反而會想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國人， 對岸的大陸同胞也是中國人； 我們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生活富足又安樂， 大陸同胞則被萬惡的共匪荼毒。 基於『同胞愛』，我們必須去解救大陸同胞。

因此在過去，台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 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 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 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這畢竟是威權時代， 隨著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造成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圖)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esc點nccu點edu點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點htm

取自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

台灣陸委會委託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局研究中心調查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研究，計畫已經持續了近20年，是台灣針對同一議題不同時間的民意調查最具權威的一份資料，根據這張由調研結果繪製的圖表透漏了驚人的變化，從1992年起：『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民，已經從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認為我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人民從1992年的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長了三倍，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民，已經超過台灣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也在逐漸減少中。』

有一派論點認為：1990年代後，台灣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執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導致台灣人認同發生改變。這論點非常不牢靠，因為台灣人改變認同的比例變動相當大，遠遠超過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有非常多受過正統『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自我認同，理論上他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去中國化政策就能改變。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個觀察的角度切入問題：為什麼台灣人不認同『中國』呢?

1.中國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

由於1970年代，美國逐漸改變冷戰策略，改變策略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圍堵蘇聯，導致原本較為孤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於是中華民國這個稱號逐漸得不到世界的認同。 因此在這大前提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等式逐漸得到大部分國家認同。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昧於事實宣傳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隱含著中華民國不准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這種不讓台灣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態度，意味著也不讓台灣人稱做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對台灣人來說就出現這樣的疑惑：『如果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意味著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那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國人嗎?』

在這邏輯下，台灣人覺得大陸人搶了中國的名號。也讓台灣人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詢問：『你是中國人嗎?』時，自然認為大陸人指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己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因此就會回答：『我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因為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隔，於是採用台灣當作他的招牌。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昧於事實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態度，直接否決台灣人的存在感，硬把台灣人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對台灣人民相當不尊重，造成台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因此影響了台灣人的認同。

2.中國人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看
一連串不得台灣民心的政策與事件。除了中國的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外，這裡我們談到海峽兩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降低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影響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下我們按照時間次序排列。

《開放大陸觀光》
隨著台台灣人反抗蔣氏威權政府，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政治環境逐漸寬鬆。隨著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過去只能透過政府才能認識大陸，而現在能親眼見到。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歷經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因為只有少數台灣人去大陸觀光因此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在那時候不大，但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越深，對大陸越沒有認同感。

之後在1989春夏的那場騷動，共和國的決策讓台灣人開始有了「自己跟中國人不一樣」的想法，這個想法雖小，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卻相當巨大。因為在約莫半年後，台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台灣學生萬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於大陸，台灣領導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之後大刀闊斧的實施民主化，從此專制威權不再，台灣與中國便在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影響了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可以說是紮紮實地改變台灣。

所以在台灣人的眼中，台灣已經順應了冷戰結束的潮流，可是大陸呢? 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觀點理解台灣人的視角：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中國文革那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的台灣人看大陸人，就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台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同樣感到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

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的台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

《千島湖事件》
199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的首次低於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那是因為那年發生了《千島湖事件》。 關於千島湖事件，我們先用類似的事情來模擬。
2011年7月浙江溫州兩輛動車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說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眾說紛紜。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人無語，如出事後趕緊搶通道路甚至在車廂未確認是否還有受難者就將事故列車解體後就地掩埋，在出事後馬上對傷者提出賠償，令人很難不聯想到鐵道部想息事寧人。 人民對官方報導的傷亡人數深感不信任。至於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讓人異常憤怒。

如果你是中國人，看到政府的處理態度你會認同他嗎?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感到悲憤的話就能理解千島湖事件為什麼能對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有這麼大的影響。 千島湖事件簡單說就是一群台灣旅客去浙江千島湖遊玩，結果不知道遇到什麼什麼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時候船已經被焚燒，遊客與船員全部死亡。 一開始的官方說法是發生火災，但死者家屬見到親人屍體時卻發現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卻無明顯燒傷，船上彈痕纍纍，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災導致船難傷亡的說法遭到嚴重質疑。

但浙江省政府隨後的處置方式令人乍舌，不僅禁止台灣媒體與受難者家屬上船拍照，還派大量人員將受難者家屬軟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動，浙江省副省長在與受難者家屬開會時，受難者家屬要求帶屍體回台灣，浙江省副省長竟然一副愛理不理，彷彿與受難者家屬談條件是污辱自己人格，於是脫口說出『沒辦法再和你們這些家屬談下去了』，後來浙江省政府發現火災事故不能平息台灣的疑惑，於是宣佈抓到三位搶船的犯人速審宣判後便槍斃，浙江省雖提供官方說法，但沒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沒人知道。

對那時處在政治風氣急速變化的台灣人民來說，共和國政府官員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樣子，完全跟當時台灣官員不是同一個層次。於是千島湖事件，成為台灣邁入新聞自由後，全島人民頭一次親身見識到共和國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樣的態度，對比當時的台灣環境，台灣簡直是天堂。在千島湖事件後，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會認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

《飛彈危機》
如果美國因為中國人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與廣州外海50公里處宣佈禁區舉行飛彈試射，禁止船隻通行。 然後CNN天天播放美軍軍事演習影片，一副要對中國宣戰的樣子。 你是中國人，你會不會對耀武揚威的美國反感呢?

因為在1995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以及預計在1996年舉辦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人民直接選總統，一人一票普選)。 在共和國認知這些行為就是搞台獨，於是共和國企圖干擾台灣這次的總統選舉，於是就在95、96年舉行了兩次飛彈試射，飛彈點著在台灣兩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軍於同時間進行無數次的軍事演習，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那時候CCTV天天撥放軍事演習新聞片段，營造一副即將攻打台灣的情景。

當時台灣軍隊已經進入戰備狀態，各國已準備自台灣撤僑。對台灣人來說，台灣人只是選個總統而已，中國的反應就如此激烈。所以台灣人的反應就是：中國就是一個侵略者。 因為在共和國政府的宣傳裡，常常說一句話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95、96年中國政府的軍事反應來看，中國政府明顯並不把台灣人當作是自己同胞來看待，就是因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所以共和國政府才如此的對待。也因為那年共和國政府的大動作，造成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導致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的大勝。

《921大地震》
之後1999年，台灣發生近年來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兩千多人死亡，十餘萬戶房屋損毀，是台灣近年來傷亡最大的天然災害。當時國際紛紛對台灣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聲稱國際救援物資以及捐款必須交由北京政府統籌，各國救難隊需要北京政府允許才可以進入台灣，並且多方延誤外國救援團體來台以及擅自代表台灣人民向各國致謝。這些中國政府的作為，台灣人民是看在眼裡，怨念在心裡。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非典)疫情擴散，由於中國掩蓋非典在廣東的疫情，直到擴散鄰國後才向各國道歉。但隨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台灣也成為非典疫區，由於台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無法接收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此台灣決定申請加入世衛組織。 但此舉遭中國強烈反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世衛大會中發表：『(對於邀請台灣加入世衛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會後台灣記者向中國代表團詢問說：『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沙祖康堅硬表示：『早就該拒絕了』，之後沙祖康更說出『誰理你們』這四個字。

『誰理你們』
非典對台灣來說，是個全民危機，但中國政府在這次災害的表現嚴重失常，根本沒把台灣人民當」人」看，尤其是當這個新聞在台灣播放時，大大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對台灣身份認同影響相當大。 所以台灣人民常常說，其實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就是最反對民進黨的中國共產黨。 除此之外，中國對台灣人的在大陸的生活政策也令台灣人覺得自己在中國被視作是外國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國遊樂區的門票是屬於雙軌制，也就是說中國人買較便宜的票，外國人買的是比中國人貴幾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台灣人一定得買外國人買的票，買中國人的票還被要求重新購票。

再來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進入西藏有額外的管制，必須申請入藏旅遊確認函(入藏證、入藏函)通過後才能進入西藏，但共和國的規定就是台灣人與所有持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外國人一樣，要進入西藏必須先申請入藏函，重點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請。就以我個人經驗來看，有一次參與北京某團體的聚會，在北京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店舉辦，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是台灣人，而他是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那時因為時間已經太晚，肯定會因為門禁回不去宿舍，因此舉辦單位就幫他訂了一間在萬聖書店旁的旅社。因為活動辦得很晚，超過十二點了，在中國住宿都要登記身份證，台灣同胞因為沒有身份證是拿著台胞證入宿。可是當櫃檯人員看到那位台灣同學拿著台胞證時，就表明過了12點外國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學就很生氣，說哪有這種規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來了。可是櫃檯人員就是一句話說：『台灣人就是外國人，你自己去問北京市公安，他們就是這樣規定，過十二點我們不收外國人。』然後要求我們離開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陸同學感嘆地說：難怪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台灣人來大陸，『藍的會變綠的，綠的會變成深綠。』 所以在共和國的身體力行下，告知台灣人一個明確的訊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國民黨四十年的洗腦教育就被完全抵消，這也是共產黨令人欽佩的地方。

雖然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陳水扁執政下(2000~2008)，因為陳水扁刻意營造台灣主體意識造成台灣人的反感，自我認同的比率沒有明顯增加。但在2008年後，隨著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開始實行，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已呈現一去不復返潮流，馬英九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擋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認同了。

共和國政府又推波助瀾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份。對台灣人民來說，這是中國在公開說謊。而且共和國的對台政策，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意圖破壞台灣人民的生活，在這樣的疑慮下，台灣人怎會對『中國』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問，為什麼我不提中國對台灣的好呢?因為從人性角度，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壞，比較不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好。就像是現在大部份的中國人一談到美國與日本，便會聯想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二戰的侵略，而自動忽視美國在二戰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現代科技的發明與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開發貸款以及各方面的無償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計去討好他，可是你卻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你覺得你會追到那位女孩嗎?中國常常義正嚴詞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國還認為台灣人民是中國人的話，可不可以請中國不要再傷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台灣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認同：

要讓台灣人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台灣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現有的文化相同。但由於兩岸分隔60年，兩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風氣下，因此兩岸文化的演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岸呈現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讓台灣人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的不同。

在文化演繹的部分，海峽兩岸自1949年後經歷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各自發生的歷史事件，使原本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大陸與台灣出現不同演化，如簡體字與繁體字的使用已使海峽兩岸字典出現的明顯差異，兩岸使用的中文辭彙差異相信有一日將比英美英文辭彙差異大的多。再不用說對同一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劉翔拿奧運田徑金牌，大陸人民會感到無比驕傲，但台灣人民會毫無感覺。

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勝投，台灣人會感到歡樂無比，但大陸人會問說他是誰?更何況對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輝訪美兩岸人民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感覺。 在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上，兩岸也出現極大的歧異，大陸由於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等運動，對傳統文化不友善對待，這也是兩岸出現分化的原因。

如在台灣民間信仰裡，台灣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陸。例如台灣的媽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國王信仰則可追溯到廣東潮州。但由於文革破壞，造成大量廟宇損毀，現有湄洲媽祖祖廟以及廣東三山國王祖廟皆經歷文革浩劫，同樣遭到神像搗毀、建築遭破壞、祭祀儀式被迫中止、神職人員被批鬥等宗教迫害。雖於改革開放後得到台灣各廟宇捐助修復，但已失去一脈相承統的情感。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提倡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鼓勵宗教行為，在台灣常見的進香以及繞境等民間宗教活動在中國完全消失，這些原本屬於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台灣深化，在台灣人的眼中，現在中國所謂的宗教儀式以及傳統活動，表演的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意義。在台灣這些所謂的傳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黨對宗教採取嚴格管制，黨組織深入宗教團體，因此在中國常出現違反宗教精神的神職人員，於是在中國神職人員成為鬧劇：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稱號，將少林寺沾染了商業氣息，讓佛門重地失去了莊嚴。

相反的台灣則是個明顯的對比，在台灣對於民間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中國決然不同。在台灣所有城鎮，都是以當地信仰廟宇為中心發展而成，廟宇在農村提供公眾集會的場所，舉辦各類活動，有時甚至廟宇成為了各種小吃的集散地，發展成夜市。

在台灣祭拜神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然其他宗教或是無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種難解決的問題時都會去寺廟求問神明，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許不科學是迷信，但人們還是習慣遵從祖先們方式試著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眾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緣，也可以望見考生們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們考試順利，而婦女們則是希望註生娘娘賜予夫妻一個健康的寶寶，這一切在台灣的廟宇無時不刻的都可以見到，人民虔誠的向神明訴說他們的問題與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於是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中國讓台灣人徹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後雙方文化各自發展，讓台灣人感受到自己與中國明顯的不同。 台灣人認為他們是生活在現代中華文化下的人，他們喜歡中華文化，也認同中華文化。但我們要分清楚是，台灣人認同的中華文化並不等於現在在中國的中國文化。

4.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

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雖當今中國聲稱已恢復大國榮耀，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但由於國家價值觀明顯與大部分國家相異，且社會瀰漫著物質主義，導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讓外人見到中國發生的各種社會事件，只能用『驚人』來形容。

先前在廣東佛山，一輛貨車壓倒一位兩歲的小女童王悅後肇事逃逸，這已經讓人心痛。但驚人的是，隨後經過的十八位路人，卻視而不見不願伸出援手，從重傷的女童旁走過，爾後又一輛貨車同樣輾過後逃跑，最後才由一位元社會底層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過了黃金急救時間，女童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這絕對不是個案，各種道德淪喪德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

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令人稱羨的經濟層面外，卻沒有相對應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與價值觀，於是當今的中國卻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上迷失了方向。

沒人把路口的紅綠燈當真，排隊是奢望而插隊是常態，在公共場合不顧他人大聲喧譁。『八榮八恥』成了空話，自私自利成為標準。做事情爭先恐後，似乎慢一秒就是吃虧成為了中國人的標籤，諸如此類的負面印象不勝枚舉。當然中國還是有人堅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廣大的同胞踐踏下，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

在國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下的外人對中國充滿了不明白與不諒解。不瞭解為什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的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什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都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什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對為什麼關閉北京農民工子弟小學，讓三萬兒童輟學，另一邊卻投入十億人民幣執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

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太多太多對中國不明白，於是中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對台灣人來說，距離還太遠。但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創造了台灣一般百姓與大陸人直接接觸的機會，於是隨著台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甚至在台灣著名景點野柳女王頭上，刻上簡體字的『中國常州趙根大』紀念到此一遊；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臺大打出手。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台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與其說台灣人認同台灣，不如說他認同的是台灣的生活----一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而不是有老師教導他說：『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孩子本該快快樂樂的學習，不該有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後，也不必唸著連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課本。 他畢業後，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國家裡遷移還需要辦理個暫住證。遷戶籍對他來說就像是便利商店買個東西一樣簡單，因為戶籍對他的影響，只在地方選舉時，選票上有著不同的候選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學入學考試，也不會因為他的戶口，而降低他錄取重點學校的機會。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會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他知道台灣的全民健保可以幫他分憂。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兩百名的醫院，台灣就佔了十四間，僅次於美國與德國。他只知道他不必對醫生包額外的紅包，只需負擔非常低的金額，就能享受如此高質量的醫療。 他的政府大樓，大門永遠是敞開的，門口的警衛見到你只會笑咪咪地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而不是先查驗你的證件。

