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犬儒者流

「不管用了什麽名義，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對無辜者生命的剝奪，就是因為我曾經直接面對無辜者的死亡，任何為殺害無辜者的行徑辯解的說辭，我都從中嗅到了血腥味。」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

我們讚揚特蕾莎修女，

我們冷笑無條件行善的人。

我們讚揚尼爾森·曼德拉，

我們無時無刻鼓吹種族歧視。

我們讚揚瓦茨拉夫·哈維爾，

我們嘲笑理想主義者不切實際。

我們讚揚悉達多太子，

我們嘲笑嚮往心靈生活的人。

我們讚揚耶穌基督，

我們無時無刻在論斷他人。

我們讚揚甘地，

我們嘲笑參與和平抗議威權體制的人。

我們唾棄希特勒，
我們躲在網絡背後鍵盤注入法西斯思想。
我們唾棄史達林，
有人卻渴望解放軍鎮壓和平抗議人士。

我們犬儒，我們不屑，我們嘲笑，我們潑冷水。
人說，情人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
我說，犬儒眼裡容不下新生幼苗。
一旦有幼苗長起，犬儒者流便用盡一切方法，
以潑冷水的方式，
摧殘 蹂躪 精神虐殺，
想盡辦法 讓開明的思想 永遠埋在爛泥裡，
以便所有人都變得和他一樣
——不見天日、“活著”就好的犬儒。

其實，我只是想說：
人是軟弱的。
人會放棄，人會失敗，
人會腐蝕，在所難免。

唯獨理念，永垂不朽，恒久傳承。
五百年後，所有人都成塵埃時，
只有它，屹立不倒，仍然能夠改變世界。
然而，它卻不會從天而降。

習慣了與世浮沉、汲汲營營的人，
見到其他人，發揚光輝的理念，
以純粹的心態，
想要改革社會 改變自己
抗議不公 抵制邪惡時，
犬儒者流們，你們，
可以不要再潑冷水了嗎？
即便不願意支持，
靜觀其變，對你又有什麽壞處？
何必以戲謔的語調，看客的心理，
點燃仇恨的烈火，焚燒那，新興的幼苗？
他失敗了，在情理之中，fine。
他成功了，你和你的子孫，
也將同樣得到好處。
這麼簡單的道理，
難道都不明白嗎？

香港，加油。

無形的坦克

孟浪主編：《六四詩選》

據聞，余杰的書，在島內各大出版社——不管是有意到對岸開拓事業的、抑或心裡認定服貿會簽署的、乃至以為這座島嶼的“被回歸”之日即在眉梢的——有諸多顧慮的情況下，大抵都謝絕出版。

同樣是據聞，上個月初由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六四詩選》，亦遭遇了同樣的對待。在動念出版這本集子時，現居香港的孟浪聯絡了鴻鴻，同他說起這個想法，並希望由黑眼睛來出版這本詩集。鴻鴻聽後，直說好，但若從現實層面來考量——比如行銷、成本、人力等，他建議先找其他資金比較雄厚的出版社來出，如若都找不著，他再代為出版。

奈何，在尋訪過程中，這本集子一一被拒，即便是《六四詩選》裡入選擁有一家出版社的詩人，也同樣拒絕了。站在拒絕者的立場考量，似乎亦無可厚非。倘若你真的有意到同文同種的對岸拓展事業藍圖，在你長長的出版名單上，出現這麼一本能夠讓赤黨神經抽蓄的書目，你想你版圖的足跡還能在那麼廣袤的土地暢行無阻嗎？然而我也由此確定，文從來不比妓高尚，不管是精神上或肉體上，文與妓更多時候是相互交織，兩位一體。

在資本主義高度巨大化的今天，小書店舉步維艱地慘澹經營，書市紛紛為連鎖書店吞併，把賣書視作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利益最大化，這原已是個大劫難，而今因為政治禁忌而再多了一層出版的屏障，不啻是雪上加霜。想起有人說，以營業為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為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因此，再多的出版物，其實等於空虛。原來，不必等到兩岸服貿簽署，二十五年前碾死了無數生命的坦克早就潛移默化地規訓著二十五年後的這些出版業者，暗中威逼他們自我審查，自我閹割，乖乖當起無聲的順民。自由的空氣如此稀薄，經不起大炮的一響，便煙消雲散。話又說回來，爲了溫飽，絕大部份的人大概也都會這樣吧。放著眼前的利益不逐，實在有違生物本能的發展。畢竟，連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都已經市場化的今天，還有什麽是不可以的？

日前閱讀野夫的《鄉關何處》，其中一篇回憶他大伯在國民黨專政期間的革命與愛情時，寫道：

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麽多的才子才女要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若干年後，我和大伯漫步於珞珈山的密林草徑中時，我向大伯提出了這一疑問。他苦笑著告訴我——人除開生命本能之外，還有更高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說：不自由，毋寧死；講的就是精神自由的價值大於生存。我們那一代人，許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蔣介石從孫中山那裡繼承而來的國家體制，是違背現代憲政的“三一律”——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當基本的人權都要被這個政府所鉗制時，如果有另外一個黨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結社言論自由”的口號時，你說它能不吸引我們這些愛國憂民而又輕身躁進企圖改造社會的理想青年嗎？無數優秀的先驅真正為此理念拋了頭顱。

