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前四史論贊研究》

所謂「前四史」，指的便是中國正史中的首四部史著——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和范曄《後漢書》。

案「論贊」，劉勰謂：「贊者，明也，助也。」也就是說明、輔助的意思。略分之下，有三種：一是贊美，也包括貶斥，如郭璞的《山海經圖贊》；二是說明或總結，如《漢書》每篇末了的「贊曰」；三是輔助或補充，如《史記·項羽本紀》末的「太史公曰」，亦即《漢書》的「贊曰」，裡頭補充了本紀所未記載的材料。唐朝劉知幾在其名著《史通》中對「論贊」的作用和歷代史書論贊的特征及失誤進行了總結時開頭便說，「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寫到這裡，不由想起以前曾經上過的一門課，這門課的先生對「論贊」提出了迴異前人的看法，而且態度強硬，立場堅定，不容辯駁，質疑有罪，無俟商榷，字字洪鐘，鏗鏘宏亮，可惜擲地「無」聲。（笑）

本書作者趙彩花先生一開始先對「史」作了細致入微的爬梳與分析。自中國文明開展以來，「史」即是「巫」，「巫」即是「史」。人類甫誕生，文字不可能與之同時出現。人類學家對原始部落人們的生活習性、精神信仰、思維特點的研究展示，原始人為了生存需要，對提供給他們安全居住和食物的周圍環境的變化十分關注，作者引述一西方學者的實地考察成果來說明這一點，曰：「這裡的土著具有敏銳的官能，他們精確地注意到了陸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種的種屬特性，以及像風、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變化、水流和氣流等自然現象的最細微的變異。」這也就是所以古時人對天文地理那么精通那么重視，因為在那個我們今天看來是蒙昧無知的年代，為了生存，他們衹關注那些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他們密切注意它的變化以及周遭事物的變化引起它怎樣地改變，如哪顆星移動到某處則第一陣冷風吹起（所以孔明借東風的故事不是匪夷所思的），蟋蟀在某個時候處於某個地方則預示著季節轉換，某朵雲出現則哪里有最好的露水，某個特定的一天的天氣預示著來年哪里最先有鮮美的果子，他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放在今天而言，這些從前被普遍關注且婦孺皆知的常態、知識，在我們卻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他們相信事物之間的神秘感應，一個事物出現與周圍其他事物密切聯繫。便是這種信念，萬物有靈論便產生，也就是我們中學時所讀到的Kepercayaan Animisme。所以，為保證生存環境舒服就必須保持固有的神聖秩序，與臨近的各種存在著的事物溝通而維持和諧狀態極其必要，於是乎，疏通這種關係的人——「巫」出現了。巫的出現，預示著文字開始受到重視。十九世紀末在中國河南安陽小屯發現的甲骨文便是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隨著人類越來越多，疑問越來越大，思想越來越復雜，「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其中特別能溝通神人的秀出之人成為眾巫的管理者，後發展而成為「史」。所以一開始時巫史同源，天人合一，迨人類社會分工愈細，巫史即分，甚至發展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至此，天人分裂。

雖然如此，古時史家所扮演的角色，依舊必須是個通人，通天文通地理通古今什麼都要通如果不通就沒資格稱史，所以司馬遷在他那時代發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宣言，不過職責所在，無甚特別。就好比今天為人師表的人類，如果在心裡發出「培養莘莘學子知書達理」的愿，那其實也是他本份所在，并沒什麼值得夸耀的。而本書作者博考文獻後，認為司馬遷所以治史，真正目的乃在於「究天人之際」，因為其時天人分裂久矣，司馬遷試圖力挽狂瀾，重新找回天人之際的光輝時代。奈何，越發展到後來，人類對格致的認識越來越深，理性認知也就越來越高，致使天人之分的裂痕越來越大，所以直到陳壽之後，「究天人之際」的宏愿也就逐漸被遺忘了。在〈陳壽的天道觀〉末，作者謂：「陳壽把相人、占天、推度災變看成不是常人皆可具備的技能，他作為史官把它記錄下來不是要以此探究天人之間的玄奧，僅僅是為『廣異聞而表奇事』而已。《三國志》已經不強調追究天人之際，似乎在陳壽的意識中，天人關係不是寫史者所必須關注的問題。」