他去辦理一個手續，志願者首先會遞上一杯熱茶，指引著他去抽號碼牌，之後他就可以坐在沙發上悠閒著看報紙，沒有人會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也不會板著臉為你服務，而是貼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國遊玩，不必為了申請檔而四處奔波，只需要輕鬆辦理護照就可以踏出國門。他也不必忍受繳了高額的費用，卻得到拒絕簽證的對待，因為他的護照可以在世界上百餘國暢行無阻。

他也不必擔憂昨天發的博文，會不會因為言論過於激烈而被刪除，在台灣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擔心買的房子七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連同土地，傳給他的子子孫孫。他也不擔心房子會被強拆，因為法律會保護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記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將冤情訴諸大眾，而不是含淚吞恨。他在台灣，雖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新聞，但他知道這些新聞會促進台灣進步。他更習慣看到新聞媒體對著政府的弊案窮追猛打，因為有盡責的媒體把關，人民更可以發揮選票的力量。

雖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劑等毒物，但他的政府處理態度，讓他相信他以後絕對不會再吃到。

他的政府官員，會因為被媒體批評官舍浪費太多電，向全民道歉，並且宣佈搬離官舍自費租屋，而不會聽到官員霸氣的向記者咆嘯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後把票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

他從小被媽媽教導對人要有禮貌，所以他習慣說對別人『謝謝』，當然對方也會很自然的回『不客氣』，『請』與『對不起』更常常掛在他嘴邊。當他在捷運搭乘電扶梯時，他會自動的向右靠攏。他也習慣為了一件事情而排隊等待。

他習慣生活在一個可以跟政府與社會溝通無礙的地方。他當對政府不滿時，他可以上街表達他的想法，政府也會和善的回應。他也學會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雖然他不是同性戀，但每年的同性戀遊行，他也會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書，不會看到刪節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不會有人事先檢查。他可以自由的連上網站，不會看到『Error404filenotfound』，當然搜索資料時也不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列舉出一堆台灣社會的『不好』，如台灣的民主還有很大的民粹成分，台灣媒體的新聞質量有待加強，台灣社會離西方的公民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等說不完的缺點。但台灣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有自我調的能力，我們都相信只要沒有外力刻意改變我們，台灣社會會越來越好。 所以與其說，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不如說台灣人不認同中國的生活，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台灣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愛上這樣的生活，這就是台灣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原因。

當然，他們也希望海峽對岸的人民也能跟他們過一樣好的生活。
說到這裡，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

儒學與民主

前幾年當杜維明先生在中央大學宣揚儒學之後，一位哲學系博士班修習政治哲學的同學舉手發問：爲什麽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沒有聽說哪位儒者拋頭顱、灑熱血的，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不斷地利用民主所賦予的權利來批評民選政府？杜先生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而具體的回答，畢竟他常年旅居國外。但縱觀中國儒家的歷史，當代新儒家會討論的儒者，爲了抗爭體制的合理性而下獄或被殺頭的，大概是零吧。被皇帝看不順眼而下獄的有一些；爲了皇帝而死而不管他是不是好皇帝的而出名的，則有宋代的文天祥與明代的劉宗周等人。大家都知道，金庸《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就是在諷刺這樣的倫理觀。只有為皇帝死的儒者，沒有為民主賣命的儒者，過去的台灣如此，過去的中國也如此，至於現在的中國呢？一樣的，恐怕那位質問杜先生的學生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從六四到現在，在中國提倡儒學的人數非常多，但在中國爭取民主的，就我所知，一位也沒有。

如果歷史所顯示的是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儒學裡這種和民主相異的倫理觀，適合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教導給高中生嗎？儒家倫理觀與民主相異的部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說，是一種極端人格倫理學，這種倫理學重視自我，而忽視倫理或道德的外在處境；第二點，也就是第一點的外顯結果，就是對於制度的倫理的忽視。而這兩點和我們如何定位儒家倫理學，以及在今天的民主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倫理/道德視野密切相關。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6。

鈔後：

哲學系博士生的提問，很一針見血。自五四以來，在反傳統的浪潮中，一與傳自西方的現代政治學與人類關懷——民主、自由、人權——相照，儒學即刻被貼上維護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的標籤。固然，儒學對華人社會文化、思想均有深刻影響，然而，在現代政治上，就如那位提問的博士生所表明的意思（不少學人均有此認知），「儒家一直在各種重大政治改革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這一點更是一直為自由主義者（如被中國列為台灣不得不認識的百人之一殷海光即是）所詬病。

所幸，徐復觀在這一議題上並不採取龜縮的態度。他曾經檢討儒學內部妨礙自己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曰：

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這一方面來看，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整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正因為這樣，所以雖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並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斷考慮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被覆之德，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上，不曾將其客觀化出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

這一深切反省，說明了何以儒家給人的印象大抵都是統治者的附庸、喉舌。至於儒家的理想，徐復觀亦承認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實現過。台大中文系陳昭瑛教授在徐氏《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本書裡，得出徐復觀雖然面對這樣的事實，卻沒有從「懷才不遇」的情緒為儒家辯護。徐復觀反而探進更深一層次的因素，認為儒家總是想從「君心」去解除「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即理念上「民」是政治的主體，而現實中「君」才握有絕對權力），亦即從道德上去解除此一矛盾；但是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則是從制度上、法制上去根本的解除此一矛盾。當時，殷海光讀到了徐復觀的反省，寫了一篇讀後感想，肯定徐復觀「承認制度化的重要。民主之從制度上解除中國政治上君民對立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較之『從「君心」方面去解除』，要具體而著實的多了。」但殷海光對徐復觀所寄寓的「聖人」、「聖王」則持消極的懷疑態度，畢竟「自古至今，無論中外，究竟有多少『聖王』，尤其令人懷疑」。所以殷海光最後認為今天的儒家寄希望於聖人、聖王是很不安全的（說得挺客氣），唯有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才是維護人民權利、福祉的真正安全辦法。

成聖之道和以理殺人

就個人的虛偽層次而言，朱熹一方面認為科舉之學不是聖人之學，卻又把自己的長子送給呂祖謙去補習，呂祖謙亦即當時的科舉補習班的補習達人。朱熹再怎麼樣還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通過科舉求得一官半職、維持家族是官戶的士人身分。這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對照他自己所提倡的聖人之學，難免讓人有言行不一的感覺。另外，明代的王守仁（號陽明），一方面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卻在一夜之間坑殺了幾千名投降的民間起義士兵。當然，在台灣實施集權統治的蔣介石也自認為是王守仁的信徒，還把草山改成陽明山。而他的政權，就是一方面搞政治鬥爭、奪人性命，一方面又以儒家式的中華文化宣揚者自居。這種種不誠實，在他們現在的追隨者完全以闡揚為詮釋的方法與方向，當然無法提出來反省批判。但難道我們就要讓我們的高中生在這樣的文化之中，消磨掉他們原來充滿活力的青春嗎？難怪現代中國的魯迅要說，這樣的文化，是一種吃人的文化，把人的生理事實還有一些重要的面向都吃掉了。而魯迅對於要把孩子推入這種文化的火坑中，只有一個呼籲：「救救孩子！」

魯迅做為一個中國人在中華民國的初年，就已經覺得陳腐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合時宜，而且造成人性重大的扭曲與傷害。在今天已然民主化的台灣，我們對於他的批評不但未加以適切的理解，想出對策，反而要把我們的小孩再推入這種吃人的文化裡。這是什麼樣的教育？為什麼要生理上正在經歷重大變化而心理上有著無數困惑的高中學生學習在中國南宋帝制王朝被集結而成的科舉考試內容？《四書》做為一整套的文本，有什麼其它文本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教育部為什麼要違反程序，不敢名正言順地列為必修，在原來的必修與選修又創造出一個換湯不換藥的「必選」？又《四書》到底是什麼東西？將之列入高中必選課程，到底是為了語文教育？文化教育？還是品格教育？還是它是全科教育？（在帝制中國，它的確扮演這個角色，而從部分支持者的發言來看，它們也還的確有這樣的信仰。）教育部的說帖一直將重點放在品格教育，但品格教育為什麼用的是語文教育的選修時數？語文比較好的人，道德就比較高嗎？回顧台灣的歷史，有那位中文系的教授或在中文造詣有公認地位的人，他們的品格真得為眾人所肯定嗎？

王守仁哲學的發展後來成了極端的人格倫理學，亦即以成為聖人的正確方法為第一義，不對的方法或認為自己無法成為聖人都是被指斥的。這樣的倫理學，一方面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可以做為討論的基礎，亦即我們無法判斷另一個人的內心光不光明？乃至於另一個人是不是聖人？宋明理學雖被認為是成聖之學，但從中國宋代以降一千年之內，沒有出現那一位真正被公認的聖人。這就說明宋明理學這種訴諸個人格物窮理或現在良知的內在能力，無法和客觀現實做有效的聯結，基本上不是一種社會倫理。另一方面這種哲學則會讓一個人以為瞭解或掌握了這樣的倫理原理，自己的道德地位就高人一等（或好幾等）。例如熊十力就認為自己的存活與「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妻女的則否，所以在危困的時候，自己應該有吃雞肉的優先權。這樣的觀念，在講究平權的民主時代，也應該被棄置。關於這兩點，前者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外在規範並不一致，後者則讓人常以道德為名而蔑視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很容易形成沒有道德的人就沒有人權的想法，而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有沒有道德也是出於個人判斷，而這和民主普遍人權、以明文規範共同生活的原則也是相違背的。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1、242、248。

鈔後：

從去年杪發生的陳為廷向蔣偉寧教育部長做出訴求的事件來看，衛道之士以及媒體者流漠視訴求內容，卻集中火力撻伐陳氏的「態度」問題。刻薄者甚至在陳為廷與教育部長說話時不用「您」而用「你」的瑣屑事上大作文章，卻對蔣偉寧發函各校「關心」學運學生的事絕口不提。如此雙重標準，避重就輕，就情滅實（道德情感的情），還真只有在標榜道德的文化社會背景下才會形成的「鄉願」心理。衛道之士的衛道公式是這樣的：

道德不及格—〉人格泯滅—〉發言無效。

從「態度」的問題先給陳同學貼上「道德不及格」的標籤，以此抹殺他的人格，人格被抹殺了，發言權利與內容自然就不置可否了。這一點，馬來西亞的衛道之士自然從不輸陣，譬如，對「超人」邱光耀的發言，專挑他的「粗口」來大作文章，試圖以此來抹殺他一切言論。這實在是中國自古以來文人之間最慣用的一種手腕，給你貼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標籤，你的社會地位從此就淪喪。對此，清人戴東原早就洞燭先機，明明白白說道：這就是「以理殺人」！

奇跡沒降臨，請「朝這開槍」

……運動初起時，母親唯恐我捲入其中。她說我現在的情況不比從前，我現在是拖家帶口的人，我妻子又沒正式工作，她的那份臨時工，以及孩子上附小的資格，還有全家人的住房，全靠我在交大的這個教職。人家學生鬧事，就是出了事橫豎不過一人承當，但我要是再和公安局打上交道，老婆孩子沒人管，受害的首先就是她。母親一再告誡我不要捲入學潮，她說我自進勞改隊到落戶農村，經濟上長期不能自立，把她拖累了十幾年。她說那時候她好壞還有工作，能拿出一點錢補貼我，但現在她已退休，就那一點退休金，難道我還要讓我媳婦和孩子再成為她的負擔不成！……

……除了校黨委始終堅守立場，不為形勢的激變所動以外，在西安交大，幾乎所有的組織，各方面的領導人物，都紛紛聲明表態，熱心支持學生在廣場上絕食靜坐。北京宣佈戒嚴後，老友安達來交大做鼓動學生的演講，演講完到辦公室看我，他很有信心地對我說：「老康，形勢的發展真出乎人的預料，現在共產黨的組織從政治局到街道辦事處全都癱瘓了，北京市人民若能抵制住戒嚴，說不定會出現現行體制全面崩潰的局面，一個和平演變的革命形勢很可能就要到來。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我們知識分子要拿出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氣支持學生啊。」對安達的形勢分析，我尚且半信半疑，但校園內的情況的確令我大受鼓舞。學生基本控制了交大校園，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在公開轉播「美國之音」的節目。我和本系的幾個年輕教師也在我家收聽國外電臺的對華廣播，總想從中捕捉到樂觀的變化跡象。……眼看趙紫陽已流著眼淚勸說學生，我們還在祈求奇跡降臨，期盼廣場上的學生能堅持到勝利的一刻。

奇跡並沒降臨，坦克的履帶壓碎了我們天真的期待。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廣播中聽到北京開始鎮壓的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說，昨晚戒嚴部隊在廣場上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隨後又聽了「美國之音」和台灣的詳細報導，我再也睡不下去，便起來騎上車子去校園轉了一圈。……回到家中，我給頭上纏起白布，在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寫了「朝這開槍」四個大字，讓妻子用大頭針給我當胸別在衫子上。我對妻子說，我要去參加遊行。……

……四日下午我們遊行回校，我躺在床上歇息，蕭憲突然走了進來。他剃了光頭，一進門就哽咽著對我說，交大的十七個學生為保護自由女神像，叫戒嚴部隊的坦克車軋死了，說著就大聲哭起來，眼淚一股一股往外涌。接著章藝也是光頭走了進來，我們三人淚眼相對，沉入極度的悲憤。……

——節錄自康正果《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溫情而哀忿的同理心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在北京海甸區的友誼賓館裡頭睡覺。電話響，太太聽，回來告訴我天安門開了槍，殺了人。我穿上衣服，騎自行車到附近的人民大學的大前門去。那裡學生設了廣播站，從市區各方回來的同學一個一個上臺說他們所看見過的事情：

「長安街上我看見了坦克車軋死七八個堵路的老百姓。」
「木犀地那裡開槍殺了許多人，包括孩子。」
「歷史博物館旁邊突然掃射，有人倒在街上，一會兒有幾個人回去幫那些倒了的人，突然又來一次掃射，回去的人也倒在街上。」

這種故事不斷地來，說故事的人有的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大聲哭著嚷；有的用很低的聲音，幾乎沒有嗓子，切齒痛恨。看到這種場合，聽到這種故事，不能不受很深的感動。我看了看周圍跟我一塊兒聽的人們。除了年輕學生以外，也有年紀大的人。有許多人很顯然不是知識分子。對面雙榆樹的鋪子裡的人出來了，馬路上開卡車的司機也停下來了。進城賣菜的農民也過來了。我也注意到，我不是唯一的外國人。有幾個法國學生，兩個非洲學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本來很不同的、在日常生活裡頭對各種問題會有很多不同看法的人們，那天，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之下，都顯得出非常相同的「良心反應」。我看到一個中國農民，他看到我的眼睛；我再看到一個法國學生，他也看到我。幾個人的眼神兒都是一樣的。我不認識那位農民，也不認識那位法國人。但那天我們都覺得親切。不需要說話，也不知道話怎麼說，但就覺得親切。

