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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病、兄弟個性差異。25-26
還在到日本以前，魯迅在返家省親完婚之前就在心中說起，要在日本後辦雜誌，從事文學活動。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是我們已經熟知的，周作人既然一直深受大哥的影響，同時在南京就學時已經表露出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又像大哥一樣，相信梁啟超的說法，認定文學是改造社會的絕好工具，對魯迅的主張自然是熱烈響應。
——文學能改造社會？揭露人性。75
要介紹外國文學，首先得搜集資料。周氏兄弟除了維持清苦生活之外，官費所餘的一點極有限的錢都用在了買書上。周作人平日幾乎足不出戶，終日在下宿裡讀書，偶或外出，十有八九都是去逛書店。有些書雖很想買，無奈囊中羞澀，只能看著眼饞，有時以較低廉的價格買回了想要的書，那真是喜出望外。每次去書店，少有空手而回的時候，回來時總是袋中空空，與好友相對苦笑：“又窮落了！”雖說是嘆窮，話裡也有喜意。逛書店是周作人最愜意的時刻。那是工作的一部份，也是最好的消遣。他像魯迅一樣，從小就成了一個真正的愛書人，幼時就將壓歲錢拿去買書，以後在杭州陪讀，到南京讀書，買書始終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東京，他同魯迅把大大小小的書店都轉遍了，因書店集中而被稱作“書店街”的神田區神保町那一帶，更是他流連忘返的所在。兩兄弟在買書上從不吝惜，他們生活的費用與買書花的錢全然不成比例。有一次在一家舊書店，他們花了十六元錢買下了一部德文的《世界文學史》，須知這錢差不多等於一個人兩個月的食宿費哩！
——流連書城、買書看書。77-78
周作人年輕時就仰慕鄉賢前輩，像俞樾、王思任等人，都是看淡功名利祿，而以學問文章為人推重的。
——第三不朽？85
也許正是因為性情，因為看重修成一己學問的緣故，他身上有一種傳統讀書人的清高，不免以為讀書作文才是更有意義的，而對那些實際的社會政治活動則有意無意間有些不屑。我們一直在說他在閉戶讀書，其實他身邊的空氣並不那麼安閒平靜。這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革命氣氛高漲，單是參加同盟會的就有五千人，許多著名的革命家都在日本活動，醞釀推翻清王朝。魯迅秘密參加了革命團體，他們的住所常有人來往，一些逃亡到日本的革命者也在那裡暫住，時常談論國家大事。與魯迅比起來，周作人對群體的活動不是很熱心，達到人們暢言革命的場合，他也參加，但總是一言不發，保持沉默，好像有幾分疏遠，給人的印象是十分高傲，像一隻昂著頸子的鶴，魯迅因此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都路”（日語“鶴”的譯音）。
——不熱衷政治活動。86
《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在中國翻譯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這裡的譯法是全新的。此前國人對西方小說的翻譯大多是林琴南式的，嚴格地說起來只能叫編譯，譯者並不是一字一句地照譯不誤，而是譯其大意，而且任意對原文做增刪，一半是譯，一半是自己的創作，有時還照顧國情，將原作改得面目全非。林琴南譯的《迦茵小傳》就將原作後半部盡皆刪去，因為後半部寫到女主人公有了私生子，在林看來，那是與三綱五常的道德大相違背的。周氏兄弟早先也是類於林琴南那樣的譯法，可是後來他們覺得這樣的翻譯模糊甚至歪曲了原作的面目，所以他們定下了新的原則，那就是直譯原作，寧可冒犯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也要存真，決不把外國人的小說弄得有幾分像中國人寫的。這裡面有著他們獨到的理解和追求，即外國文學的精髓往往就在那些與中國傳統文學不同的地方，因此不是要模糊其與中國文學的差別，而是要將其充分地傳達出來，這樣國人才能從這差異中學習別人的所長。
——翻譯上的“創新”。87
周作人記憶中美好的一面總是同一種諸事不煩、閒適自在的生活情調聯繫在一起，一天翻書發現在日本時寫的記述秋日釣魚的一篇遊記，更添了悵惘之感，他自己也疑惑：“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豈人情乎？”可感覺這東西是沒法規定的，他瞞不了自己，也不想迴避，相反，他不勝低迴地咀嚼那滋味。他將遊記重錄一過，加上一則附記，記下“雖歸故土，彌益寂寞”的感受，又提一首詩道：“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蒼黃。舊夢不可道，但令心暗傷。”
——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93