分裂了，可惜；被遺忘了，更是可惜，尤其當我讀到關於西漢天文學家成就一節時，猶感如此。古人對行星運行規律有精密的觀測，翻一翻《史記·天官書》便可得到印證。其中記道木星（歲星）12年運行一週天，這與現今天文學所觀察到的11年10個月衹有兩月之遙。而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成書於西漢初年，其中記載的地球與金星（太白）會合週期為584.4日，比現代天文學觀測到的583.92日衹大0.48日；土星（填星）與地球的會合週期377日，比現代觀測值小1.09日，可見中國很早對天道運行就有精確掌握。令我深感神奇的是，嘗試翻翻〈天官書〉時，原來中國自古還真的是將天象與地下萬物的運命聯繫在一起看待的。以前看三國演義時諸葛亮看到有什麼星隕落後，掐指一算，便算出阿誰誰命不久矣，又或者哪個國哪個縣即將發生天災，如今才恍然大悟——原來真有這回事，羅貫中不是誑的>.< 例如月蝕日蝕的發生，〈天官書〉說前者表示人間將發生不利，後者則指惡在國君，總之它們將帶來不幸就對了。看看今年七月剛發生不久的日食現象，太陽被吃後，阿彌陀佛，臺灣遭殃。

是不是說隨著科技的日益發達，人類不管是對自己對周遭的敏感的觸覺便會日益消蝕？正如同於今天的新新人類，因為生活安逸，所以在生活上對於父輩的年代而言是普通的生活技能，在我們這些新新人類而言則全然不曉，更甚者是有些人還擺出一副「『不曉』得有理」的高姿態。衹能說，時代不同了，「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但偏偏當中有些人又很容易對周遭發生的一切誠惶誠恐，例如去年308海嘯席卷我國後，大街小巷便四處蔓延著「華人會被對付」、「513將重演」、「不要亂出街」、「種族暴亂」的流言，身邊的不少人更是熱衷此道——因為脆弱的緣故？呵。結果事實發展如何？有目共睹。

話扯遠了，現在回來。其中讓我忒感興趣的一章，論及「文學」時引述了蔣凡先生的話，曰：「由於文學的發展及時代的進步，以詩歌、辭賦、散文為主的文學創作日益繁榮，文學作品的地位提高了。因此，先秦時代舊有的雜文學觀念開始受到了明顯的沖擊，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也勢在必變。於是在兩漢時代，逐漸產生了文學與學術分離的新趨勢，從而為我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開拓了新天地。《史記》為重要的文學家立傳，而不把他們寫入〈儒林列傳〉之中，證明漢人在文學觀念上已取得一定的進步。漢人開始把『文』與『學』、『文章』與『文學』的概念分開運用，以『文』或『文章』稱文學，而以『學』或『文學』稱學術。」先秦以前，「文學」一詞多是泛指記載先王陳跡的文獻的通稱，在後人看來，先秦時「文學」的范圍非常廣泛，它包括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是學術文化的統稱。南朝皇侃在其《論語義疏》引范寧注解「文學」一詞時謂，「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楊伯俊先生更明白說「文學」乃「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若將作者這一節與臺灣學者黃偉倫先生的《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對照一看，對於「文學自覺」命題的了解，則更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黃先生梳理前人關於「文學何時自覺」的看法時，「漢代自覺說」便拔得頭籌，認為它是「前文學的自覺」，尚不能成為文學自覺時代的標志，但卻對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作好了語言上的準備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蔣凡先生所說的「文學意識的朦朧覺醒」。

關於本書的價值如何成就何如，非我這黃毛小子所能妄言一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凡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已有談論）。紅樓夢第七回說賈寶玉「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我之所以讀此書，卻源於從前對某些人的行徑之感到不忿——正為不忿始讀書，發愿要把「論贊」徹底弄通，恰好老師紹介，便買了下來。然而讀完才發現，不忿早就煙消雲散，而自己倒也得了無心插柳之效。獲益弗淺不在話下，將先前讀過的李長之先生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聯繫比照後，茅塞的問題也稍稍開啟，尤其作者推翻了李先生這本名著的一些意見時，簡直整桶醍醐灌在我頂——縱是一代名家，也非常常處於屹立不倒的泰山之勢！更何況是徒有空言的一些人類。

鐵杵漢奸？——讀《今生今世》衍感

我生在「番邦」，非生在擁有五千年文化底蘊的泱泱中國。雖然經過文革後，似乎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一切往事盡在不堪回首月明中，但對於那裡的中文系生，或者應該說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生，我一直抱著非常敬畏的態度，私底下一直認為他們的程度他們的底子絕非我這「番邦」之流者所能稍稍比擬，所以我也一直不敢在人前以自己為意，不敢以為自己多碰了幾張紙，便高屋建瓴指點江山四處嗆聲，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更何況那人外之人我是那么的難以企及。