——節錄自Perry Link（林培瑞），〈人權的普遍性〉

黃金歲月

某次與老師閒聊，言談中說及馬來西亞的民生時事。這時，老師不自覺說出了凸顯對於自己生長環境一種自信優越感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你看你們東南亞，那麼落後，才會這麼的不方便」。我聽後只是笑笑。

一我知道老師經歷過那一段很叫台灣人驕傲的黃金年代，所以即便經過了二十年，這一輩人，對外面的世界（尤其「東南亞」一帶）仍然停留在那一段黃金歲月的想像。

二就我的感覺上來說，台灣人普遍上比較傾向「寶島思維」，對外面的世界，大抵不聞不問，看起來安居樂業，瀰漫著一種「今夕何夕，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祥和氣氛。

三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在民主自由人權這一概念的認知上，雖然目今對於這普世價值的實踐與把握台灣正在步步消褪，但相對於「東南亞」，還是進步的。而且就交通便利、書店林立、藝文活動還有化妝打扮所引起的高度回頭率這幾點上來看，台灣的確更容易叫人鍾意。老師確沒全然說錯。

因此，我聽後，就只是笑笑。

備考：潘婉明〈問題出在「東南亞」〉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7632:&Itemid=202

「又是政治的把戲」——讀《兩個故宮的離合》

一、故宮文物與所謂道統

「中華民族的文化有一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千年歷聖相傳的道統，共匪想在文化大革命時將這道統文化連根拔起，但終究失敗。愈想破壞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愈是發光發熱。因為有共匪的文化大革命，才有（蔣）總統的文化復興運動，總統從孫中山繼承道統，就是繼承孔子的道統。」

這段話出自蔣介石在位期間擔任台北故宮院長的蔣復璁之筆。行文充分闡釋了蔣介石繼承文物的政治性意義。「道統」云云，乃自唐人韓愈之手正式發揚。他當時自詡繼承了孔孟以來的「道」，亦即儒學正統。直到宋代，在道學家手裡，「道統」才愈加地被大大炒作。再到國民黨蔣介石之手，國共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已敗無可敗，在逃來台灣時，一併將故宮文物給挾過來。道統的精神，於此便表現在反映天意、追求美學的書畫、銅器和瓷器上。因而故宮在一九三三年離開北京時，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了以下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說得冠冕堂皇。

然而，事實往往沒有字面那麼好看。

二、搬遷文物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中國，國民黨便開始從北京南運故宮文物。故宮文物從此沒一刻閑下。國民黨節節敗退，在「遵循」蔣介石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偉大戰略」之下，從南京逃到湖南、貴州、四川等地，文物也同樣「疲於奔命」。根據本書作者野島剛的記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文物在一九四七年回到設於南京的故宮分院。這十四年間，這些文物經歷了一萬公里的旅程。直到國共爆發內戰，文物終於橫渡台灣海峽運抵台灣。

基於人道立場，這一不合理搬運的決策，因其勞民傷財，在北京時就已經備受爭議。這就如一個家發生火災，為人父者，即使家裡藏著十代祖傳的古董，在還沒將愛妻愛子救出之前，也不該先考慮古董的存亡。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視人如草芥。不過，理解了它背後所隱含很濃厚的政治意味後，就會知道這不合理搬運的決策對蔣介石而言是勢在必行的。奈何耳食淺薄者卻大抵認為蔣介石此舉是非常公義非常偉大的。

或許，國民黨真有保護文化的意思，但是，正如作者所說：「失去中國大陸的人自稱是中國的主人，無論是從誰的角度來看，都顯得不太真實。此時需要一個讓世人接受理解的象徵，而集中國五千年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宮文物，正好具有這種意義。」換言之，這其中隱含了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判斷，才會耗費鉅資將文物遷運。這本書正是基於此一思路，借由檢視故宮文物的足跡，希冀解讀這個政治判斷的個中內涵，透過故宮的故事，讓讀者瞭解中國近代及現代歷史，乃至於理解中華民族的政治與文化關係的真正精髓。

三、故宮與大中華主義

在正式記述兩個故宮的點滴前，作者站在宏大的視野下，提出了他對故宮的觀察。世界著名博物館，如法國的羅浮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等，收藏的文物不僅是西洋的東西，還含括中東、亞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絕非浪得「博物」之名，他們多元的收藏值得誇耀。雖說收藏品亦背負了殖民地經營及侵略的負面歷史，但無損於博物館的價值。然而，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宮，幾乎看不到中華文物以外的其他亞洲各國文物（也許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鮮、東南亞等使節贈送或進貢的禮物）。這裡有的是僅以中華文化為對象的「單一文化」博物館。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故宮可謂是「大中華主義」的投射。中國自古便有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以為己身文化最優良，能夠感化「動物性」未脫的蠻夷異族，使其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因此，對其他民族的文化大抵都抱著排外、不屑的態度。然而，作者在書中提出了有趣的觀察，即：「台北故宮的所在地是台灣，卻很難在台北故宮看到台灣文化的任何片段。在參觀者的腦海中，可以閃過創造中華偉大的歷史文物、投注心血的藝術家及工藝家，但是跟台灣的歷史、文化、民眾生活等有關的層面，卻是造訪台北故宮所體會不到的。」

四、政治與文化

一代文化名人張元濟曾說：「余喜蓄書，尤嗜宋刻，每一展玩，心曠神怡。余嘗言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所托，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貽。抱殘守缺，責在吾輩。」確然，政治與文化是分不開的。儒學與忠君、讖緯與今文經學、唐詩與試帖、四書與八股、考據與文字獄、公羊學與經世致用等，其興衰率與政治氛圍息息相通。

梁啟超曾指出，傳播現代文明有三個利器：學校、報紙、演講。此三者也正是文化所最賴以傳播的工具。掌權者爲了有效宣揚其思想意識或所謂理念，更不會忽視這三大利器。因而塗脂抹粉地、暗度陳倉地盡可能有效利用它們。在政治強權底下，則簡直就是直接受控：一連串與其相關的法令，或束縛或遙控，使得有些爲了飯碗的相關人員，有時會先進行自我審查，以求不違逆掌權人的意識形態。世華集團之下的《星洲》等，便是顯例。在看起來相對民主自由的台灣，他們的平面媒體，背後也各自被政黨的陰影所籠罩。

自然，台灣學界因為要符合國科會的「期待」而必須順從地提出相關研究，還有多少年國教的決定，以及台文所、客家學院的成立，它們與政治之間的瓜葛，更是剪不斷理還亂。在馬來西亞的學界，有學者爲了獲取某政黨的經費，也一樣按照政黨所希望的方略進行研究。此正如作者所言：

從廣義來看，政治的庇護對於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政治，文化得以振興；因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破壞而無法挽回。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破壞了許多藝術和文化。這種透過否定文化來否定政敵的行為，在世界歷史上也非新鮮事。創造文化雖然是個人的藝術行為，但對於文化價值的評價卻也經常在政治浪潮中擺蕩著。

五、台獨vs統一：去中國化？

至此，我大約能夠理解何以「深綠」的「台獨派」那麼汲汲於去除中國化了。這是因為，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是分不開的，尤其是中國這個自古便以儒家作為主要政治指標、生活倫理、宗教情懷的「政教合一」的國度。很多時候，文化是作為意識形態成為掌權者謀取自身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工具。爲了獲得獨立，首先就必須去除象徵。譬如愛爾蘭自英國獨立時，也以愛爾蘭語作為與英國區分的界限。東亞在以前大抵皆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和日本也同樣創造了屬於自己國家體系的語言，以此與中國做個區別。此外，越南語也曾以漢字表記，現代則使用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再添加若干個新字母及聲調符號的國語字書寫。儘管在血脈上仍能探索彼此的內在因緣，但是，只有從象徵意義上與原本影響自己很深的元體分化出來，在民族色彩下才更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特色。上個世紀魯迅等人提出廢除漢字的倡議（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以及兩年前發生的蔣偉文嗆黃春明事件，在有了這一番「政治—文化」複雜關係的領略之後，對兩者的作為反更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由此，以台北故宮來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意識，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角度。比如，作者記述，民進黨政權在二〇〇四年時進行了台北故宮的整修工程，把孫中山的銅像從正面門廳移走，放在戶外風吹雨打。國民黨在取得政權之後，立刻修復銅像，二〇一〇年起改放在展示館的正面，成功「復活」。復活的孫中山銅像與聚集在此爭相與國父拍照的中國觀光客（二〇〇八年五月誕生的馬英九政權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政治協議取消了原本不准中國觀光客訪台的嚴格限制），說明了政治對於文化的巨大影響。作者又說，台灣在這十年當中，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政黨在文化的對決上，展開激烈競爭。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後，提出了「故宮改造」的計劃。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背負著故宮所象徵的中華文化，民主進步黨借著改造故宮，試圖否定中國國民黨長久以來所灌輸的「黨即國，國即黨」的威權存在。

另一例子，便是臺北市的自由廣場。在二〇〇七年以前，廣場牌匾原題「大中至正」，出處是來自王陽明的《傳習錄》——「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但其實和「蔣中正」的造神運動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二〇〇七年末，民進黨毅然卸除「大中至正」四字，不管背後含有什麽政治目的，這一卸除至少是可以阻止一個獨裁者在一個正常民主國家裡成為大神般被萬民崇拜的滑稽現象。唯有如此，政治自由的香火才有望在這塊土地持久縈繞。否則，兩千多年以來「主子—奴才」的意識形態將會繼續在這個華人民主國家陰魂不散，同時也會更坐實那些爲了己身利益的政客與幫閒文人所說的「華人世界不適合民主」。

六、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野島剛，二〇〇一年曾到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其後便回返東京本社擔任政治部記者。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作者發揮他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專長，從這本書探討「兩個故宮」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發展，追溯錯綜複雜的過程，探究至今仍千變萬化的故宮背後，究竟串聯了什麼樣的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領袖的思維判斷。透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犯結構的樣貌。同時，對於一九六五年台北故宮在台復館的過程、台灣民進黨政權對於故宮的改革嘗試、中國近年大量搜尋追回文物的熱潮，以及二〇〇八年台灣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等，亦成為本書重點所在。

群眾是糊塗的

毛澤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一名句，我向來不信。如果在他治下的人民眼睛真是那麼雪亮，中國過去就不會有不切實際（理想？）的「人民公社」、傷亡慘重的「大饑荒」、泯滅人性的「文化大革命」、血洗學生運動的「六四事件」（鄧小平任內）出現，今天更不會落至如此田地——毒奶粉、地溝油、網絡受控，更別說什麽基本人權、新聞言論自由、出版法令等正常國度不會出現的限制。反而由此證明，群眾是善忘的。因為善忘，所以糊塗。因為糊塗，所以容易受騙。醫治受騙的良方，除了平時多提醒自己隨便繙繙，也要多做一點反顧。不過，說是這麼說，一旦犯糊塗，要擋都擋不住。

重看香港舊年「回歸」十五周年的特製短片，以此觀照目前身處之島也好，還是遠在南洋的半島也罷，「東海西海，心同理同」這八個字，不時閃現。

「世間上最厲害的魔術，其實就是用一粒糖果，換走你最核心、最寶貴、最重視以及最有價值的東西。」
「你是一個魔術師，最擅長說謊。可是你最厲害的是：人們明知是假的，也會沉默接受。你說，我應否繼續相信？」
「若一國兩制不存在這些謊言，可令你感覺良好，你大可繼續欺騙自己。懂得自欺欺人，是否便快樂一點？」
「諷刺、幽默，向來是言論自由的重要一環。它們尤其重要，當民主受限制或在專制政權管制下。而真實的情況是，專權政府的審查人員都沒有幽默感。所以當出現諷刺言論，其用意人人都明白，除了審查人員。」
「有時諷刺只是爲了嘲笑失信於人的政府，或政府雖未失信，仍應不時被挖苦，以保持其公正不阿。有時嘲笑的手法會令人感到不快，但是，若保持自由的信念，便得接受這是政治氣候的本質之一。」

拒絕遺忘

一

魯迅有一名篇，篇名〈淡淡的血痕中〉，副題「紀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文章劈頭就說：「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他暗暗地使天地變異，卻不敢毀滅一個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穠；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這是他爲了紀念那些在1926年3月18日和平請願卻慘死在段祺瑞流血鎮壓之下的民眾而寫的紀念文字。

這世上有沒有造物主，人言言殊。死者死了會否去到造物主跟前，也人言言殊。然而，我是大抵懷疑的。假使真有造物主，對於馬來西亞最近發生的慘案，祂老人家怎麼就不作聲。看來，唯有生者能夠紀念死者，死者的死，與造物主大抵是不相干的。

為此，帶著一點「拒絕遺忘」的念想，寫下這微不足道的文字，借此提醒以後的自己，他朝所獲得的安詳與融洽，乃是建立在多少人的血汗——生的、死的、哭的、怒的——之上。那些在不公體制下犧牲了的人們，只要一看現場所拍的照片，一幕幕的慘像，比之《玉曆寶鈔》所展示的地獄酷刑圖還要殘酷幾十倍，是要讓人深感錐心的。

但是，我們卻不得不看。

二

古甘（Kugan Ananthan，1987年—2009年1月20日），男，享年22。
2009年1月15日，古甘因涉嫌參與盜車案件而遭警方逮捕。五天後（1月20日），在雪蘭莪的首邦大班USJ8警局扣留所內離奇斃命。屍體背部、手腕以及頸項發現多處深淺不一的瘀傷、血痕。

趙明福（1979年—2009年7月16日），男，享年30。
2009年7月15日，趙明福被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以證人身份帶到反貪局協助調查一宗選區撥款事件。隔天下午，原打算在7月17日與身懷六甲的未婚妻到註冊局註冊結婚的趙明福，卻發現他在反貪局辦公樓隔鄰的五樓屋頂，橫陳斃命，官方說法是跳樓自盡。他的屍身，除了頸部和身體有傷痕，腳踝、肛門亦有疑遭尖物穿刺的痕跡。

達門登（N. Dharmendran，1982年—2013年5月21日[？]），男，享年31。
達門登因涉及一場毆鬥，前往富都警察局報案，卻在5月11日被警方扣留，從此一去不回。直到5月21日延扣期滿為止，警方通知家屬他已經在扣留所死亡。家屬在遺體發現明顯的虐待痕跡：背部留有多處鞭痕，雙耳、雙腳腳踝發現訂書釘，死因疑為受到鈍器狠毆所致。某人權律師稱，這是自2009年古甘案後，所看過最嚴重的扣留所死亡事件。然而，是不是最嚴重，已經沒關係了。因為命沒了，就是沒了。

姆魯甘（K. Murugan，1976年—2013年5月5日[？]），男，享年37。
在朋友的介紹下，姆魯甘在第十三屆大選期間（4月18日—5月5日）擔任一位公正黨候選人的助選保安人員。擔任保安人員第五天，便接獲電話及電郵恐嚇，要姆魯甘離開該候選人，否則將遭不測。無所畏懼的姆魯甘自然是不予理會。奈何，5月1日深夜從家裡出門，自此一去不返。直到5月5日傍晚時分，他的屍身在廢礦湖裡被發現。鐵絲網緊緊捆著雙手雙腳，同時綁著重達52公斤的金屬，身上多處瘀傷，初步調查說明死因乃由於頭部遭受重擊。這是五年前三〇八反風吹起後繼趙明福後第二宗政治殺害事件。

