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董說《七國考》提及戰國時李悝的《法經》。《法經》是古代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後來的商鞅變法便是依據《法經》而設。根據近人梳理結果，《法經》的內容有：盜（偷盜）、賊（人身傷害）、囚（獄訟）、捕（逃亡、服役）、具（審判量刑）、雜（其他？）。商鞅承李悝，漢承秦律（《漢書·刑法志》載，蕭何借鑒秦律，略有增減，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後來，叔孫通認為蕭何訂製的刑法不夠完備，即採古禮與秦儀雜就而成，乃作傍章（根據清儒，「傍」訓廣、輔，明其補充九章律所未及之處）十八篇。由此可知，漢律與秦律實是一脈相承，而非如俗世的認知，秦法比諸漢律還要嚴苛，尤其當我們爬疏古代傳世文獻，再與睡虎地秦簡出土的秦律作比較時，可以發現，在某些方面，秦法比漢律客觀人道得多。
唐以前刑法無完整流傳，因此上邊所述，多據近人程樹德的《九朝律考》（所謂九朝，指的是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直到1983年，中國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了一批漢簡，除了漢代民間常用的醫書與導引書（類似今日的瑜珈，有強身健體之效）之外，大量漢律的出土尤其叫人驚艷，因其填補了傳世史料在這方面的不足。自然，這批竹簡已經面世接近三十年，學人對它的鑽研亦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如《二年律令》、《奏讞書》等，相關研究已經不少。恰近來閒暇，乃繙閱《奏讞書》及其研究，覺其中條文，煞是有趣，「原心定罪」一律，讓人浮想聯翩，若與當今世道合而一看，原來只是「歷史重演」。如末羅瑜王朝內政部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辯稱發報章准證是特權，卻絕對無礙言論自由，這正是古時「原心定罪」的翻版再用。
以犯人心態來論罪輕重
張家山出土的《奏讞書》，共有二二七支簡，廿二條議罪案例。這些案例都是古時曾經發生過的真實事件，類於今日翻案複審的案例。漢廷所以編輯，為的是在日常刑法訴訟中，讓執法者有前例可循，其精神頗似英美法的「遵循先例」。根據中國大陸考古學家李學勤考究，廿二條案例的編排有一個大致的次序，從紀年來看，前面是較晚的，後面是較早的。前十六條案例大多為漢高祖時，後六條則分別是：三條秦始皇時，兩條春秋時（分別是第十九、二十條），另一條則無紀年，然大抵皆在秦漢之間。其中，春秋時的兩個條文的判法有別於另二十條。這兩條案例的「主審官」是史魚和柳下惠，均為儒家所推崇的人物，而判決方式正是「原心定罪」。
所謂「原心定罪」，指的是不根據既有的刑法規定，而以犯人的心態來論罪之輕重。「原心定罪」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產物，來源於儒家經典——《春秋》。至於斷獄判訟何以要「《春秋》決議，原心定罪」？漢代的判罪依據，共有三類：一是刑法條文；二是故事（故舊之事，即古時曾發生過的真實案例，《奏讞書》即屬此類）；三是經文，「以經術潤飾吏事」，此亦是最高級的依據（《公羊傳》說《春秋》能「撥亂世，反諸正」，據此可知《春秋》經被據以為法的重要原因）。此外，《漢書》有一條史料說得清楚：「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闢，廣延有司儀，欲使海內咸服。」說到底，是為了讓犯人，除了口服之外，還要心服。我們知道，在尊重人權的西方民主國家，「法理不外乎人情」，即使犯人所犯的是彌天大罪，主審官一般都會循之以情，明之以理，再下恰當判決。就如卡繆《異鄉人》裡的莫梭，犯的雖是殺人重罪，但法官還是會嘗試探尋其犯罪心理，若非莫梭本人的「荒謬」自辯——「我所以殺那個人，只不過是因為陽光太刺眼」，他罪刑的減輕是可以預想的；反方律師亦以「原心」下手，調查莫梭的私生活，以與此聯結他之犯罪動機，好讓法官覺得他之殺人乃本心使然，非無心之失。可見，不管東海西海，只要尊重人權，那麼就會心同理同。
《奏讞書》第十九條案例的被告是在王家辦事的廚師與婢女。事情原委是這樣的：有一廚師為君主烤肉，君主進食時發現肉中有三寸的髮絲；婢女為夫人端食物，則被發現飯中有半寸雜草。君主與夫人皆怒，於是要判這兩名僕人罪。彼時，史魚主審這兩宗案件，認為前者無罪，後者有罪，但不能罰，而該賞賜。君王自是不服，乃問緣由。史魚精妙地回答道：「臣看了廚師的切刀，尖利得很。以利刀在砧板上切牛肉，肉筋盡斬。肉塊大不過寸，而髮絲長三寸卻斬不斷，這實在於理不合。如此看來和切肉人無關。臣又診察烤肉器具，炭火熊烈。君王您試想，如此熊熊烈火，肉都能烤熟了，豈可能烤不爛三寸髮絲？因此這也不是烤肉人的過錯。經臣下查探，得知君王今早出門遊玩。正當烤肉送到跟前，烤肉很燙，於是您就讓人搧風，致使頭髮飛入烤肉上。至於夫人，臣察視了她的住處，整潔乾淨，無一點灰塵，更遑論雜草，所以雜草是沒理由掉進飯碗裡的。臣接著查探婢女的臥室，枕頭破舊，席子破爛，日常衣物已穿了洞，棉絮也掉了出來。臣將這掉出來的破棉絮與飯碗裡的雜草對看，發現是一樣的。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飯碗裡的雜草是婢女身上掉落的。奈何，堂堂一國夫人，身邊婢女的衣著卻如此破爛不堪，要她在送飯時雜物不掉進飯碗，再小心也難免有失。」君王聽後，心悅誠服，遂判廚師無罪，賜婢女衣。