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智）也。三國時的杜恕進一步說，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我說，別在還未讀完一本書之前，稍稍聽了誰誰的紹介後，便大言不慚地好為人師，不知道并不可恥，不知道裝知道，那才可恥！——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此之謂也。

以上所言，似乎和胡蘭成和今生今世沒什麼相干。——是的我又發無謂的牢騷了。

先前，看了被人稱為漢奸的人的書——胡蘭成的《今生今世》。此人便是張愛玲曾經的姘頭。據說這一年來因為一本《小團圓》，吹起了他的熱，而我也不能免俗——是的，我正是因為《小團圓》所以才下定決心要讀他的。很多人都是因為張愛玲的干系所以才知道胡蘭成，而我之知道胡蘭成，倒是因為老師的干系。遠流版的《今生今世》，書腰打的名堂便是「多情、寡情、處處留情，看胡蘭成自我剖析情歸何處。買一送一：附贈價值240元之《說不盡的張愛玲》！買胡蘭成送張愛玲——史上唯一詳載張愛玲與胡蘭成情感始末的海內孤本！」——果然是因為張愛玲所以才終於於今天的文壇有立錐之地？不過若撇開政治立場不談，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梁簌溟倒是非常賞識他。

說起新儒家，我想起如今有不少人自命儒家。衹不知自上回這類人讓新加坡來的一位教授當眾不點名地批評後，這類人還有沒有大言不慚地自命儒家？原來自命儒家者衹是個善吹捧善阿諛的人類？弄得那位研究儒家多年卻不以儒家自命的教授周身不適，還好沒因此拂袖而去不上臺演講。但是話說回來，撇開這些因素不談，這類人還是令人崇敬非常的。

說起這本書，在三年前便已經有它了——友人從臺灣帶回來給我。一拿到，讀完序，進入正文的第一頁第一句——「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我鄉下映山紅花是樵夫………………」天，好睏。幾次拿起來，要讀它，最後還是一個結果——讓他的桃花給催眠了。而今天，自覺比三年前的自己有了一點長進，且又因為立意要讀懂《小團圓》的關係，闖過了催眠關，一字一字念下去，也終於念完。

其實啊，衹要讓我知道他是個能才，留下的著述是何如的為學林俊彥所愛，那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便會「屁顛屁顛」地去追捧他了。對於我這種人，有人一定感到不屑——因為「迷信大師」的緣故；至於孔子，在他老人家眼裡，我一定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鄉愿」。其實也沒甚么，暗自以為，如果要長進，哪怕衹是那么一點點，就無可避免的須向大師取經，就算不了解裡頭經文，也照舊追捧，總有機會「茅塞頓開」的。要知，當今很多著名小說家，其所私淑的，也都是大師。

讀今生今世，字里行間，胡氏對共產黨不敬的字眼，時不時都會蹦進眼簾，如有一次他敘述小時候媽媽喚他到外頭買醬油時，買了後，「小孩生怕潑翻，眼睛望牢碗裡，一步一盪，好不危險，到得家門，已盪翻得所剩無幾，母親趕快過來接了，笑叱道，『你要眼睛看路，不可望牢碗裡』。至今想起，我總要看不起共產黨的渾身緊張，眼睛望牢政權，越是這樣，越要打翻」。但是今天的歷史說明了一切。

所以聽說這本書的中國版，是已經被刪過節、凈過身的了。他討厭共產黨，無可厚非，畢竟他親身經歷那時代的風起雲涌。我不解的是，何以身邊也似乎存在著這樣的人類？是因為在臺灣留過學的關係？受寶島風氣的洗禮，成為忠實的「仇共分子」？沒在那兒留過學的呢？曾經遭受從前的馬共慘無人道的凌辱戲虐？所以才會談紅色變？所以才極盡攻訐之能事？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之所以能建國，在我看來，套用一句老話，也不過是「天命所歸」。其時的國民黨，已經是日暮夕陽，難有作為的了。頹靡腐朽，各謀私利，因此紅軍一至，便順理成章地掃蕩了裊裊繚繞的「烏煙瘴氣」。毛澤東的貢獻，實在不應因文革而全部泯滅，雖然我在看文革史時，也一度非常憎惡這個「大魔頭」（四人幫？），吳宓、巴金、王實味、胡風、老舍、陳寅恪等學人所遭受的不人道際遇，以及郭沫若的看風轉舵、馮友蘭以及季羨林的獻媚逢迎、胡適兒子的公開批斗他老子，知道後若不感到憤慨心慟，那還真是「天地不仁」了。但，要評價一個歷史人物，總歸是必須跳出情感好惡的框框，如此才能更逼近歷史所謂的客觀。而且，如果真要一直抱著厭惡的眼光來看待共產黨，那么，中國自古便已經存在許多不合理的事情了的，要追溯，可遠著呢。看看比文革較早一點的事件好了——南京大屠殺，又不見那些「仇共分子」對日本人也同樣反感？（今天的寶島受西化後的東瀛文化影響頗深）還不是照樣買Sony Erricsson、Nikon、Canon？噢，諸位千萬別誤會，我這裡并沒有煽動民族情緒的意思，我衹是針對一些人類對一些事件有失偏頗的評判與盲目狹隘的反感而發言罷了。