涂亚眉（1941年—），女，現年72。
爲了爭取關閉萊納斯稀土廠與武吉公滿金礦停止山埃采金，4月26日開始絕食，以示抗爭，至今（5月24日）已29日。5月20日，前往國家皇宮，向國家元首上書求助，要求陛下介入指示政府關閉萊納斯稀土廠。奈何，面對一個空蕩蕩的象徵體，涂阿嬤的上書，到底只能付諸東流。然而，她的堅持與努力，讓更多冷感的人，因此變得更有溫度。

（這裡謹向涂阿嬤以及昨早被控煽動推翻偽政權的阿當阿里遙遙致敬。）

三

以上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滿溢著悲慘、死亡、哀愍、殘酷，令人無法正視。稍一斜視，如千斤石般的沉重感就會直擊胸口。

正當以為自己快能消化前一宗悲絕人寰的慘象時，「嘭」一聲，又有另一宗命案發生了。究竟還需要經過多少忍耐，這種不合理的行為才會停止？抑或必須等到所有人的感官神經都麻木了，能夠從口中淡淡說出「哦，又有人死了」幾成公式化的語句時，才甘願罷休？

無奈，這社會還是存在一些「青青菜菜」的人，對這些慘像大抵視若無睹，以為不值一哂，反正事不關己，日出日落，生活照過。我曾經也是「青菜黨」，以為凡事不必太較真，只要「別惹事」、「過得去」、「差不多」，儘量讓自己沉浸在自以為美好的偽舒適環境裡，就得了。因為，「把眼光從犧牲者身上轉開，當然是比較輕鬆的選擇。不讓這些事情惡狠狠地打斷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夢想、我們的希望，當然也是比較容易的事情。畢竟，捲入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之中，總是讓人覺得不自在、覺得麻煩」。但是，這畢竟是自私的。自私，表示著變相地在默許不合理事件的發生，滋長卑鄙行為的蔓延，因而不知不覺地與敵人站在同一陣線，到最後，讓它吞噬了也懵然不知。

四

昨晚，和大學幾個友人群組聊天，說及這幾天發生的慘像，H君說：「2013有今天，我覺得都是我們這一輩的錯，那責任我們擺脫不掉。醒得太晚，知識不夠，參與不夠，顧慮太多，溫室習性太深重。這是我對我自己的批判，我的情緒快過我的判斷，無力感就出來了。今天發生的這些事，我看那面書牆，轉發我愛你你愛我的、轉發美食大餐的、轉發感恩生活舒適美好的、旅行遊樂的、愛情故事短片的、偶像演唱會的、叫賣美容產品的，覺得又可悲又可恨，悲的是那些都是我的朋友，恨的是這樣的一群每一代都有，而且占大部份，甚至我自己也是一份子，脫不了干係。情緒很多，開始覺得好像做什麽都沒有用，知道這樣想是不對的，但我確實是已經這麼想了，念頭是最誠實的。」

我能理解H君的無力感，畢竟死亡是很沉重的。然而，死者雖然已經死了，但若還不能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是真的死了。我記得一位先覺者說過，一個真的人，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因為，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只是一件事的開始。倘若看到犧牲的鮮血而遁入虛無，這是要中了當權者的計的。就讓這股恨意、這股悲憤、這股念頭，化為勇敢、努力、擔當的動力。最起碼，儘量影響身邊每一個人，提高對時事的關注，來直面日益魔化的納偽政權。

五

1969年5月13日，爲了己身的利益，偽首相之父發動了一場「種族暴亂」，以先輩的鮮血，延續英人分而治之的政策，深刻劃下三大族群之間的「種族」界限。當時流下的血，如今已經風乾，在父輩的心裡，留下難以磨滅的印痕。在這淡淡的血痕中，有人已經走出來，有人還沒走出。

寫到這裡，我聳聳肩，站立起來，離開電腦桌，走到窗邊，看看窗外，夏風在一地慘白的月色之間呼嘯悲鳴，心裡不禁感到一陣冰涼。我悲哀於自己如今身在國外，悲哀於自己只能透過電腦關注家園動態，悲哀於自己知識的貧乏而不能作出更有力的批判。只好走出讀書間，到紀念碑眺望台看看，希望站在最遼闊處，眺望南方一霧慘澹的馬來半島。隱隱中，似乎看到那些妖怪們在暗夜中共舞。但是，光明總是要來的。正如黑夜之後的亮白，必然光臨大地，妖怪想遮也遮不住。

謹希望，在紀念佛陀誕生、成道、涅槃這一日，帶著深沉的悲憤與無盡的希望，走向自由與和平的有情世界。

————————
補遺：
公正黨助理離奇斃命1個月，家屬恫言前往武吉阿曼抗議
喊冤成為姆魯甘命案通緝犯，前同事赴警局報案反被逮捕
三萬黑衣人力促選委會總辭，青年軍恫言施壓不成不拔營
國會大廈外手持布條含淚請願，姆魯甘母親要特委會徹查命案
促勿政治化或渲染姆魯甘案，霹總警長指已扣十二人協查
姆魯甘命案逾年沈冤未雪，挺明福運動抨擊警方無能
上诉庭推翻明福悬案裁决！法官判反贪会官员涉及致死
槟城九个月七宗扣留所命案人民之声：戴手铐如何跳楼？
達門登命案證據不足，四警員獲得無罪釋放

過則順之

《孟子·公孫丑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真的沒有新鮮事……

哲學的實現消解了哲學，理想的實現消解了理想

「高於」感官的「絕對」事物，如真、善、美，是無法把握的，因為沒有人具體知道那是什麽，在行動的片刻，這是最先使人懊惱的事情。當然，對於絕對事物，每個人都大致有個概念，但各自有不同的想像。西方哲學最後的思想家終究是想掌控行動，卻由於行動取決於複數的人，西方哲學遇到的第一個災難就是要求統一性，但除非是在專制政治底下，否則統一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其次，爲了有助於達到行動的目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是那絕對，譬如種族，或沒有階級的社會等等。諸事皆得宜，「什麽都可以」。現實對於行動似乎不構成任何阻力，一如任何冒充內行的人所能想到的最瘋狂的理論。每件事都是可能的。第三，若將絕對事物，比如正義，或一般而言的「理想」（像在尼采那裡）當做某個目的，就會先使不公不義、禽獸般的行動成為可能，因為「理想」，即正義本身，將不再是衡量的標準，而變成這世界中可以達成、可以成就的目的。換言之，哲學的實現消解了哲學，而「絕對」的實現也將絕對從這世上徹底消除。如此到了最後，人表面上的實現是把人給徹底消除了。
——漢娜鄂蘭《思想日誌》一九五一年九月（蔡佩君譯）

【轉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知識分子談劉曉波案

作者：上海特約記者沈愚

劉曉波被判11年重刑之後，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徵得同意後，將許多中國知名知識分子對劉曉波被判刑的看法在“推特網”公佈出來。

杜小真的看法：因為思想和提出問題而獲罪，在今天只能解釋為對思想言論自由這現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的褻瀆和挑戰。況且零八憲章，在沒有簽署的我看來完全是善意和建議性的，如果連這都不能容忍，真是太可悲。我並不完全同意劉曉波的一些觀點，但他發表觀點的自由絕對應該受到保護。

賀衛方的看法：不久前，某海外傳媒來電採訪，問我對於劉曉波的十一年之罰。我沒有好氣地說：“我欲無言。”對方問：“難道說你不覺得十一年太重？”我反問：“難道說判三年就適當麼？對於根本無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罰都是冤獄。再說，你真以為他會在牢裡服滿十一年？”

余英時：劉曉波先後入獄三次,一次比一次光榮，這次最光榮。中國史上有一個光輝先例范仲淹，他“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貶放三次。一次送行，朋友們說：此行極光。第二次大家說：此行亦光。最後一次說：此行尤光。他笑答：仲淹前後三光矣。這便是今天的劉曉波。

梁文道：說劉曉波是“異見份子”，但什麼叫做「異見份子」呢？一個正常的社會本該有許多不同意見。我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等地方見到知識分子勇於自命“異見份子”，以志其異；但在緬甸、伊朗和中國卻見到無奈被封的“異見份子”，幾成罪名。可見只准一種意見是正見的國家才會有劉曉波這種“異見份子”。

王曉漁的看法：我不會翻牆，沒有在大陸媒體上看到報導。我堅信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因為幾篇文章將在鐵窗之內度過11年，是少數敵對勢力製造的謠言。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國家，怎麼可能允許這種違反法治的事情發生呢？希望廣大善良的不明真相的群眾，睜開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謠言迷惑。

郭于華的看法：08憲章表達的是公民最基本和正當的權利要求，而且提倡以溫和改良的方式推進社會進步，道出常識何罪之有？即使說的全然不對，也不可以因言獲罪。判劉曉波有罪才是真正的顛覆國家政權（合法性）之罪，而且是對社會良知和人類文明的挑戰。

新左派學者黃紀甦的看法：坦率地說，我對劉曉波有過很多批評，但是現在不應該以言治罪。這個例子不應該開，開了不是一件什麼好事。

朱學勤的看法：“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堅決捍衛你發表觀點的權利”，這是文明共識，法治底線。以言治罪，置文明於何地？置憲法於何地？籲請最高法院介入，駁回此案，維護文明，維護憲法尊嚴。

來源：http://www.rfi.fr/chinois/actu/articles/120/article_18416.asp

漫說，吉蘭丹，與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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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demo是你，kawe是我，dio是他
吉蘭丹語，只屬於吉蘭丹人
我們不是排外，就只是
它已成為了我們吉蘭丹人的紐帶
噓寒問暖、斜陽鄉愁、budupetai
——的紐帶

如果你來到吉蘭丹
歡迎一起吃生葉沾魚露
泡teh boh吃keropok
還有我們引以為豪的nasi kerabu
這些都是我們的日常飲食
也是遠走他鄉的遊子心心念念的鄉愁

傍晚時分 我帶你到月光灘放我們獨特的Wau Bulan
看看吉蘭丹人 在沙灘上 在夕陽下
在你們眼中所以為沒有娛樂沒有文化罪案率高的不毛地帶
卻有著不同膚色不同文化不同母語的我們
是如何地融洽相處 嬉笑逸樂

去逛街買東西 我們不叫五角錢作lima puluh sen
我們叫samah
歡迎一起使用我們的吉蘭丹語
 
二
bangso是民族，bahaso是語言，puok是幫派
Bahasa jiwa bangsa，這句盛行於馬來西亞的名句
譯介過來，便是
語言者，族魂也。
吉蘭丹人的語言 除了自家母語 便是吉蘭丹語。
吉蘭丹語 代表了我們吉蘭丹人的州魂。

出去外地，大家都是anok Kelate
見面之初，最直接的認證，便是吉蘭丹語
oh~demo ore Kelate jugok? dari Kelate mano?
（哦，原來你也是吉蘭丹人，來自吉蘭丹哪裡啊？）

外地人 看到幾個kecek Kelate的人聚在一起
就會說我們是puok-puok Kelate
因為 我們的bahaso Kelate
是連 外州的馬來人，聽到了
都要覺得莫名其妙的外星語。
在我們，只覺得親切，是如此溫厚
仿佛，只要從舌粲綻出 berbunga-bunga的吉蘭丹語
在這麼一瞬，adik-beradik的果，就會結出來。

三
kecek是說，ngeji是污蔑，nate是禽獸
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
不能慶祝情人節
沒有文化 沒有娛樂
女藝人不能上臺表演
艾滋病、毒販、強姦案
乃至將雪隆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都歸咎於吉蘭丹
凡此種種非人性的浪言
我看了 只是輕蔑一笑

出生於吉蘭丹的馬華黨員們
不知你們 看到自家豬朋狗黨 爲了競選
製作了這麼超水準的短片
說出了如此高智慧的指控
究竟會怎麼想
反對？噤聲？默認？贊同？
到頭來 你們也是幫兇？

你們ngeji回教黨 那也就算了
你們污蔑吉蘭丹 鼓吹地域性歧視
那我 不禁要問
你來過吉蘭丹嗎
你在吉蘭丹住過幾天
你有來自吉蘭丹的朋友嗎

或許 我應該邀請你們
邀請你們來到吉蘭丹 一個叫Rantau Panjang的小市鎮
看看有著華人傳統建築特徵的清真寺*
看看我的家 華人的家 如何以吉蘭丹語
與不同膚色的左鄰右舍
嬉笑怒駡 家常閒話
*那裡的清真寺叫Masjid Beijing
初次見到 還會以為 那是媽祖廟

至於全東南亞最高最大的站佛、坐佛、臥佛
能和基督徒、伊斯蘭教徒 和諧共處
這一點 想必你們也早就耳聞了

然而 你們的所作所為
如果以nate來形容 恐怕侮辱了禽獸的美名
要是禽獸知道了你們這種濫行
會說我們聽得懂的語言
在指責它們喪失了“動物性”的同伴時
怕也會罵道：你這個“馬華黨員”！你真是“國陣”都不如！

是的 與其繼續被連禽獸都會唾棄的淫亂教主來代表華人
繼續讓饞食了這國家五十六年的嗜血魔秤吃到沒骨剩
那我寧願繼續讓月亮進駐我的心 站在“保守”卻溫暖的青光白日下
以手中僅僅的那一票
守護著 我生命的安慰
——吉蘭丹

轉帖彭明輝先生「這樣子的一流大學？呸！呸！呸！」

說的雖是理工科，但其中批評的觀點，與我們目今的人文學界庶幾近之。譬如這一段：

系上徵教師，一位拿過吳大猷青年學者獎的本土產博士來應徵，著作等身，年紀小我十歲以上，論文數量超過我一倍。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受過量產訓練的人，到處都是一稿多投的痕跡，至少灌水五倍。再仔細讀論文，這個研究控制的人卻連最基本的控制理論都搞不清楚，專門玩一些最新穎的噱頭。我在初選時把他剔除，卻被迷信「吳大猷青年學者獎」和論文篇數的同事把他拉進來，堅持要給他口試機會。口試時我不在場，只聽同事轉述在現場聽到的一句耳語：「彭老師真的很厲害，不用見到本人，就知道他的觀念薄弱，論文灌水。」

「專門玩一些最新穎的噱頭」可以和我們的「大肆使用西方理論」齊觀。西方理論之發生有其社會背景歷史原因，與東方的文化脈絡不盡相同。沒有這一點認知而一昧套用，無異於張冠李戴。但這世上糊塗的人是占了大多數的，所以此輩中人往往就不怕沒市場，祭出幾個看起來深奧艱澀的理論字眼，就唬得眾生目瞪口呆，屁滾尿流。糊塗得無可救藥的生靈，簡直就直接頂禮膜拜，俯首稱臣，奉為圭臬，看成一代宗師。