面對如此巨變，周作人不可能真正無動於衷，畢竟，他也是個有反清思想，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的人。只是他習慣了扮演冷眼旁觀而不是積極投入的角色，總是與實際的革命活動保持著一段相當的距離，又不肯“興與人同”，人云亦云，相反，對時流的見解他總是有幾分不屑的。魯迅戲稱他像一隻高傲的鶴，也正是說他這份距離感和孤高。他也真有一雙“冷眼”：辛亥革命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即大功告成的，即使對於革命黨以及傾向革命的人，也顯得非常突然，但這“突然”只是讓他們喜出望外，而周作人的“冷眼”卻讓他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他相信正因其來得太容易，也就潛伏著危機，——絕沒有速成革命的便宜事。革命黨裡的很多人他都知道的，像那位在日本時到他居所來過，人稱“煥強盜”的陶成章，像那位綠林出身，此番領了革命軍進紹興，做了都督的王金發，這些人鬧革命他當然贊同，可是他們身上的權力欲、江湖氣卻讓他畏懼。在日本時魯迅、許壽裳等就一起議論過，“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倖免”，周作人像他們一樣，直覺到這些人並無真正的現代思想，容不得不同的聲音，他們上了臺，也許是另一種專制吧？憑這樣一些人鬧革命會有好的結果嗎？周作人很懷疑。反對滿人的統治在他是不言而喻的，可在日本的這些年，他已更多地受到現代思想的洗禮，反清已經不再只是將滿族人趕下臺，而是要結束封建專制，如果只是以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那漢人的統治又比滿人的統治好的了多少？豈不是“換湯不換藥”？
——冷眼觀世局、今之中國大陸亦不過又另一種專制。95-96
永井荷風：“現在雖云時代已變革，要之只是外觀罷了；若是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則武斷政治的精神與百年以前毫無所異。”
——換湯不換藥。98
魯迅雖然“偏激”，卻並不積極，經歷了近代的種種流產的革命運動，他對中國的事情已深感失望，文學革命鬧得沸沸揚揚，他卻是業餘的時間都悶了頭鈔他的古碑。錢玄同既已是《新青年》的骨幹分子，當然是積極的，他來補樹書屋的一個目的就是“勸架”，替《新青年》約稿——畢竟他們還是人單力薄，急需志同道合的同志。魯迅本是外冷內熱的人，縱使自己仍不敢對啓蒙事業抱有希望，但沖著朋友的期望，想到先驅者的寂寞，他終於不能繼續消極下去了。“勸架”的結果是，他加入了《新青年》的陣營，1918年三月號的《新青年》宣佈此後雜誌不收外稿，文章全部由編輯部同人擔任，魯迅即在同人的名單中，而一個月後，便是那篇令國人震驚的〈狂人日記〉問世。
——消極和“應酬”。134
周作人想必也是錢玄同的約稿對象，不過他倒用不著像對魯迅那樣勸架。他本不像魯迅那樣憤世嫉俗，又是剛從偏遠的紹興來到北京，頗想有一番振作，所以並沒有魯迅式的消沉。說起來他給《新青年》投稿比魯迅還要早了幾個月，而他也與魯迅同時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不過一開始他並不算《新青年》的要角，他最初發表的多是譯作，沒有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那樣一炮打響。翻譯畢竟不像創作，似乎更專門、更帶學術氣，譯家的名聲是慢慢積累的。此外，他離社會文化的熱點也遠了點。當時的熱點是古文白話之爭，周作人雖贊成白話，並且以白話譯作響應胡適等人的主張，但是與文學革命比起來，他內心更關切的乃是思想革命，所以他並沒有寫文章正面地參加白話文的討論。……發表在《新青年》1918年五月號上的〈貞操論〉（譯作）則立即震動了中國思想文化、教育、輿論各界。……胡適首先起來應和，發表〈貞操問題〉一文，盛讚〈貞操論〉的出現“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魯迅則寫下了〈我之節烈觀〉，同地沒有愛情的舊式婚姻，大聲疾呼讓人們享受“正當的幸福”。一時之間，“貞操問題”成了社會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
——周作人的“默”與〈貞操論〉及中國首次女權意識的震盪。135-137
感到欣喜的不僅是陳獨秀，北大追隨新文化運動的學生社團“新潮社”的領袖人物傅斯年撰文道：“進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裡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到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的內心，就以他說的人道主義為本。”後來中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章程由周作人起草，那裏面提出的“為人生的文學”的主張，與〈人的文學〉也是一脈相承。可以說，周作人的文章一發表，他的思想便被廣泛地接受，說它在新文學陣營中起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作用也不為過。所以直到1935年，胡適在一篇總結文學革命的文章還說〈人的文學〉“至今還值得細讀”，並以史家的眼光，稱該文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受到同人和外界熱烈反響的鼓舞，自〈人的文學〉之後，周作人真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了。他陸續寫了〈思想革命〉、〈新文學的要求〉、〈聖書與中國文學〉等文章，這些文章貫穿著〈人的文學〉的精神，從各個角度加以闡發，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由此他也成為新文學最具權威性的理論家。
——“人的文學”。141
