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陸機有言：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晉書·紀瞻轉·陸機策問》卷六八）。則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是知文化思想之盛衰，蓋有隨時救弊之義焉。周末百家爭鳴，至漢而整齊之，以名物訓詁之實救其虛，實之弊必流於繁瑣，魏晉六朝玄學以虛救之，虛之弊空疏，隋唐義疏乃以實救之，宋明理學復以虛救隋唐之實，清代樸學又以實救宋明理學之虛。蓋利病相乘，因果相兼，而物極必反也。此所舉之虛實，但就其大體言之。大抵大一統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趨於平穩篤實。衰亂之代，榮辱無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慮之迫切，於是對宇宙之終始，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義，人我之關係，心物之離合，哀樂之情感，皆成當前之問題，而思有以解決之，以為安身立命之道。
梁人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
劉申叔〈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論〉：古人詞章，導源小學，記事貴實，不尚虛詞；後世文人，漸乖此例，研句鍊詞，鮮明字義，所用之字，多與本義相違。如瓊為赤玉，而詞章之士，則以白花為瓊花；略舉一端，則知文人所用之字，名與實違；是為用字之訛。又或假設名詞，獨標奇語，名詞而外，別以隱語為代詞。以天淵二字喻善惡之懸殊，以萍水一言喻朋友之聚首，言得志則曰青雲，言誓詞則曰白水；略舉數端，則知文人之作，以詞害義；是為造語之訛。又或好奇之士，顛倒其詞，以誇巧慧；如江淹賦云“孤臣危涕，孽子墜心”，易墜涕為危涕，即易危心為墜心；杜甫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枝”，又名詞互易，以逞句法之奇。律以言貴有序之例，則江杜之作，均與文律相違，是為造句之訛。又或出語不經，借物寓意，文人沿襲，以偽為真。如夔僅一足，堯有八眉是也，是為用事之訛。四者而外，文人之失猶有數端：或用事不考其源，如海客乘槎，誤為博望；姮娥竊藥，指為羿妻是也。或記事詞過其實，如民靡孑遺，見於霎漢，孟子斥為害詞；血流漂杵，載於武成，孟子指為難信是也。或序事之文，以詞害義，如言兵敗則曰睢水不流；言納降則曰甲高熊耳是也。或隸事之文，考證多疏。如杜甫之詩，誤伏勝為服虔；陸游之文，誤許渾為許遠是也。或謂後世之文，隸事失真，事因文晦，以斥文章為小道。不知文言質言，自古分軌，文言之用在於表象，表象之詞愈眾，則文病亦愈多；然盡刪表象之詞，則去文存質，而其文必不工。故有以寓言為文者，如莊列楚詞是也，而其文最美。有寓言與事實相參者，如戰國策之文是，而其文亦工。後世史書，事資虛飾。而觀者因以忘倦，漢魏詞賦，曲意形容，而誦者稱為絕作。又如庾信枯樹賦以桓溫與仲文同時，此立詞之爽實者也，而後世不聞廢其詞。又唐人之詩有所謂白髮三千丈者，有所謂白頭搔更短者，此出語之無稽者也，而後世不聞議其短。則以詞章之文，不以憑虛為戒，此美術背於徵實之學者二也。二端而外，若畫繪一端，有白描山水者，又有圖列鬼魅者；小說一端，有虛構事實者。亦有踵事增華者；皆美術與實學不同之證。蓋美術以靈性為主，而實學則以考覈為憑。若於美術之微，而必欲責其徵實，則于美術之學，返去之遠矣。
案：劉師培這篇文章讓我與近日所讀《聖經》以及零星所碰相關研究有一聯想。就宗教意義上而言，《聖經》是上帝全然無誤的話語，虔誠的教徒大抵也都這麼相信：《聖經》中沒有任何錯誤，它每個遣詞用字，全都出於啟示。因此，舉凡一切與其相異之觀點，都會被目為誤導眾生的異端、異教，乃至邪教。然而，《聖經》研究專家從很早以前就已經提到：這世上根本沒有《聖經》的原稿，留存於世的只是經過無數的數年之後複製出的鈔本。再者，沒有一本抄本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抄寫者會在許多地方，有意或無意更動了它的內容。對此，有一個曾經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後來成為《聖經》研究專家，對這問題苦思冥想：“《聖經》上的話語是上帝所啟示，如果我們要曉得上帝最初如何與我們溝通，自然就得知道這些話語原本的樣子，因為《聖經》上的每一句話都是上帝的話。倘若上帝的話語中還摻雜了鈔寫者有意無意中創造出來的話語，這樣的文本就無助於我們去認識上帝的話語了。”這位學者後來爲了徹底瞭解《聖經》，研習希臘文、希伯來文，這段學習過程，影響了他對《聖經》的看法：“我開始瞭解到，唯有閱讀和研究原來的語言，才能掌握《新約》、《舊約》文本的完整意義和精妙之處。”他的朋友向他說了這麼個比喻：“閱讀希臘文的新約，就好像在看彩色版的《聖經》，而閱讀其他的翻譯本，就好像在看黑白版的。”他開始質疑過去的信念：“上帝真的啟示了《聖經》中的每個字句嗎？如果《聖經》文本的意義只能透過研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原典才能掌握，這不就是說，大部份沒有讀過古代語言的基督徒，就永遠無法完整接觸到上帝想傳遞的訊息嗎？這會不會讓《聖經》中天啟的教義，最後變成學者菁英的教義呢？（畢竟他們才有必備的知識和閒暇時間去學習語言，並研讀原始經文）如果大部份的人完全無法接觸到這些話語，只能接觸到那些多少有些粗糙的翻譯，而即使接觸到也是無能為力，那麼，說這些話語是上帝的啟示，又有什麽意義呢？”於是，他接觸了經文鑒別學，一頭鑽進《聖經》鈔本研究。自此，《聖經》中許多“不合該上帝所犯的錯誤”一一在他眼前浮現。如：《馬可福音》第二章記載了耶穌的門徒在安息日走過麥田時摘取麥子來吃，因而與法利賽人發生衝突。耶穌告訴法利賽人“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並提醒他們，當大衛王在他的部屬飢餓時，如何在“亞比亞他做大祭司的時候”進入聖殿，並且吃了裡面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陳設餅。這是有名的問題，就是當我們看耶穌引用這段故實（《舊約·撒母耳記上》二十一章一至六節）時，會發現這個事件的場景並不是亞比亞他做大祭司的時候。當時的大祭司是亞比亞他的父親亞西米勒。換句話說，在這裡，要麼是全知全能上帝唯一之子——亦可目其為上帝的分體（聖三位中的“聖子”）——記錯了典故；要麼就是記錄《撒母耳記》這段話語的受啟者，在領受啟示時，將兒子搞混為父親。奈何年代久遠，吾人已無從探知。無論如何，這卻說明了一點：這個段落指出《聖經》並非完全無誤，而是包含某些錯誤的——包括其他很多段落也是這樣。對這段有關耶穌的“誤文”，這位學者（他原來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原想強作解人，在神學院修讀經文鑒別學時，有意建立一套冗長繁瑣的理論來為上帝說項，誰知他將這份報告交上去後，教授只是在他的報告結尾處下了一行簡單的評語：
也許這只是馬可犯了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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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quoting Je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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