見：這樣子的一流大學？呸！呸！呸！

成見

一般人，在較少的時間對於自己底知識發生懷疑的反省。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以內，都以為自己底知識絕對可靠。各人底知識，或來自感官，或來自傳聞，或來自傳統，或來自集體，或來自測度。一般人對於由這些來源而得到的知識很少經過理知的過濾作用。於是，這樣的一些知識，沉澱到意識之海底，就變成所謂成見。新來的由感官而得的知識材料，由傳聞而得的知識材料，或聯想而得的知識材料，就在這些成見的沉澱基礎上生根。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年紀大了，就成為成見累聚起來的珊瑚島。珊瑚是很美觀的。許多人之愛護其知識亦若其珍愛珊瑚。凡沒有反省思考的訓練與習慣的人，最易堅持他們底成見。這類人底知識，較之有反省思考的訓練與習慣的人之知識，是更與情感、意志、好惡，甚至於利害關係糾結在一起。所以，你一批評到他底知識，立即牽扯到他底情感、意志、好惡，甚至於利害關係。可巧，這類人底知識偏偏常常是最不可靠的，偏偏常常是最經不起依經驗來考驗的。於是，他們底知識之錯誤由之而被珍藏。而且，如果種種外在條件湊巧，他們再依此錯誤做起點向前發展，那末人類古今的大悲劇便可由之而衍生。
——殷海光《邏輯新引》。

自由廣場

Negaraku,Tanah tumpahnya darahku.
Rakyat hidup, bersatu dan maju.
Rahmat bahagia, Tuhan kurniakan,
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
Rahmat bahagia, Tuhan kurniakan,
Raja kita, Selamat bertakhta!
（我的國家，我生長的地方。
各族團結，前途無限無量。
但願上蒼，福佑萬民安康。
祝我君王，國祚萬壽無疆。
但願上蒼，福佑萬民安康。
祝我君王，國祚萬壽無疆。）
——馬來西亞國歌Negaraku（“我的祖國”）

中學畢業後，有多久沒正式唱完馬來西亞國歌了？這幾年間，總共有三次，我竟是在台灣唱完這首歌。地點永遠如一，那便是極具象徵意義的“自由廣場”。

來到自由廣場，只見人影疏疏落落，場內的鴿子剛好填補了這份空疏。

自由廣場的天，依然是陰陰的天。按理說，台灣的四月天，該是風和日麗的。但這幾天卻陰得厲害，連合該在這個月怒放的櫻花，也早在上個月尾，草草謝幕。

氣候，不再是以前的氣候。

自由廣場的牌匾正是題作“自由廣場”四個大字。在二〇〇七年以前，原題“大中至正”，出處固然是來自王陽明的《傳習錄》——“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但似乎和“蔣中正”的試圖被“神化”也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幸，二〇〇七年末，綠營政府爲了祛除蒋化，毅然卸除“大中至正”四字。我想，這一卸除，除了帶有新故替換的意味之外，同時也代表著獨裁思維的正式落幕，政治自由的興旺延續。

然而，政治自由絕不是終極目標，它只是一個起點，一個建立美好社會的先決起點。它就如台北的自由廣場，看起來廣袤舒心，但是，卻只是什麽都沒有的一片地基。

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在政治自由這片廣場上，首先要擺脫的，是經濟需求的壓力。沒有了這一層壓力，才能好好的建設心靈和陶冶精神，以求獲得更幸福的美滿生活。試問，連這一點自由都不願讓出來的執政黨，略見端倪便極盡摧殘之能事，又如何肯讓經濟、教育、媒體、文化、宗教都自由自在地平等發展呢？

政治自由，這座島嶼已經有了。而遠在南洋的那片土地，則只是在有望獲取這份自由的起步。

終於，唱完了國歌，正要解散之際，低頭一看，腳邊有幾根鴿羽。俯身拾取，心中浮起了這幾個字：自由廣場無所有，憑君翱翔寄自由。

天佑大馬！

國會解散，普天同慶

星期三早上，國會一宣佈解散之後，我一整天渾身不自在。心焦情急，不知該如何是好。

平時，在朋友堆中，所談的話題，除了書酒女佛，還會略及政治，尤其五年前三〇八吹起了一陣反風後，更是不少人茶餘飯後的談資。當然，我對政治觀察不敏，對國內很多議題，不過一知半解，所依憑的政治理論，都只是「書呆子式」的背書——知少少扮代表。反正，只要站在普世價值的立場上，從人出發，凡不合理於人的，便大言炎炎。例如，過年回家時，碰到幾個正在當實習教師的準「公務員」朋友，聽他們對待投票的態度時（「不投執政黨，就會被上面動手腳，如調去偏遠地帶執教」），便會忿忿不平地夾敘帶罵了好幾回。

然而，這段期間，每當有朋友問我：來屆大選會不會回去投票。我大抵答道：「看什麼時候吧。要是能在假期期間就好了。機票很貴啊。不然如果亞航送票，我肯定回去投！」並且不忘為自己補上這麼狡猾的一句：「而且我的所在是吉蘭丹州。吉蘭丹向來就是反對黨的堡壘，即便我不回去也不要緊的啦。」不止求取「心安」，連「理得」也要一併收攏。在這「心安理得」的背後，閃耀著「七八百塊馬幣，夠我買好幾堆書了」的自私心態。

這是很鄉願的。

該來的，始終要來。國會竟然就真的在前天解散了。

我知道，這一解散，所代表的意義，與過去五十多年來，是非常不同的。我也知道，馬來西亞的命運，是天堂還是地獄，經此一役，會立馬分判（當然天堂地獄只是簡單的劃分，黃金世界？還遠著呢）。我更知道，我以後，仍然會定住在這個家園，一個目前正在步向滿目瘡痍（單單治安敗壞這一點就很叫人驚心膽顫）的準腐爛家園。要是再讓執政黨繼續執政，原本存在的問題，只會繼續惡化。屆時，我們很多子孫，淪為「馬傭」的可能性，極大。這就如一個腐壞的木瓜，裡邊已長滿蟲。若此時仍選擇繼續為它灌水，只會導致瓜蟲變得腦滿肥腸，滿得掉出來，爬到別處木瓜上，繼而將所有木瓜饞食殆盡。

水，就是票。冷漠，則是肥料，只會助長瓜蟲的滋繁。

我心情七上八下，右手不停按住滑鼠，在《當今大馬》、臉書所加入的時事評論人和凈選盟專頁等等，上上下下，來回滑動。其實，在內心最深處，還是很不願意砸錢買票回去投給一個在我心目中穩勝的議席。尤其，當我知道我身旁很多同仁都選擇當郵寄選民後，就更加強了我這種鄉願式的想法。

「頂多，就當郵寄選民吧。」

但是，心裡卻又響起另一把聲音。

「你這傢伙，平時誇誇其談，臨了卻這麼鄉願，給你再多的錢買再多的書，也都沒用的啦~平時對那些縮手縮腳的人嗤之以鼻，到了實際行動時，縮手縮腳的反而是自己。這不很窩囊？」

頓時，私欲和情理，陷入膠著狀態。

彷徨之下，我向一位師長，透露了這點掙扎。

「國難當前，當然是回來啊~我所在的選區，也是反對黨穩勝的，但還是覺得有必要回去。」

蜻蜓點水，疑惑頓逝。其實，只要仔細想想，本來就應該如此的。

我的心焦，我的情急，實在無謂。


後記：
這裡就以鈔錄當天在臉書的「宣言」來作結，權作以後回味的書籤。畢竟，這真是空前的決定。而我知道，我這一回去，家母以及兄長，可能會認為沒此必要。也罷，反正，先斬後奏，勝過以後被腐爛政權斬了，也無處可奏：

國會解散了，抉擇也來了！在「郵寄選民」和「砸錢回國」之間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後，終於痛下決定，待投票日一定，就砸錢買機票回國，參與見證這次有機會改朝換代的歷史性一刻！（請教長輩後得知，郵寄選民極有可能變成國陣的空降部隊，所以，若非不得已，還是選擇回去吧。） 

這次大選的前路如何實在難定，尤其一想到那些政客會耍盡一切骯髒污穢的手段便不免擔憂。但是，我由此而知，有這種彷徨的感覺才是希望的萌動——這種不確定正是希望！至於近期一直在周遭充斥諸如「513種族暴亂事件即將重演」、「國陣倒了馬來西亞將有一場暴動」的言論——我不管散播此類白色恐怖的你、你、你是別有居心的還是收了國陣糖果的乃至真的是因為無知而由衷怕死的，請閉緊你們的狗嘴吧，別再危言聳聽！我只知道，國陣這次不倒，別說下一代子孫，即便是你、我、他，也難有一個安寧的日子過！別忘記，分蛋糕制的教育制度、消費稅的蠢蠢欲動、還有稀土廠的威脅、人權的不平等、平面媒體的媚國陣，這些問題一直存在，平時的我們難有作為，所以這一次，就用手中僅有的那一票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吧！！！ 

記得如今被獨裁中共監禁的劉曉波說過：「一個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統治者編造的謊言，對獨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諾諾。那些已經開上好車、住進豪宅、吃盡大餐的國人，他們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現代人生活，而是坐穩了奴隸地位就心滿意足的生活。」此志。

禮的要義是「不平等」

在研究室繙讀李零先生在台灣出版的《喪家狗：孔子不矯情》，看到這麼一句話，「禮的要義是『不平等』」，頓時會心一笑。恰好研究義理的學姐就在近旁，她轉過頭，問道：「你幹嘛忽然笑起來？看到什麽那麼好笑？」於是拿著書，湊過去，指著這句話，道：「X姐你看！說得多好玩，好一針見血啊XD」

誰知，抱著「好玩」的心態所說出的這句話，卻引來一陣「撻伐」：「太偏激了吧~『禮』的意思哪裡是『不平等』……」然後就開始你一來我一往地「相互撻伐」。（其實就只是平和的討論，而不是劍拔弩張捍衛真理式的辯論。古往今來好多哲學家、道德家、宗教家都在叩問真理，然而，到頭來也就只是莫衷一是各自表述乃至落個相互傾軋的無聊下場。真無聊。）

後來，再繼續往下看時，原來李零有在後邊間接地為這句話做了解釋：

有子說過一段話很有名——「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1·12】），這很符合孔子的想法。 

孔子曾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禮是三代所設，那三代是什麽？只是小康，不是大同。孔子嚮往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禮記·禮運》），但他所謂的大同世界只屬於上古盛世唐虞，不屬於三代，三代（及至後來的文明社會）都是以家庭、私有制為立國之本的小康社會。小康社會只講和，不講同；孔子說的「和」是和諧，「同」是平等，他不講平等，只講和諧。所謂和諧，不是為和而和，而是把客觀條件上的不平等也一起納入「禮」的秩序中，防亂於未然，也就是找到「禮」這個辦法讓闊人和窮人能相安無事地共處，讓窮人和富人一起樂和；這是靠禮來節制和維持不平等。這是禮的實質。

所以，君子講和諧，小人講平等，這是必然的。禮的目標是和諧，不是平等，因此禮將人分成三六九等，借等級立秩序，這就叫「和」。《墨子》講尚同、兼愛，這是針對孔子。不錯，孔子的禮講究的是「別」，即便是「仁」也同樣愛有差等，並非平等、博愛。

李零先生所說的「君子講和諧，小人講平等」，感覺上他在這裡指射的「君子」和「小人」並非階級身份的意義而是道德價值上的分判，不過，我傾向以階級身份義來理解這兩個對等稱呼，也就是：君子是指處在社會上層的貴族之流，小人則指處在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乃至丫鬟小廝。

按照上邊引文的意思來看，要想和諧，就不能平等。父子平等、師生平等、上司下屬平等，就會變成父不父，子不子，師不師，生不生，天下大亂。所以，在瞭解人人生而不平等這基本觀念之後，必須約之以禮，使得大家「能相安無事地共處」，如此才是「禮」的真諦。因為，只有知道「不平等」，且嚴守「不平等」的價值所賦予的尊卑上下，社會才能和諧。《論語》中就有好些孔子要大家（特指他的學生，尤其是他的窮學生，因為孔門子弟以窮人居多，而他們的窮大抵都是源於出身低階之故）安貧樂道的章句。奈何後來的齊天大聖美猴王不知平等為何物，妄想齊天地壽日月，結果搗得天界不寧地府不靈六合不平。

時至今日，在人權、自由、民主意識那麼高漲的時代，在明文規定下，以法律人已經成為普世守則（這「人」自然就包括了公卿貴族平民百姓），大家只要奉公守法，不跨越出界，一切都好商量。但是，在有些深受傳統習俗燻染的國度，流傳在社會而非明文規定的「禮」，仍然有其制約作用。譬如，韓國、日本這兩個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地帶，上下尊卑分判得很嚴格。一個在韓國念研究所的朋友就說：在韓國，要是年幼的沒以尊稱稱呼年長者，那鐵定是要惹人非議的。年長的敬年幼的一杯酒，年幼的不能說不，只能恭敬道謝然後喝下，並且過後要給年長的倒酒。諸如此類。

因此，對於「犯上作亂」的人，往往會被「道德大家」、「宗教人士」嗤之以鼻。譬如，我國有些群眾認為凈選盟的出現就只會破壞社會的安定，乃是一群不知足的作亂分子在煽動民眾，最終目的是爲了獲取私利而已。於是，爲了安定和諧的社會，大家要安守本分，不要作亂，必須尊敬首相、愛護部長，萬萬不能發出「部長，我認為你是一個偽善的部長，你是一個滿口謊言的部長，我認為你是一個不知悔改的部長」這等不知尊卑上下的「侮辱性」言辭，否則就會被滿口仁義禮智信（「恥」呢？）的道德家與神愛世人的宗教家撻伐這小伙沒有家教不知禮數的。

在這裡，「禮數」就成了政客所假借來行兇的工具，是他們用以包裝自己政治謊言的糖果皮，並不是儒家文化本身所要造成的結果。但是，有時臨睡之際也不免納悶：古往今來，儒家文化怎麼就那麼容易被政客利用？這小哉問只好等到哪天作夢看見孔子時求他老人家指點迷津了。阿彌陀佛~

對了，由西方所帶來的政治文明，除了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外，也講究「共和」（Republic）。至於此「共和」的「和」與彼「禮之和」的「和」在本質上有何異同，則又是後話。

……

直到後來，當我再把上引那段話給學姐看的時候，她才「哦~」了一聲，道：「原來他是這麼定義禮的『不平等』。」

幫閒文人

十七八世紀的英國社會有一種叫“恩主”的制度（Patronage system）。這個制度與魯迅筆下所說的“幫閒文人”意義相近，亦即專給官爺們寫馬屁文章的文人。在這個制度下，有權有勢的伯爵需要別人來捧他，於是就網羅很多文人到他麾下，來給他寫點“歌德式”的文章，如一個文人就這麼恭維他的伯爵恩主道：“我認為你是一個了不得的人，學問也好，道德也好，與古代某某政治家可以比，這些話你不要人家講，然而人家不得不講，因為你實在太好了，人家一定要講的，這書就是為你而做。”