周作人的講課並不高明，其方式也與魯迅兩樣，魯迅常離開了講義加以發揮，而且講得幽默風趣，引人入勝，周作人則是照本宣科，往往是目不視人，伏在講臺上自顧自念講義，說話的聲音很低，還是一口難懂的藍青官話。可因為真有學問，學生還是服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就是因周作人講授《歐洲文學史》而被吸引到一起的。
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與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人發起組織了“新潮社”，這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早出現的學生社團，也是五四時最有影響的學生團體。周作人與該社團的關係超過了同在北大執教又同為新文化運動名人的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他的重要文章總是迅即地在這裡得到回應。
——不善於講課、備受崇敬。144
隨著名聲日高，周作人對青年人的感召力遠遠超出了北大，作為攻擊舊道德舊文化不遺餘力的人，作為新文學的理論權威，五四時期他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可以與魯迅相提並論，因為身在北大，他與青年的接觸還更多更直接一些。青年人把他看作良師益友，他對青年人則給予熱情的扶植和幫助。向他寫信求教，尋求支持，或是請他演講，參加活動的人實在不少，而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梁實秋，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曾代表清華文學社到周作人家裡請他去清華演講，事先沒有任何介紹，演講也沒有報酬，就這麼冒冒失失地去了，周作人接待了他，並且一句話就應下了。從他的住地到清華，做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到約定的那一天，他風塵僕僕準時趕到了。
——新文學的理論權威、毫無架子。146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從日本）回到北京，六月三日趕上軍閥政府大肆逮捕學生，當天他即同劉半農、陳百年等前往北京大學，自稱是北京大學代表，與軍警交涉，要去第三院法科慰問關押在那裡的學生。那幾天裡他常到學校參加教員的聚會，商討營救學生的辦法。五號那一天下午，正從學校裡往家走，卻遇見學生演講，大隊軍警將他們團團圍住，人群正想擠過去，軍警的馬隊便過來沖散行人，周作人險些被馬撞倒，狂奔了好遠才停下。他雖經歷過一些事，卻還未受到過這樣的驚嚇，眼看著馬隊衝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憤怒了。回到住處，寫了一篇〈前門遇馬隊記〉，記述歷險經過，並裝呆賣傻，正話反說，對當局好一通諷刺，結末說：“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到過兵警的呵叱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過。……可是我絕不悔此一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第二天他就將文章交給負責編輯的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皮裡陽秋，指桑駡槐，周作人的“罵人”文章都是這麼寫的，他不屑於同對手論理，更不用說是潑口大駡，諷刺更能維持他居高臨下的蔑視的姿態。
——周作人的諷刺。150
那時新詩正在難產的階段，舊體詩詞太輝煌，留給人們的影響太深了，包括第一部白話新詩、胡適的《嘗試集》在內的許多新詩都還留著舊時的痕跡，像是纏過小腳剛剛扯去了裹腳布，走起路來不自然。周作人早就認定自己不適於作詩，只適於寫散文，可作為新文學的倡導者，看到新詩創作比白話小說、散文更難成氣候，他自覺有義務打打邊鼓，也就“勉為其難”地上陣了。也許以今天的標準，他的詩沒有多少詩的味道，不過是散文分了行寫，然而在當時，這樣完全把舊詩拋在一邊放手寫去，卻是創舉，——他寧可少些詩味，也要與舊詩拉開距離。
——五四時期的新詩。165
就在〈小河〉發表兩個多月後，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爆發了。周作人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學生一邊，又是寫文章，又是參與營救學生的活動，表現得很是積極。可那是一種道義上的承擔，從心底裡，他對這樣的運動方式是不以為然的。如此發展下去，結果會不會走向極端，引起暴力呢？暴力，不論是反革命的暴力還是革命的暴力，都是他害怕的。
——鬧哄哄中的一彎清流。167
《新青年》遷滬後，陳獨秀與他還有聯繫，胡適等人既已退出，陳獨秀更寄希望於周氏兄弟們給他供稿撐臺。周作人也還有稿子寄去的，可他知道，如今的《新青年》不比過去，他也沒有往日的勁頭了。更關鍵的是，因為同一戰壕裡的人各趨一途，各奔前程，眼前似有無數條道，又似每一條都走不通，他該往哪裡走呢？胡適的實驗主義他沒興趣，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他並不信服，對自己倡導的“新村”運動他也打退堂鼓了，甚至他奉為“新宗教”的人道主義，他也覺得太空洞抽象，與實際無補。再想想，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啓蒙運動留下了什麽呢？中國社會的情形似乎還是照舊，政府依然專制蠻橫，老百姓依然麻木不仁。周作人感到迷惘。