接著再看第二十條案例。春秋魯國，偷盜的律文是：偷一到二十錢（或同等價值之器物），罰金一兩；二十以上到一百，罰金二兩；一百以上至二百，罰為國服役；二百以上至一千，罰剃頭做城旦（築城四年）。如今一個名叫佐丁的縣府中人偷粟一斗，價值三錢，柳下惠為魯君主審，最後罰其剃頭當城旦。魯君聽聞，問道：「盜一錢到二十錢，罰金一兩，如今佐丁只不過偷了價值三錢的粟，卻判他如此重罪，不會過分了嗎？」柳下惠回答：「衙衛初初逮捕佐丁時，他頭上戴著儒冠。臣於是查其家世，原來是治《禮》世家，一家上下都身著儒服。要知，儒者乃君子之節，《禮》者乃君子之學，盜者為小人之心。今佐丁心懷宵小，盜君子之節，欺君子之學，加上身為官府中人，明知故犯，欺下瞞上，罪不可赦，因此必須判他為城旦。」魯君聽了，深感認同，乃順了柳下惠之判。
酌情度理符「人權」精神
這兩條案例，看起來很「唯心」，但是，酌情度理，是不為過的。這就是原始儒家的人文精神。尤其第十九條史魚的判例，就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史魚的判決是符合「人權」精神的。原始儒家的人權精神，用孫中山的話來說：「中國古代，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製度。」孫引的幾句話皆出自《孟子》，孟子在儒家傳統裡是出了名富含革命情操的亞聖——只要不合理，就合該剔除！而孫氏言中國無其製度，在秦始皇實行獨裁政權以後，大抵如此。否則，黃宗羲於十七世紀中葉寫就的《明夷待訪錄》，不必等到十九世紀才為人所重視。
自然，如我們這般生長在「以民主為名，以專制為實」的獨裁國度，對於人權的認知，大多只能是一知半解。那麼，什麼是人權？借用美國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的話來說，人權指的是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的尊嚴相稱的對待，就如同說這是他們被賦予的一種特定美德，而這正是體面生活的基礎。固然，在中國文化中，我們不能直接找到這種特殊的西方概念的術語，但並沒有證據表明，在這些文化中就不存在這些西方概念所表達的普遍精神。本文所引漢代《奏讞書》中的兩條案例即是含有人權精神的例子，儘管可能只是巧合。
回身現實，對於末羅瑜「聖上」近日所宣布的「特赦」，猶如天降恩露，「臣民」們都必須大喊「大王萬歲，聖主英明」，倒顯得是人們欠了他的情。（我暗自猜想，很會「看天氣下筆」的某報副總，如果依然不「痛改前非」，大概會極盡奉承之能事，大頌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主英明決策，定之方中，恩澤如天，解放二萬八千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功莫大焉~功莫大焉~」當然，這只是我發白日夢時忽然夢到的情景而已，諸位切莫當真。如果當真了，我大可以說：我也有我自己的詮釋。）殊不知，內安法令本來就是嚴重違反人權的產物，消除內安法，既是應然更是必然，他卻還兀自說，「這是我們的功勞，別人千萬別妄想分一杯羹」，如此妄自尊大，居功要賞，看著真像一個老糊塗的稚童。誰不知暴君表面「特赦」的骨子底下打的是什麼算盤？說穿了，不過就是因為大選將屆，以及七〇九起義排山倒海的庶民壓力。話說回來，內安法令、印刷法令等，用的手法正是「原心定罪」，只不過，中國原始儒家與西方民主國家原的是犯人所以然犯罪之心，末羅瑜原的則是以領導人利益為最基本考量的心——凡有違背寡人心意者，一律有罪！同是「原心」，前者以人為主，後者視人如蟻；前者給予了解之同情，後者只顧切身利益；前者法理不外人情，後者一切我說了算。
附記：
直到有一天，「聖上」去了一趟京城，到了紫禁之巔，經過太和殿，他見到正廳的牌匾，書著「允執厥中」四個大字。他裹足不前，凝目注望。三分鐘〇八秒過去……終於，他龍口輕啟，緩慢而有力地對身邊「賢臣」道：「狗奴才聽旨！切記，只要不損及我的利益，在吾朝所製定的一切條律，就都是『允執厥中』、『大公無私』的。凡阻我者，遇佛殺佛，遇耶殺耶，遇蒙古女郎，就用C四！」「聖上英明！只是，奴才不解，遇蒙古女郎，何以要用C四？派人暗殺不就得了嗎？」「聖上」皺了皺眉頭，一把抓住「賢臣」脖子，拉近身，看看左，看看右，才將嘴巴湊近「賢臣」左耳，輕聲道：「她懷有龍種。」
延伸閱讀：
《文物》第8期，1993年。
《文物》第3期，1995年。
余英時：《人文與理性的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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