當然，中國向來不落人後，英國的這種制度，自然也早已有之。遠的就如曹植，他曾明白說過，任建安諸子再怎麼三頭六臂，終歸還是被“吾王”設天網以該之的。於是個個手抱荊山之玉的他們就成了魯迅口中的“幫閒文人”。而比較近的，則有以“隨處體認天理”聞名的明代理學大家湛若水，他在一篇寫給奸相嚴嵩的序裡，對其文集如此頂禮道：“焚香對書，再拜再拜復再再拜上，以答公禮數之。亦以賀公求言之篤也……”看來，這還真如陸九淵所說的，不管是東海的聖人也好，西海的伯爵也罷，大家都是此心同此理同的。

後記：
英國的這種制度，據說是被現代英文詞典的鼻祖塞繆爾詹森博士給打破的。他少年時很窮，而又不願意奔走於大人先生之門。爲了維持生計，他到倫敦報館裡和書店做事。直到有一天，他開始編字典，名聲也漸漸大起來。就在此時，曾經拒絕資助他編著字典的國務大臣蔡斯菲爾德伯爵後起悔來，先化名在報紙上寫文章把博士恭維一番，意思是想要博士把字典貢獻給他，認他作恩主。所幸不是所有文人都是無行的，博士因為曾經被拒絕過，骨傲的他斷然寫了封信，回絕道：“自鄙人見摒於大人門外，翹首鵠候於大人會客室內，於茲七年矣！大人，七年來鄙人備嚐艱辛，而今嗟嘆亦無益，鄙人無依無援，大人未曾有一字之慰勉，一笑之恩典，鄙人亦不復抱任何期望，此字典之竣事實未得贊助人之一毫相助。”據說這封信後來為西方文學史家看作文人的獨立宣言。

回來。淹水。便利店女孩。

回來孤島已兩星期有餘，愁緒仍然留在馬來半島的東海岸。那段日子，幾乎天天黑雲四合，日日下雨。與孤島脈脈綿綿的雨絲不同，孤島是兒女情長，半島是熱情奔放。她的奔放，就如潑婦駡街時往小三身上潑水那般，是名副其實的“傾盆而下”，雨珠滴在地上的那一刹那是會很用力地玻璃碎裂般濺潑開來的。回來之後三天，看到新聞說那裡又再淹水，水勢欲退還漲，曖昧不乾脆，除了一絲憂慮浮泛心頭，也難以如何。和家母通過電話後，始知家裡雖然也進了水，但水位只到腳踝，不算嚴重。而今，是退得無影無蹤了。只剩下殘泥敗物，等待家父善後。

回來後的兩個星期之中，幾次去全家領書。書都是在回去半島以前訂購的。如今，包裹已經一個接著一個地送到了。

話說回來，來孤島也已兩年半。這期間，最常進出的場所，除了學校男九舍的全家便利商，便是校園後門的小七。校內便利商的前身是萊爾富，之所以替換，據說是被一些寶島驕子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化而成。不過，全家也好，萊爾富也罷，沒影響我訂書取書，也就得。

今早，如同以往，在收到取書通知簡訊以後，撐著傘，在霧雨迷蒙寒風呼嘯的晨間，行到男九舍全家。時間還早，除了櫃檯女孩，店內尚沒其他人。走到櫃檯旁邊擺放飯糰的架櫃，瞥了幾眼，挑了北海道秋鲑飯糰，移步櫃檯，“不好意思，我還要拿書，三民書局，口口口”，邊說著邊拿飯糰讓櫃檯女孩掃描條碼。

呆等著她在藏貨櫃找書的時候，思緒無由地四處串動，由此而生了幾許無聊的念想……

腦袋尚未退化，這女孩，我認得。雖然已替自己取了無數次書，但是否會因此對自己留下幾分印象，怕是不然的。自然，人的記憶不會差到我這裡頭拿了書轉身走出去，她那裡頭就徹底忘記，但隨著客人的熙熙攘攘，公式化的“歡迎光臨”、“很高興為您服務”、“謝謝光臨”，不消幾小時，她必然會忘了曾經替一個番邦小伙取過書的。然而，我也沒把握從此就能夠記住她那笑得僵掉的兩頰，更遑論他日回國後自己對她的長相還能保留多少記憶。

由此念及，相機的出現，多少是違背了人間世的。畢竟，這世間一切，原就是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天新留下的痕跡，明天就成舊的了。而相中之人，卻長存長新。老去的，就只是凝眸注視的相外人，以及那，早已萎謝的囈語夢中人。

《春秋》決議，原心定罪 ——“法理不外人情”？“一切我說了算”？

以今天的傳世文獻來看，西周是中華文明最早有刑法條文公諸於世的朝代：儒家經典《尚書》有〈呂刑〉，《逸周書》有〈嘗麥〉。前者是西周官府行之於世的刑法，後者則是與農事有關的條文，規定古王在麥收時分必須親身參與歲典——嘗食新麥，以示君民同在。

明人董說《七國考》提及戰國時李悝的《法經》。《法經》是古代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後來的商鞅變法便是依據《法經》而設。根據近人梳理結果，《法經》的內容有：盜（偷盜）、賊（人身傷害）、囚（獄訟）、捕（逃亡、服役）、具（審判量刑）、雜（其他？）。商鞅承李悝，漢承秦律（《漢書·刑法志》載，蕭何借鑒秦律，略有增減，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後來，叔孫通認為蕭何訂製的刑法不夠完備，即採古禮與秦儀雜就而成，乃作傍章（根據清儒，「傍」訓廣、輔，明其補充九章律所未及之處）十八篇。由此可知，漢律與秦律實是一脈相承，而非如俗世的認知，秦法比諸漢律還要嚴苛，尤其當我們爬疏古代傳世文獻，再與睡虎地秦簡出土的秦律作比較時，可以發現，在某些方面，秦法比漢律客觀人道得多。

唐以前刑法無完整流傳，因此上邊所述，多據近人程樹德的《九朝律考》（所謂九朝，指的是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直到1983年，中國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漢簡，除了漢代民間常用的醫書與導引書（類似今日的瑜珈，有強身健體之效）之外，大量漢律的出土尤其叫人驚艷，因其填補了傳世史料在這方面的不足。自然，這批竹簡已經面世接近三十年，學人對它的鑽研亦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如《二年律令》、《奏讞書》等，相關研究已經不少。恰近來閒暇，乃繙閱《奏讞書》及其研究，覺其中條文，煞是有趣，「原心定罪」一律，讓人浮想聯翩，若與當今世道合而一看，原來只是「歷史重演」。如末羅瑜王朝內政部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辯稱發報章准證是特權，卻絕對無礙言論自由，這正是古時「原心定罪」的翻版再用。

以犯人心態來論罪輕重

張家山出土的《奏讞書》，共有二二七支簡，廿二條議罪案例。這些案例都是古時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事件，類於今日翻案複審的案例。漢廷所以編輯，為的是在日常刑法訴訟中，讓執法者有前例可循，其精神頗似英美法的「遵循先例」。根據中國大陸考古學家李學勤考究，廿二條案例的編排有一個大致的次序，從紀年來看，前面是較晚的，後面是較早的。前十六條案​​例大多為漢高祖時，後六條則分別是：三條秦始皇時，兩條春秋時（分別是第十九、二十條），另一條則無紀年，然大抵皆在秦漢之間。其中，春秋時的兩個條文的判法有別於另二十條。這兩條案例的「主審官」是史魚和柳下惠，均為儒家所推崇的人物，而判決方式正是「原心定罪」。

所謂「原心定​​罪」，指的是不根據既​​有的刑法規定，而以犯人的心態來論罪之輕重。「原心定罪」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產物，來源於儒家經典——《春秋》。至於斷獄判訟何以要「《春秋》決議，原心定罪」？漢代的判罪依據，共有三類：一是刑法條文；二是故事（故舊之事，即古時曾發生過的真實案例，《奏讞書》即屬此類）；三是經文，「以經術潤飾吏事」，此亦是最高級的依據（《公羊傳》說《春秋》能「撥亂世，反諸正」，據此可知《春秋》經被據以為法的重要原因）。此外，《漢書》有一條史料說得清楚：「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闢，廣延有司儀，欲使海內咸服。」說到底，是為了讓犯人，除了口服之外，還要心服。我們知道，在尊重人權的西方民主國家，「法理不外乎人情」，即使犯人所犯的是彌天大罪，主審官一般都會循之以情，明之以理，再下恰當判決。就如卡繆《異鄉人》裡的莫梭，犯的雖是殺人重罪，但法官還是會嘗試探尋其犯罪心理，若非莫梭本人的「荒謬」自辯——「我所以殺那個人，​​只不過是因為陽光太刺眼」，他罪刑的減輕是可以預想的；反方律師亦以「原心」下手，調查莫梭的私生活，以與此聯結他之犯罪動機，好讓法官覺得他之殺人乃本心使然，非無心之失。可見，不管東海西海，只要尊重人權，那麼就會心同理同。

《奏讞書》第十九條案例的被告是在王家辦事的廚師與婢女。事情原委是這樣的：有一廚師為君主烤肉，君主進食時發現肉中有三寸的髮絲；婢女為夫人端食物，則被發現飯中有半寸雜草。君主與夫人皆怒，於是要判這兩名僕人罪。彼時，史魚主審這兩宗案件，認為前者無罪，後者有罪，但不能罰，而該賞賜。君王自是不服，乃問緣由。史魚精妙地回答道：「臣看了廚師的切刀，尖利得很。以利刀在砧板上切牛肉，肉筋盡斬。肉塊大不過寸，而髮絲長三寸卻斬不斷，這實在於理不合。如此看來和切肉人無關。臣又診察烤肉器具，炭火熊烈。君王您試想，如此熊熊烈火，肉都能烤熟了，豈可能烤不爛三寸髮絲？因此這也不是烤肉人的過錯。經臣下查探，得知君王今早出門遊玩。正當烤肉送到跟前，烤肉很燙，於是您就讓人搧風，致使頭髮飛入烤肉上。至於夫人，臣察視了她的住處，整潔乾淨，無一點灰塵，更遑論雜草，所以雜草是沒理由掉進飯碗裡的。臣接著查探婢女的臥室，枕頭破舊，席子破爛，日常衣物已穿了洞，棉絮也掉了出來。臣將這掉出來的破棉絮與飯碗裡的雜草對看，發現是一樣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飯碗裡的雜草是婢女身上掉落的。奈何，堂堂一國夫人，身邊婢女的衣著卻如此破爛不堪，要她在送飯時雜物不掉進飯碗，再小心也難免有失。」君王聽後，心悅誠服，遂判廚師無罪，賜婢女衣。

接著再看第二十條案例。春秋魯國，偷盜的律文是：偷一到二十錢（或同等價值之器物），罰金一兩；二十以上到一百，罰金二兩；一百以上至二百，罰為國服役；二百以上至一千，罰剃頭做城旦（築城四年）。如今一個名叫佐丁的縣府中人偷粟一斗，價值三錢，柳下惠為魯君主審，最後罰其剃頭當城旦。魯君聽聞，問道：「盜一錢到二十錢，罰金一兩，如今佐丁只不過偷了價值三錢的粟，卻判他如此重罪，不會過分了嗎？」柳下惠回答：「衙衛初初逮捕佐丁時，他頭上戴著儒冠。臣於是查其家世，原來是治《禮》世家，一家上下都身著儒服。要知，儒者乃君子之節，《禮》者乃君子之學，盜者為小人之心。今佐丁心懷宵小，盜君子之節，欺君子之學，加上身為官府中人，明知故犯，欺下瞞上，罪不可赦，因此必須判他為城旦。」魯君聽了，深感認同，乃順了柳下惠之判。

酌情度理符「人權」精神

這兩條案例，看起來很「唯心」，但是，酌情度理，是不為過的。這就是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尤其第十九條史魚的判例，就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史魚的判決是符合「人權」精神的。原始儒家的人權精神，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中國古代，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製度。」孫引的幾句話皆出自《孟子》，孟子在儒家傳統裡是出了名富含革命情操的亞聖——只要不合理，就合該剔除！而孫氏言中國無其製度，在秦始皇實行獨裁政權以後，大抵如此。否則，黃宗​​羲於十七世紀中葉寫就的《明夷待訪錄》，不必等到十九世紀才為人所重視。

自然，如我們這般生長在「以民主為名，以專制為實」的獨裁國度，對於人權的認知，大多只能是一知半解。那麼，什麼是人權？借用美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話來說，人權指的是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的尊嚴相稱的對待，就如同說這是他們被賦予的一種特定美德，而這正是體面生活的基礎。固然，在中國文化中，我們不能直接找到這種特殊的西方概念的術語，但並沒有證據表明，在這些文化中就不存在這些西方概念所表達的普遍精神。本文所引漢代《奏讞書》中的兩條案例即是含有人權精神的例子，儘管可能只是巧合。

回身現實，對於末羅瑜「聖上」近日所宣布的「特赦」，猶如天降恩露，「臣民」們都必須大喊「大王萬歲，聖主英明」，倒顯得是人們欠了他的情。（我暗自猜想，很會「看天氣下筆」的某報副總，如果依然不「痛改前非」，大概會極盡奉承之能事，大頌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主英明決策，定之方中，恩澤如天，解放二萬八千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功莫大焉~功莫大焉~」當然，這只是我發白日夢時忽然夢到的情景而已，諸位切莫當真。如果當真了，我大可以說：我也有我自己的詮釋。）殊不知，內安法令本來就是嚴重違反人權的產物，消除內安法，既是應然更是必然，他卻還兀自說，「這是我們的功勞，別人千萬別妄想分一杯羹」，如此妄自尊大，居功要賞，看著真像一個老糊塗的稚童。誰不知暴君表面「特赦」的骨子底下打的是什麼算盤？說穿了，不過就是因為大選將屆，以及七〇九起義排山倒海的庶民壓力。話說回來，內安法令、印刷法令等，用的手法正是「原心定罪」，只不過，中國原始儒家與西方民主國家原的是犯人所以然犯罪之心，末羅瑜原的則是以領導人利益為最基本考量的心——凡有違背寡人心意者，一律有罪！同是「原心」，前者以人為主，後者視人如蟻；前者給予了解之同情，後者只顧切身利益；前者法理不外人情，後者一切我說了算。

附記：

直到有一天，「聖上」去了一趟京城，到了紫禁之巔，經過太和殿，他見到正廳的牌匾，書著「允執厥中」四個大字。他裹足不前，凝目注望。三分鐘〇八秒過去……終於，他龍口輕啟，緩慢而有力地對身邊「賢臣」道：「狗奴才聽旨！切記，只要不損及我的利益，在吾朝所製定的一切條律，就都是『允執厥中』、『大公無私』的。凡阻我者，遇佛殺佛，遇耶殺耶，遇蒙古女郎，就用C四！」「聖上英明！只是，奴才不解，遇蒙古女郎，何以要用C四？派人暗殺不就得了嗎？」「聖上」皺了皺眉頭，一把抓住「賢臣」脖子，拉近身，看看左，看看右，才將嘴巴湊近「賢臣」左耳，輕聲道：「她懷有龍種。」

延伸閱讀：
《文物》第8期，1993年。
《文物》第3期，1995年。
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09月25日。