——迷惘。172
迷離惝恍中感覺卻又特別的敏銳，似有無數的念頭紛至沓來，思緒飄忽不定，卻有不變的灰暗的底色。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起落，他已經意識到個人對於社會的無能為力，現在纏綿病榻，他越發感到一己的渺小以至生命的微不足道。種種的意念在他頭腦中發酵，尋求著表達。
像他初到北京出麻疹時的情形一樣，傍晚時分，魯迅下了班之後，總是匆匆到他屋裡或病房來探問，這應該是他一天中最覺溫暖愉快的時刻了，他在病中深感寂寞孤獨之際，也只有魯迅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心境吧？四月裡的一天，魯迅又來看他，他將他剛寫好的一首題作“過去的生命”的詩的大意向魯迅說了，魯迅拿過詩稿念起來……魯迅好像在體味著詩中的情緒，聲音很低，念得很慢，待念完，兩人都不出聲，房中靜靜的，仿佛真有什麼東西悄無聲息地走過去了。這情境，周作人直到幾十年後想起，還是宛如就在眼前。
——過去的生命。175
〈歧路〉。荒野上許多足跡/指示著前人走過的道路/有向東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么？我相信是這樣的。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只是爭了眼睛望著，站在歧路的中間。我愛耶穌，但我也愛摩西。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來由他打！”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吾師乎！吾師乎！你們的言語怎樣地確實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麽事呢？
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更直接地說到了自己的困惑：“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一起來，造成一條可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淩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雜料店了。”種種對他不乏吸引力的主義學說像是散落的珠子，他找不到一根線將它們串起來。失去了信仰的人是痛苦的，倘若從沒有過信仰倒也罷了，他卻信奉過人道主義，擁抱過“新村”。曾經擁有，一旦失去，不免有一種空虛之感。
——歧路、失去信仰。182-183
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范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人認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 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痴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自己的園地。184
周作人曾經對宗教表示過興趣，並且認為藝術的起源大半是從宗教儀式中來，文學和宗教都有“忘我”、“入神”的特點，還有過“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的藝術”的斷語。
——藝術與宗教。185
魯迅與周作人關係之密切，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關係遠非一般的兄弟情誼可以形容，就以自家兄弟而論罷，他們兩人由於年齡相近，學樣相當，其關係就要比同老三周建人之間親密得多。在外人眼中，周氏兄弟簡直就是二位一體。兄弟倆都是有些懷疑主義而不容易樂觀的，可在兄弟之間的關繫上，兩個又都很理想主義。
——周氏兄弟的怡怡無間。190
在失和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周作人和魯迅在精神上卻依然存在著一種盟友的關係。不管錯在哪一方，他們的分手是由於個人的恩怨是可以肯定的，而他們的關係遠不止於兄弟間的個人情感，更有思想的一致，精神的相通，個人關係破裂了，可在文壇上，在社會面前，他們仍是同一戰壕中的人。外界的壓力常迫得二人配合作戰，令人驚訝的是，這對結下不可解的怨仇的兄弟面對共同的敵人，有時步調竟顯得驚人的一致。
——兄弟失和後的冥冥步調。212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勸告被開除的六位學生領袖就此歇手，不必做了群眾運動的犧牲品，因為他深知群眾性的運動起來時轟轟烈烈，待到高潮過去，往往又是一轟而散，到那時，領頭的人就白白犧牲了。
——群眾運動無可改的致命傷。220
周作人與現代評論派打筆仗，並非單是為學生抱不平，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陳西瀅文中大有挑唆北洋政府出面嚴厲鎮壓女師大學生之意。若陳西瀅等人只是發表自己的主張，周作人雖反感，也還可以做到某種程度的寬容，然而要政府出面干涉，那不就像白話文運動時林琴南要借徐樹錚之力壓《新青年》、北大一樣了麽？這已然不是平等的爭論，而是搞專制了。周作人和魯迅馬上反擊，魯迅寫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則寫了〈京兆人〉。