套用《海角七號》裡的名言，「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

上一代恩怨不延及下一代，這是中國古訓，飽讀聖賢書的敦厚君子，想必一定是明白這層道理，更何況那所謂「上一代」和自己并沒太大干系，人家批斗或獻媚，干卿底事？何必在表面上一直擺出一副金剛怒目的樣兒？偶爾菩薩低眉，命也多長幾年。毀滅了的似綠水長流，留住了的似青山還在，頂多，不就把這些悠悠往事當作漁樵閑話，如此不是更順心適意嗎。總之就是，不因人因事而廢言。

話說回來，胡蘭成便是在日本寫的《今生今世》。

總覺得胡蘭成對世上的萬事萬物都非常淡漠。這裡所說的「淡漠」，不是說對身邊人事物不著緊，字里行間，依然能夠瞧著他的關心的，很多事情都寫得那么細致入微，然而，「細致入微」，卻又不是「戀戀紅塵」的細致入微，而更像是站在三界之外觀照萬物的細致入微。每每敘完一事，結尾處，筆鋒一轉，「衹覺外面天荒地老，我甚么心思亦沒有」，「當年的多少實事虛華，真心假意，好像與我已沒有關係」。借用《金剛經》的句子，便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當真把紅塵俗世都看開了（但是隱隱中還是嗅著了馬後炮的味兒）。他自己便說，「今我飄零已半生，但對小時的事亦衹有思無戀，等將來時勢太平了我亦不想回鄉下去住，惟清明回去上墳是理當」，看來多少還是有點依戀的，否則又何必上墳。不過，更多時候，他的字句，我暗自覺著的，卻是有如那含淚的遠山，白雲悠悠，仰望長空時，衹覺浮生若許？無言以對，唯有沉默。瞧他描寫他早死的原配夫人玉鳳的故往時，縱是「鐵杵漢奸」，也自有其含蓄深情的一面——「千言萬語盡在彼此心中呢喃」。

又其中一章記述胡蘭成被惠蘭中學開除，事緣他當時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一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帳目問題而被罷免了青年會幹事職。校刊的顧問是教務主任，認為事關教會聲譽，禁止登載。胡蘭成向老師講理，老師不語，胡當老師是默許了，於是刊登。發刊之後，老師大怒，叫了他去罵，但他不服，老師以辭職向校長要挾，非要革退胡蘭成不可。胡於是退學還鄉。這段記述，讓我想起周邊發生過的一些事。有些人以厚道之名，行禁止學子發言權之實，一旦有人抒發己見，稍微不合他意，又或語氣稍微不善，他便說這些人以真理壓服事實，不夠厚道。殊不知，早在幾千年前，中國的至聖先師便已經大力提倡舉一反三鳴鼓攻之的教育理念。

人們把汪精衛政權劃為「偽政」，所以，在歷史上，汪是個奸角，因此胡蘭成擔任的便是「偽職」，自然的便是漢奸。然而，在他胡蘭成看來，「毛澤東政府亦還是偽的」。今天既定的評價，不過是囿於歷史發展定律——成者王敗者寇——的不成文規定。我本人對汪氏政權認識不多，衹知他同日本合作，但，放在今天而言，東家不合合西家，實業已無可厚非。至於汪氏的如何助紂為虐，如何殘害同胞，卻其實，不管哪個政權，亦不外如此，所不同的，其所造成的傷害以及所流的血，不過是在於自己人還是非我族類、是深淺還是多寡而已。殺一個人是殺人，殺十個人也是殺人；殺馬來人是殺人，殺華人也是殺人。卻其實，胡蘭成自己便說，「秋來春來雙燕子，話不盡滄桑興亡，那恩怨是非分明都在，卻唯見皓月流空，江山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