課虛與徵實——兼及《製造耶穌》

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陸機有言：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晉書·紀瞻轉·陸機策問》卷六八）。則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是知文化思想之盛衰，蓋有隨時救弊之義焉。周末百家爭鳴，至漢而整齊之，以名物訓詁之實救其虛，實之弊必流於繁瑣，魏晉六朝玄學以虛救之，虛之弊空疏，隋唐義疏乃以實救之，宋明理學復以虛救隋唐之實，清代樸學又以實救宋明理學之虛。蓋利病相乘，因果相兼，而物極必反也。此所舉之虛實，但就其大體言之。大抵大一統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趨於平穩篤實。衰亂之代，榮辱無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慮之迫切，於是對宇宙之終始，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義，人我之關係，心物之離合，哀樂之情感，皆成當前之問題，而思有以解決之，以為安身立命之道。

梁人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

劉申叔〈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論〉：古人詞章，導源小學，記事貴實，不尚虛詞；後世文人，漸乖此例，研句鍊詞，鮮明字義，所用之字，多與本義相違。如瓊為赤玉，而詞章之士，則以白花為瓊花；略舉一端，則知文人所用之字，名與實違；是為用字之訛。又或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名詞而外，別以隱語為代詞。以天淵二字喻善惡之懸殊，以萍水一言喻朋友之聚首，言得志則曰青雲，言誓詞則曰白水；略舉數端，則知文人之作，以詞害義；是為造語之訛。又或好奇之士，顛倒其詞，以誇巧慧；如江淹賦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易墜涕為危涕，即易危心為墜心；杜甫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又名詞互易，以逞句法之奇。律以言貴有序之例，則江杜之作，均與文律相違，是為造句之訛。又或出語不經，借物寓意，文人沿襲，以偽為真。如夔僅一足，堯有八眉是也，是為用事之訛。四者而外，文人之失猶有數端：或用事不考其源，如海客乘槎，誤為博望；姮娥竊藥，指為羿妻是也。或記事詞過其實，如民靡孑遺，見於霎漢，孟子斥為害詞；血流漂杵，載於武成，孟子指為難信是也。或序事之文，以詞害義，如言兵敗則曰睢水不流；言納降則曰甲高熊耳是也。或隸事之文，考證多疏。如杜甫之詩，誤伏勝為服虔；陸游之文，誤許渾為許遠是也。或謂後世之文，隸事失真，事因文晦，以斥文章為小道。不知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文言之用在於表象，表象之詞愈眾，則文病亦愈多；然盡刪表象之詞，則去文存質，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為文者，如莊列楚詞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與事實相參者，如戰國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後世史書，事資虛飾。而觀者因以忘倦，漢魏詞賦，曲意形容，而誦者稱為絕作。又如庾信枯樹賦以桓溫與仲文同時，此立詞之爽實者也，而後世不聞廢其詞。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白髮三千丈者，有所謂白頭搔更短者，此出語之無稽者也，而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此美術背於徵實之學者二也。二端而外，若畫繪一端，有白描山水者，又有圖列鬼魅者；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靈性為主，而實學則以考覈為憑。若於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徵實，則于美術之學，返去之遠矣。

案：劉師培這篇文章讓我與近日所讀《聖經》以及零星所碰相關研究有一聯想。就宗教意義上而言，《聖經》是上帝全然無誤的話語，虔誠的教徒大抵也都這麼相信：《聖經》中沒有任何錯誤，它每個遣詞用字，全都出於啟示。因此，舉凡一切與其相異之觀點，都會被目為誤導眾生的異端、異教，乃至邪教。然而，《聖經》研究專家從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到：這世上根本沒有《聖經》的原稿，留存於世的只是經過無數的數年之後複製出的鈔本。再者，沒有一本抄本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抄寫者會在許多地方，有意或無意更動了它的內容。對此，有一個曾經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後來成為《聖經》研究專家，對這問題苦思冥想：“《聖經》上的話語是上帝所啟示，如果我們要曉得上帝最初如何與我們溝通，自然就得知道這些話語原本的樣子，因為《聖經》上的每一句話都是上帝的話。倘若上帝的話語中還摻雜了鈔寫者有意無意中創造出來的話語，這樣的文本就無助於我們去認識上帝的話語了。”這位學者後來爲了徹底瞭解《聖經》，研習希臘文、希伯來文，這段學習過程，影響了他對《聖經》的看法：“我開始瞭解到，唯有閱讀和研究原來的語言，才能掌握《新約》、《舊約》文本的完整意義和精妙之處。”他的朋友向他說了這麼個比喻：“閱讀希臘文的新約，就好像在看彩色版的《聖經》，而閱讀其他的翻譯本，就好像在看黑白版的。”他開始質疑過去的信念：“上帝真的啟示了《聖經》中的每個字句嗎？如果《聖經》文本的意義只能透過研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原典才能掌握，這不就是說，大部份沒有讀過古代語言的基督徒，就永遠無法完整接觸到上帝想傳遞的訊息嗎？這會不會讓《聖經》中天啟的教義，最後變成學者菁英的教義呢？（畢竟他們才有必備的知識和閒暇時間去學習語言，並研讀原始經文）如果大部份的人完全無法接觸到這些話語，只能接觸到那些多少有些粗糙的翻譯，而即使接觸到也是無能為力，那麼，說這些話語是上帝的啟示，又有什麽意義呢？”於是，他接觸了經文鑒別學，一頭鑽進《聖經》鈔本研究。自此，《聖經》中許多“不合該上帝所犯的錯誤”一一在他眼前浮現。如：《馬可福音》第二章記載了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走過麥田時摘取麥子來吃，因而與法利賽人發生衝突。耶穌告訴法利賽人“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並提醒他們，當大衛王在他的部屬飢餓時，如何在“亞比亞他做大祭司的時候”進入聖殿，並且吃了裡面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陳設餅。這是有名的問題，就是當我們看耶穌引用這段故實（《舊約·撒母耳記上》二十一章一至六節）時，會發現這個事件的場景並不是亞比亞他做大祭司的時候。當時的大祭司是亞比亞他的父親亞西米勒。換句話說，在這裡，要麼是全知全能上帝唯一之子——亦可目其為上帝的分體（聖三位中的“聖子”）——記錯了典故；要麼就是記錄《撒母耳記》這段話語的受啟者，在領受啟示時，將兒子搞混為父親。奈何年代久遠，吾人已無從探知。無論如何，這卻說明了一點：這個段落指出《聖經》並非完全無誤，而是包含某些錯誤的——包括其他很多段落也是這樣。對這段有關耶穌的“誤文”，這位學者（他原來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原想強作解人，在神學院修讀經文鑒別學時，有意建立一套冗長繁瑣的理論來為上帝說項，誰知他將這份報告交上去後，教授只是在他的報告結尾處下了一行簡單的評語：

也許這只是馬可犯了錯而已。

Misquoting Jesus

佛陀的啟示

青春期特有的感覺與現象——多愁善感、寂寞空虛，尤其對敏感細膩又特重感情者而言，如果此時遇上熱情奔湧、關懷備至的團體或個人，便很容易一頭栽進去，以那裡為新天地。

如果青春期能夠一直這樣下去倒也罷了，奈何青春會逝。時間一久，回首前塵，則會生出今是昨非之感——即便今天的是，在以後看來，也可能為非。

……


於是宗教人（這裡特指自以為絕對的、二元分明的宗教）就會說：我們內在感受到的空虛，是因為……比如基督、比如真主、比如聖靈，沒有進駐我們內心，只要大聲呼求，時時祈禱，祂（？）就會進入我們心裡，以超越性的喜樂和恩福充滿我們，而這一切只有信者才體會得到。

這也無可厚非，畢竟，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上的——雖然大抵而言是盲信。然而，以佛陀的教導，重點乃在“見”、知與瞭解上，而不在信（相信）上。巴利文佛典裡有一個字saddha（梵文作sraddha），一般都譯作“信”或“相信”。但是saddha並不是單純的“信”，而是由確知而生之堅心。（羅睺羅·化普樂《佛陀的啟示》）

一般“相信”之所以產生，全在無“見”；這包括一切見的意義在內。一旦見了，相信的問題即告消失。如果我告訴你：我握緊的掌中有一顆寶石，這就產生了信不信的問題，因為你看不見。但是如果我張開手掌讓你看這寶石，你親見之後，相信的問題就無從產生了。因此，在古佛典中有這樣一句話：“悟時如睹掌中珍。”

佛教的信永遠是個知見的問題，不是相信的問題。佛的教誡曾被形容為ehipasika，就是請你自己“來看”，而不是來相信。關於悟道，佛曾說：“眼睛生出來了，知識生出來了，智慧生出來了，善巧生出來了，光明生出來了。”佛教裡一向是由智慧得正見，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

這就可以明白何以佛陀對於討論不必要的形上學方面的問題不感興趣。這些都是純粹的臆想，只能製造莫須有的問題。他把它們形容為“戲論的原野”。這點與孔子“六合之外存而勿論”的意思是相似的。

然而，對於一切“信仰”，佛陀卻抱著無比寬闊的胸襟，不會以己之是非他人之是。《佛陀的啟示》載述，曾有婆羅門教徒，請教於佛如何護法。佛說：“如人有信仰，而他說‘這是我的信仰’，這樣可說是護法了。但這樣說過之後，他卻不可進一步地得出一個絕對的結論：‘只有這才是真理，餘者皆假。’換言之，誰都可以相信他所喜愛的，也可以說‘我相信這個’。到此為止，他仍是尊重真理的。但是由於他的信仰，他卻不能說唯有他所相信的才是真理，而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有一段記載讀來特別動心：

有一次，佛接見了一位名叫優婆離的居士，他是耆那教主尼乾若提子的在家弟子。尼乾若提子選派他去迎佛，和佛辯論有關業報理論方面的某些問題，想將佛擊敗，因為在這些問題上，佛的觀點與尼乾若提子有所不同。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討論的結果，優婆離卻相信佛的觀點是對的，他老師的看法反而錯了。所以，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但是佛叫他不要急於作決定，要慎重考慮一番。因為“像你這樣有名望的人，審慎考慮是要緊的”。當優婆離再度表示他的願望的時候，佛就要求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宗教導師們，一如往昔。

《小部經》曾有這麼一段醍醐灌頂的記錄：“凡執著某一事物（或見解）而藐視其他事物（見解）為卑劣，智者叫這個是桎梏（纏縛）。”

……

家父母接受的佛教偏向南傳佛學——這與地緣有莫大關係，我家靠近泰南，為馬泰邊界。若我在家，他們帶我到鄰國寺廟參見高僧進香供佛是司空見慣的事。常日只要無事，家母便會定時做課，口中念誦巴利文的經文，雖然她本身並不明白經義。大概耳濡目染，相對於北傳佛學，我對南傳是更有好感的。遇到那些因為佛教而持素的朋友，要是自以為持素是具有無上功德的事，我大多不屑——這是梁武帝搞出來的鬼玩意。當然我不反對持素，其理念甚好，且對持素者本身健康有莫大助益，而只是對那些自以持素為尊者特別感冒。

這本《佛陀的啟示》，作者是南傳僧侶，是闡明南傳佛學教義頂簡單明瞭的一部書，可視作“南傳佛學導論”的基本入門書。今天隨喜地鈔錄，乃緣於近日對他教那種絕對自我的態度的一點心理反應。當然這只是自家事，與人無尤。

周作人：日本詩人一茶的詩@一茶的俳句

《一茶俳句集》

一

日本的俳句，原是不可譯的詩，一茶的俳句卻尤為不可譯。俳句是一種十七音的短詩，描寫情景，以暗示為主，所以簡潔含蓄，意在言外，若經翻譯直說，便不免將它主要的特色有所毀損了。一茶的句子，更是特別： 他因為特殊景況的關係，造成一種乖張而且慈悲的性格；他的詩脫離了松尾芭蕉的閒寂的禪味，幾乎又回到松永貞德的詼諧與灑脫（Share即文字的遊戲）去了。但在根本上卻有一個異點：便是他的俳諧是人情的，他的冷笑裡含著熱淚，他的對於強大的反抗與對於弱小的同情，都是出於一本的。他不像芭蕉派的閒寂，然而貞德派的詼諧裡面也沒有他的情熱。一茶在日本的俳句詩人中，幾乎是空前而且絕後，所以有人稱他作俳句界的慧星，忽然而來，又忽然而去，望不見他的踪影了。我們要譯這一個奇人的詩，當然是極難而近於不可能的。但為紹介這詩人起見，所以不惜冒了困難與失敗，姑且試一回；倘因了原詩的本質的美，能夠保存幾分趣味，便是我最大的願望了。

一茶（Issa）姓小林，名彌太郎，日本信州柏原驛人，本是農家子。三歲的時候，他的母親死了，他便跟著祖母過活。他的俳文集《俺的春天》（Oraga Haru）裡，有這一節文章：

（一）被小孩子歌唱說，“沒有母親的小孩，隨處可以看出來：銜著指頭，站在大門口！”我覺得非常膽怯，不大去和人們接近，只是躲在後面園地裡壘著的柴草堆下，過那長的日子。雖然是自己的事情，也覺得很是可哀。 

和我來遊戲罷，沒有母親的雀兒！ （六歲時作）

後來繼母來了！這時一茶正八歲。當初感情還好，過了兩年，他的異母弟專六生了以後，待遇便大不如前了。他的筆記斷片裡說：

春天去後，幫助耕作，晝間終日摘菜刈草，或是牽馬，夜間也終宵借了窗下的月光，編草鞋和馬的足套，更沒有用功的餘暇。

他的詩中有許多詠繼子的句，今舉其一。

（二） 繼子呵，乘涼時候的執事是敲稻草。

十四歲時，祖母去世，一茶更沒有保護了；他的父親看不過去，但也沒有辦法，只得叫他往江戶去尋機會，放他一條生路。十年之後，他成了一個芭蕉宗的葛飾派的俳人，出現於世。但是他的才氣，不是什麼宗派可以拘束得住的，所以過了五年，他又脫離師門，改稱俳諧寺一茶，從此自在遊行，他的特色得以發揮出來了。他的父親病重，一茶急忙回去，在外已經有十五年。父親死後，遺囑將一所住屋，幾畝田地，給兩個兒子平分，但是繼母和專六不肯照辦，一茶於是再到江戶，過那漂流的生活。以後回去一次，又被繼母等所拒，他憤然的連草鞋的帶都不曾解，又上京來。他的句集裡有這兩句詩，可以知道他的心情：

（三） 故鄉啊，觸著碰著都是荊棘的花。 

（四） 在故鄉連蒼蠅也都螫人呵！

一茶為了析產的事，第三次回鄉去，當初繼母等仍然不理，他說要去控告了，這才解決了結，他的父親這時已經死了十二年，他自己也五十歲了。一茶雖然先前對於故鄉說了多少惡口，但住下以後，卻又生出愛著（鈔案：疑為“愛戀”之筆誤？）來。