——挑唆政府插手。221
周作人學識淵博，通幾國文字，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的文學，再到日本的文學，他都瞭解，不光是文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他都曾涉獵，而且都有相當的造詣，至於中國的典籍就更不用說了。他讀過的書真多，五四一輩的學者文人中，他是讀書最多的一位，魯迅晚年就曾慨歎過，文壇上讀書多的當屬周作人了。周作人曾經對人說過，他喜歡閑覽筆記，中國的筆記，他都看過，——要知道，中國的筆記真是要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的。他特別推崇英國的一位性心理學家藹理斯，此人的英文著作二十多本，他都讀過。他看書很快，有次他借來一本英文的《藹理斯自傳》，三五天就看完了。他讀書非常雜，從高文典冊到一些向來不被人注意的雜書以至笑話、諺語之類，他都看，目的是瞭解“人”，——他說過，凡與“人”有關的一切他都感興趣。不光讀得多，讀得快，而且還善記，他與人閒談，常提起某書某書裡的情形和細節，就像是剛剛度過。
——博學的目的：對人的關懷。271
越是到後來，周作人的散文就越仰仗他的讀書，原先他散文創作的形式多樣，到後來，似乎都是讀書隨筆一類的了。……他常常戲謔地稱自己是“文鈔公”，因為他從古人書裡引的話常成了文章主要的部份。不過做他那樣的文鈔公實在不易，首先要讀那麼多的書，再者需要獨到的眼光，才能從哪些往往大半顯得陳腐的書裡有所發現，更要緊的是，他加上幾句自己的話，輕輕點染，便能使其意蘊煥發出來，或是生出新意，鈔的部份與他自己的話水乳交融，成為清理俱到的好文章。
——文鈔公。272
在散文寫作上，他的成就在當時幾乎是無人能及的，三十年代，一位外國記者問起中國的優秀作家，早已和周作人翻了臉的魯迅頭一個提到的就是他，提到的既是“作家”，魯迅當然主要是指周作人的散文而言。
——知堂散文第一。273
當時已經很有影響的美學家朱光潛評論說：“在現代中國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做的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紀的人，還能領略閑中情趣，……在讀過裝模做樣的新詩或形容詞堆砌的小說之後，讓我們同周先生坐在一起，一口一口啜著清茗，看看院落裡的花條蝦蟆戲水，聽他談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立腳點江南水師學堂和清波門外楊三姑一類的故事，卻是一大解脫。”
——朱光潛評知堂。273
周作人解脫的是什麽呢？當然是啓蒙的使命，對社會的責任。清黨以後，他對社會的變革已不抱希望，他覺得過去那麼起勁地宣傳新思想，對變革社會沒有任何實際的作用，簡直就是白費唾沫。面對現實，他深深體味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改變社會，那是英雄的事業，自己則終不過是一個凡人。社會上的情形如此混亂骯髒，真像是在明代末年的“亂世”。既不能像英雄那樣救民於水火，一個凡人能做的，也只有潔身自好，“苟全性命於亂世”了吧？用大白話說，“苟全性命”就是活著。
——在自己的園地苟全性命。274
當然，活著也有不同的活法，像周作人那樣的人，即使退回到個人生活的天地裡來了，也還要設法賦予凡人的生活某種積極的意義。早在《語絲》創刊時，他就已經在追求著一種“生活的藝術”了。他說：“生活是不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的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做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後一種當然就是“生活的藝術”，或者反過來說，“藝術的生活”了。何為“微妙地美地生活”呢？後來周作人說得更明確了，那就是“忙裡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裡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刹那間體會永久”。換句話說，生活、現實是紛亂的，令人不快的，你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但你要佈置一個人的天地，從中找到愉快，這樣生活才有點意思。這裡的關鍵是不要捲進紛亂的現實中去，保持一定的距離，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也就是在這種眼光之下，周作人筆下的種種（從喝茶飲酒到烏篷船以至蒼蠅）才顯現出和諧的美與淡淡的情趣。
——生活的藝術。275-276
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大動盪的年代，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退潮，國共兩黨關繫的破裂等一系列的變動，許多知識份子對現實已經心灰意冷。國共兩黨的鬥爭愈演愈烈，階級鬥爭在促使人群分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兩個對立的陣營，然而大多數人都是中間派，既不想革命，當然也不想反革命，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壓力卻似乎在逼迫他們做出選擇。面對這個“亂世”，這一大群不左不右的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時候，周作人提倡的“忙裡偷閒，苦中作樂”的生活態度，那種追求生活的藝術的超然姿態，連同體現了這姿態的小品文，似乎給人們送來一福音，它揭示了一種不左不右，非革命亦非反革命的別樣的選擇，揭示了“亂世”裡一種潔身自好的個人主義生活的可能性。
——不想革命亦不想反革命、中間派的彷徨無措。276
一個讀書人，他的生活藝術裡當然離不開書。一九二九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閉戶讀書論”。讀書就讀書好了，為何特別要提出“閉戶”二字？其實他一直也沒有離開過書，只是過去讀書一半是爲了做思想的啓蒙，同時他經常還會忍不住放下書本跑到外邊去。現在宣佈要關上窗戶，當然是要兩耳不聞窗外事了，讀書同國事不再有什麽瓜葛，而是關乎個人的學問，個人的興趣消遣，成為他“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的藝術的一部份。
——閉戶讀書。277
其實周作人又何嘗能將書齋外面的世界全然忘卻？他一面追慕著隱士的生活，一面又在慨歎“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忘能夠從容鎮靜的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不過比起胡適、魯迅來，他實在是夠“冷”的了，而在外人的眼中，他已經成了陶淵明那樣不問世事的隱逸人物。
——矛盾。278
三十年代，小品文不光是一種文類，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帶有享樂味道的個人主義立場，與它相對的是雜文。二者實際上都屬散文的範疇，可那時卻像是對峙的兩軍，小品文是出世的，閒適的；雜文則是入世的，戰鬥的。小品文的領袖是周作人，雜文的旗手則是魯迅。到這會兒，兄弟二人不僅是行跡上斷了往來，思想上也已分道揚鑣。魯迅已加入了左翼陣營，對周作人的消沉他能夠理解但很不滿，對他冷漠超然，大談生活的藝術更是不以為然，他認為周作人提倡的閒適小品就像無用的小擺設，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只能起到麻醉人的心靈的作用，讓人們忘記對社會黑暗的反抗。周作人對魯迅的反感更甚，他以為魯迅加入左聯，跟著年輕人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是“趨時”，也就是趕時髦，在一篇文章裡他刻薄地譏諷為“老人的胡鬧”。至於小擺設之類則他認定文學原本就是無用的，要革命就不要談文學，就該去拿刀弄槍，拿文學去做革命的工具，等於是念咒。
——小品文與雜文、作人與樹人、思想的分歧、魯迅理解而不滿、知堂反感更甚、文學之無用、筆杆子咒幽幽、槍杆子血悠悠、空頭文學。279
這時的魯迅已重病纏身，想像他抱病在宣言中細細搜尋，期待著發現兄弟的名字，真讓人感動。魯迅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他擬定的遺囑裡有一條便是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周作人與他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以後在許多文章裡對他說了許多刻毒的話，似乎應該在論敵之列，而且不止是論敵了，但他卻存了幾分恕道，不能全然割捨兄弟的情誼。儘管他在許多文章裡有對周作人的尖銳批評，可是私下裡他卻有更多的理解和回護。他在病中對周建人說起周作人，很是心平氣和，有一回說到周送李大釗之子赴日本的事，說別人不肯管，周卻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心的。又說許多激進的左翼作家對周作人的批評過於苛刻，他並不贊成。
——終究是兄弟。292
對周作人的學識，魯迅更是推重，有一次周建人向他提起出版社正在審定周作人一部譯稿，魯迅竟然詫異地說：“莫非豈明的稿子，還需要看嗎？”最令人動容的是，在病危熱度很高的時候，魯迅還在讀周作人的著作。內心深處存著這份兄弟情，他自然不願周作人走錯了路。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道“豈明頗昏”，意思是周作人有時很糊塗。小時也就罷了，魯迅最擔心的是他在大事上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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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三弟的電報，得知了噩耗。對這位曾是最相知，後來又成為仇人的兄長的去世，他有何反應呢？那一天他去了學校，面色蒼白，對學生說，家兄去世，今天的課不上了。有一位學生回憶說，那學期他開的課是講六朝散文，魯迅去世後他第一次上課講的是《顏氏家訓》中的〈弟兄〉篇，他低聲念著文章，神情頹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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