（五） 春風呵，雖然草長得深，還是故鄉呵！ 

（六） 嚄，這是我終老的住家麼？ ——雪五尺！

一茶定居之後，這才結婚。他的《七番日記》裡說：

四月十一日晴，妻來。

十三日雨，大家來賀喜。收百六文。

百六文當是賀禮的錢數。賀喜照俗禮便是水祝，新婚後，親友共攜酒食來會，以水沃新郎，因有此稱。詩云：

（七） 莫讓他逃阿，被水祝的五十的新郎。

妻名菊女，共居八年，生四男一女，皆早夭。菊女死後，續娶武家之女，名雪女，嫌一茶窮老，居二月餘即離婚。次娶八百女，三年而一茶卒，遺腹生一女，一茶的血統得以繼續至今。一茶天性愛憐弱小，對於自己的兒女，自然愛著更深了，但不幸都早夭折；我們讀他俳文集與句集，交互的見到他對於兒女的真摯的愛撫與哀慟，不禁為​​之釋卷嘆息。他真是不幸的“子煩惱”的詩人！

（八）在去年五月所生的女兒的面前，放了一人份的雜煮（原注一：雜煮是年糕和紫菜等同煮，元旦所吃的食物。）的膳台。文政二年正月一日。 笑罷爬罷，二歲了呵，從今朝為始！ 

（九）一面哺乳，數著跳蚤的痕跡。

（十）（原題祝小兒的前途）可喜呀，吊鐘似的（原注二：Tentsuruten系俗語，形容衣服短貌，惜無適當的譯語，這句實在是一茶特有的好句，運用俗語，意帶詼諧，而愛憐小兒之意也很明了。原意說祝小兒長大，新穿祫衣也覺得很短，是極可喜的事，譯句卻十分枯窘了。）新穿的祫衣。

（十一）她遂於六月二十一日與蕣花同謝。母親抱著死兒的面龐，荷荷的大哭，這也是當然了。雖然明知道到了此刻，逝水不歸，落花不再返枝，但無論怎麼達觀，終於難以斷念的，這正是恩愛的羈絆。句云： 露水的世，雖然是露水的世，雖然是如此。

此節見《俺的春天》內，現在錄其一段。上文所說小兒，皆指一茶的女兒聰女。一茶是淨土宗的信徒，但他仍是不能忘情，“露水的世”一句，真是從他心底里出來，令人感動的傑作。下一句也見於《俺的春天》中。

（十二）（原題聰女三十五日墓參）秋風呵，撕剩的紅花，拿來作供。（原注三：末四字原本所無，因意思不足，所以添上了。）

菊女死後，留下兩歲的孤兒金三郎，寄養在鄰村的農家，卻將水當乳給他喝，半年之後，隨即死了。一茶的集裡，有這幾句，為他們作紀念。

（十三）（原題亡妻新盆）（原注四：盂蘭盆之略，即中元，舊俗以是日迎​​鬼設祭，所以小兒說“母親來了”，拍手禮拜，與中國拜法略異。）遺愛（原注五：Katami[形見]是人死後，留給生人作紀念之物。又臨別貽留，亦稱形見。此處是第一義。）之兒呵，“母親來了！”拍他的手。

（十四）瞿麥呵，地藏菩薩的前前後後。 （原注六：這是悼金三郎之句，地藏菩薩依《本願經》說，救苦拔罪，有不可思議願力，日本多刻石置塚墓間，為亡人資冥福，中國此風已替，只將他當作地神了。）

（十五）妻死了，又為子所棄，還沒有工夫消散悲嘆之情，歲又暮了。這真是婆娑的事情的煩膩呵！作彌陀佛的土儀，又拾了一歲！ 

一茶於是也老了，他的住屋又遭火災。只剩下一間土藏，他便在這裡面臥起。過了半年，捨棄此世，到安養世界去了，年六十五（1763—1827A.D.）。

二

以下所述，是日本沼波瓊音的一篇文章，原載在《俳諧寺一茶》的附錄裡的。我因為他說一茶的特色，頗為簡明，便也譯出。雖然間有增添的處所，但都別作一節，不與原文相雜，起首又用一案字，一見可以了然。

一茶作詩的時候，並不想著要作好句，而且也並不想著作句，卻只是謦欬悉是俳諧罷了。他的最隨便的，說出便算的句子，從他的“發句帳”上看來，也經過非常的推敲，好像是講技巧，但這實在只是苦心計劃怎麼能夠表現自己的所感，並不見什麼藻飾的地方。矢野龍溪說，文章之上乘者，是“以金剛寶石為內容，以無色透明的水晶紙包之”。一茶的詩便是這樣，在句與想之間沒有一點阻隔，彷彿能夠完全透明的看見一茶這個人的衷心了。在我的意見，像一茶那樣多作的人，再也沒有罷。讀這許多俳句和他的日記，覺得他渾身都透視了。

一茶將動物植物，此外的無生物，森羅萬象，都當作自己的朋友。但又不是平常的所謂以風月為友，他是以萬物為人，一切都是親友的意思。他以森羅萬象為友，一切以人類待遇他們。他並不見有一毫假託。似乎實在是這樣的信念。

（十六）初出現的螢火，為甚迴轉了？這是俺呢！

（十七）足下也進江戶去的麼？杜鵑呵！

（十八）萍花開了守候著，草庵的前面。

（十九）閒古鳥（原注七：鷓鴣之類）叫了，說不要從馬上掉了下來！

（二十）我和你是前世的中表兄弟麼？閒古鳥！

（二十一）明月呵，今天你也是貴忙！

（二十二）早晴的時候，畢畢剝剝的炭的高興呵！

他將木炭等類都當人看。其餘跳蚤蚱蜢等小蟲，也當真的認作自己的朋友，詠到詩裡去。

一茶對於昆蟲類，也傾注熱烈的同情。

（二十三）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

（二十四）跳蚤們，可不覺得夜長麼？岑寂麼？

案，這一類的佳句甚多，現在增錄幾首。

（二十五）小雀兒，迴避罷，迴避罷！馬來了呵！

（二十六）女兒看呵，正在被賣身去的螢火！（原注八：日本夏天有賣螢者，富人得之放庭園中，或盛以紗囊懸室內，以為娛樂。）

（二十七）（題六道圖之一，——地獄）黃昏的月，——鍋子裡啼著的田螺。

（二十八）魚兒們呵，也不知是桶裡，門口的納涼。

（二十九）春雨來了，吃剩的鴨呷呷的叫著。

（三十）捉到一個蝨子，掐死他固然可憐要棄在門外，任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 （原注九：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成了生育之神，然則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蝨子呵，放在和我的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著。

在他的句集裡，詠跳蚤的句子很多，而且並不嫌憎它們。他詩裡說冬天還有跳蚤出來，他的住家的景況，就很可以想見了。在許多句子裡，彷彿他是和跳蚤一同遊嬉著似的。

（三十一）要轉側了呵，你迴避罷，蚱蜢！

（三十二）蝸牛，——破壞了牆壁，給他遊嬉。

後一句所說，與良寬上人因為竹從座席下生長起來，便即破壞地板，除去屋瓦，以免妨礙它的發育自由，正是同一趣向。在《七番日記》裡，又寫著這樣的事。有一天暴雨之後，一茶在鄉間泥濘的狹路上行走，對面有三四匹馬背了稻走來。領頭的一匹，便即避道，走下泥濘裡去。後面的馬也跟著走去。這時一茶自己只拿著一個頭陀袋，馬卻背著重荷，叫它們讓路，實在非常抱歉；馬的心裡想必以為這是強橫的人罷，“覺得太可憐了，立在堤上，暫時目送其去”，在日記上記著。馬是畜生，人是萬物之靈，這種思想，在一茶是沒有的。

一茶將自然看得與自己極近。譬如寫天地，中間並沒有阻隔的東西，好像是寫房內情景的模樣，看得非常相近。如說將自然看得狹，未免很有語病，或者不如說親密的看自然，較為適當。

（三十三）雲散了，光滑滑的月夜呵！

（三十四）剖葦呵，天空角落的筑波山！

（三十五）在紅的樹葉上，攤著的寒氣呵！

他將月夜看作和尚的頭一般，筑波山彷彿是放在牆角，寒氣說得似乎是曬著的棉被；但是詩趣一樣的明白的現出。

一茶所作，頗多恬淡灑脫的句，但其中含有現今的所謂“生之悲哀”。讀他的時候，引起的感覺，與讀普通厭世的文章的時候不同。

（三十六）黃昏的櫻花，今天也已經變作往昔了。

（三十七）這樣的活著，也是不可思議呵！花的陰裡。

一茶的慾望很小。彷彿秋雨時候，只望什麼人送牡丹餅來，就滿足了。晚年他在燒剩的土藏裡過日子。被人欺侮，財產都奪了去，他雖然也憤慨，但是隨即忘懷了。

我的朋友有一個河野理學士，是頗妙的人，有一回同乘電車，他玩笑的說，有美的女人坐著就好，但是上去看時，車中都是污穢的工人和老人，接連的坐著。河野君皺了眉說，“這電車是灰色的。”但在灰色裡，也有它的趣味。這灰色的趣味，在一茶詩裡，很是分明。

（三十八）萍花的來呀來呀的老頭兒的茶攤。 （原注十：此言萍花因風動搖，如人招手，為老人招客。）

（三十九）老婆婆喝酒去的月夜呵！

（四十）砰（石訇）嘩喇的，知道是老婆子的砧聲。 （原注十一：Dotabata形容胡亂敲擊的響聲，東京俗語。）

（四十一）深川呵，經過了霜似的看門的人！

這樣的句子，與蕉風（即芭蕉派）的所謂寂，又迥乎不同。如萍花這一句，差不多將一茶的心，畫一般的描出來了。

案，下列幾首，也是同類趣味的詩：

（四十二）（原題：堂前乞食）
給一文錢，打一下鉦的寒冷呵！

（四十三）（原題：橋上乞食）
將母親當作除霜的屏風，睡著的孩子！

（四十四）沙彌尼，已將鬼燈種下了等著。（原注十二：鬼燈即酸漿，婦女子取其實，將核擠去但剩空殼，納口中以齒微囓，令空氣出入作聲，用作玩具。）

（四十五）（原題：商萬錢日有苦，商一錢日有樂）
吹著笛子，大除夕的餳糖的鳥。（原注十三：此言賣餳者吹笛遊行，雖除夕猶自怡然。）

（四十六）（原題：住吉）（原注十四：地名） 唐人也看呵，插秧的笛子和大鼓！ （原注十五：唐人為中國人之古稱。）

（四十七）（原題：粒粒皆辛苦）
是罪過呵，午睡了聽著的插秧歌！

（四十八）恭喜也是中通的罷了，俺的春天。 

一茶對於遇見老或貧窮或不幸的事，非常的慨嘆，但一面也有以為有趣的態度。遇了火災，只剩下一間土藏，當作住宅，在這悲苦的時期，他還這樣說：

（四十九）火燒場呵，跳蚤們哄哄的喧擾著。

 在《七番日記》裡，很嘆息齒牙脫落，但他做這樣的狂歌，

牙齒脫了，皈依你時也是阿無阿彌陀， 阿無阿彌陀佛，阿無阿彌陀佛呀！ （原注十六：狂歌即詼諧的短歌，專以雙關巧合取勝，此歌意不甚了，彷彿是說齒缺則南無只能念作阿無。）

一茶的詩，敘景敘情各方面都有，莊嚴的句，滑稽的句，這樣那樣，差不多是千變萬化，但在這許多詩的無論哪一句裡，即使說著陽氣的事，底里也含著深的悲哀。這個潛伏的悲哀，很可玩味。如不能感到這個，便不能說真已賞識了一茶的詩的真味。

將一茶的句，單看作滑稽飄逸的人，是不曾知道一茶的人。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於北京西山）

【附記】第二節因係翻譯沼波原文，將原引的句子一概列入，不敢加以刪改。一茶盡有極好的句，但以我的貧弱的國語力，總不能表現其詩趣之百一，不得不廢然而止；所以第一節裡，只就較為可譯的，勉強譯出幾首，以見一斑，入後既不能自由選擇，便不免有許多困難的地方，因此譯文更竭蹶了。

俳句言短意長，非依其暗示，加以想像，不易得到他的真味。倘敷衍成文，或者更易明瞭，但未免得其意義而失其趣味，所以也不實行。小泉八雲（1850—1904，本英國人，名Lafcadio Hoarn，後居美洲，最後至日本入籍，從妻姓為小泉，以英文著書甚多，為世所重）書中譯日本詩歌，先錄羅馬字的原文音讀，次用散文直譯其意，音義並列，法最完美。現在雖然不能照行，我總覺得這是譯詩的正當的辦法。

關於俳句的性質，《小說月報》本年五月號〈日本的詩歌〉篇中，略有說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止於至善？

我們最幸福

倘使世上真有什麽“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
——魯迅《而已集·黃花節的雜感》

至於成熟那自然是好事，不過，不可強求，也似乎不是很可羡慕的東西——成熟就是止境，至少也離止境不遠。我如有一點對於人生之愛好，那即是她的永遠的流轉。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自序一》

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是黃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
——魯迅《兩地書·致許廣平（四）》

我並非絕對不信進步之說，但不相信能夠急速而且完全地進步；我覺得世界無論變到那個樣子，鬥爭、殺傷、私通、離婚這些事總是不會絕跡的。
——周作人《雨天的書·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沉沒在黑暗裡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魯迅《野草·影的告別》

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只是一個交點，為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什麼爭向。不能有世界而無傳統，亦不能有生命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來多思（Herakleitos）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斷的回流。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閑靜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周作人譯引藹理斯《性的心理研究》自《雨天的書·藹理斯的話》

孔融的詭辯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 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武，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

這則發生在孔融和荀彧之間的小故事載於西晉儒者傅玄《傅子》裡，亦收在嚴可均的《全晉文》之中。在漢末，孔融是出了名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譬如和禰衡胡扯時，彼此分別比對方以顏淵和孔子，又發出父母之於孩子實無何親可言的浪話（很符合今天個人主義氾濫的前衛思潮），甚至公然調侃曹操的禁酒令等等，這些都是極有名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只是這回和荀彧的嘴炮，看到他如此回應，別說在那個時代，即便是今天，直是叫人聽了就會瞠目結舌的——尤其在人權那麼高漲的現世代，廢死團大大們聽到了可是不答應的。他認同兩兄弟爲了活命而吃旅伴的作為。爲了將之合理化，和儒家提倡的孝道聯繫起來，說是管秋陽因為珍惜愛護父母生下來的身體，爲了保住這個受之父母的身體髮膚，吃掉同伴，無可厚非，聽了真是哭笑不得（這時不禁要歎，只要頂著孝道、仁義的聖人帽子，說什麼渾話都是合理的。即便不是渾話，若時常頂在頭上，嚴以律人，虛偽也就隨之顯現）。他進一步以狗吃狸，狸吃鸚鵡的自然現象，來文過飾非——文飾這人吃人不自然現象的非。至於“賢哲之忿，猶欲啖人”，這句原本不可當真的激憤之辭，他也牽進來說，難怪有人說他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不過，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說穿了他就只是在耍嘴皮子（和很多陽奉陰違的人們比起來，他顯然磊落多了），似是而非，叫人聽了一愣，不能立刻還擊，借用曹丕的話來說，就是“雜以嘲戲”，以此在嘴巴上折服那些表面謙恭實則虛偽的謙謙君子——反正就是和你過不去，不讓你的生活過得太舒服太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