自由和民主這一對詞彙，的確很迷人。現代的政治文明，即便是專制的、極權的、寡頭的，也不能公然否決它們。然而兩千年前流傳下來的這句話，“衣食足而知榮辱，倉稟實而知禮節”，古典名句的現代詮釋，便是“獨不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陶淵明當年身體力行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深深明白基礎的溫飽才是最切身的。所謂“道”，也就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倘若餓死了一切就枉然了。如今卻仿佛變成了酒足飯飽思淫欲，過於安逸的環境把追求理想社會的人性都消磨殆盡。大概，必須等到普遍所有人都吃不飽穿不暖的關鍵時刻，對所謂自由民主之理念才有追逐的可能。不過，當這一天真的來臨時，要有多少生靈因此而賠上、墊底？多少無告的眼淚在無人知曉的角落裡流淌、風乾？這些問題，則又是如今處在安逸環境中的人們所來不及理會的了。

也許，在這樣的漫漫長夜裡，僅能對著一閃一閃的流螢，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解嘲：因寄書而起的連翩念想

年初，將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書打包起來，寄回南國。

臺灣這塊地，雖然體會到的政治文明與來這兒以前有一些想像差距，但是，就買書看書逛書藏書而言，此處真是天堂。

正因如此，這幾年間，我的房，薪積日累，堆成小天堂。

直到要將它們一一包裹寄送回去時，天堂漸漸坍塌。隨之而形的，是萬劫不復的地獄。

————————
曾有人如此挖苦藏書家：一個人之所以會變成藏書家，就是因為某日買到了一本他基本確定不會去讀的書。另一句則更為刻薄：藏書家就是必須戴上白手套才去翻書的傢伙，且只看末頁，因為那裡可以查看詳細的出版信息，術語叫“版權頁”。

自然，我絕非藏書家，但本身也藏了好多書的緣故，所以有時也難免讓人調侃。“你買這麼多書，全都看完了？”“藏了這麼多書，不可能看完吧？”“如今網絡訊息爆炸，資訊發達，你還有必要這樣買書么？”諸如此類。

看心情，如果壞，我會回答：“是啊，沒可能看完的，只是我買書的情況已經達到病態的境界而已。這就像好些女孩子，明明有了那麼多衣、那麼多鞋，仍然逛一回買一回，而且好些都未曾穿過。有些穿過一兩回，洗舊了，就不再穿。有些則只是在買衣那一刻在試穿間穿過一次，帶回家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後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真的好病態。”

倘心情好，則會說：“一本書是否具有價值，是沒必要從頭讀到尾的。而且也不是每本書都有細讀的價值，有些書的存在，只爲備查用。只要大約知道那本書是討論什麽的，就好了，關鍵只在需要某書之際，可以準確摸到你要的知識。帶著疑問入睡，那是要短幾年命的。養書千日，用在一時，說的正是這意思。”

至於網絡，恕我偏見難移。那是給不想動手動腦並貪圖方便的人所用的工具，久而久之是會變弱智的。然而這幾年間我深受其害（也弱智了一大半），卻也廣獲其益。因為網絡，五花八門的訊息，沒有那專業知識的判斷，很容易被唬弄，乃至迷失，淹沒，最後淪落成呆坐枯井的青蛙——莫道虛擬世界杳無邊境，實則困守四壁，宅於網彀——你的世界就只得那片銀幕那般大。但也因為網絡，使我在踏入那道陌生領域的門檻時，能夠按圖索驥，找到需要的鑰匙，打開或滄古或絢爛的大門，開眼看世界，不至於變成一個摸象的盲人。

換句話說，網絡只是過程，不是結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前後若顛倒，是要著了魔的。（自惕！）

因此，網絡和書本，我始終是“迷信”後者的。畢竟，比起隨便阿誰都可以發表的網絡文章，一本專著的出版，過程顯然是相對嚴密、審慎得多，尤其當你對各家出版社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們出書的質量如何。正因如此，我的書，才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多得他日回返蘭都，大約都可以在那彈丸的邊境小鎮，成為藏書第一的酸迂書櫥了。

————————
由始至終，我只是個蹩腳的看書人。

向言文不如妓，而我又不如文。雖知文不愜當，句難精巧，神魂頇愚，情志葳蕤，而又吟賞自矜。雖不覺能肩旁人，卻毫無自見之明。古人嘗言，若非天才切勿操翰，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奈何有事無事，仍喜於此依依呀呀，哼哼卿卿，彷彿蟲蠅吟飛，無益於世，有敗於時，誠可譏也。

我買書看書，大抵是憑著一時的血氣，覺得那段時間對什麽議題感興趣，就將平時消費餐點與喝幾口酒的額度，交換成所謂精神的食糧，為的只是填飽那一時的好奇——往往卻只填了個半飽，就又貪鮮，另覓他食。幸而自身亦非輕薄寡情之流，縱獲了新人，對舊人仍然眷顧——食髓總是知味，醇酒越久越香。平時不去繙它、看它，並不是忘記，而會在午夜夢迴那時，忽然雷鳴電閃，寤然驚醒，聽到某個舊人在篋笥中嗚噎。這時就會如中猴那般，從床上跳起來，在闃無人聲的寂寂長夜裡，翻找當時的悸動，重溫芳思。

雖然如此，每回打開書櫃，看著櫃中堆疊如幾幢危樓正搖搖欲墜的書，總是要感歎：人生如此短暫，書路如此漫長。

難怪莊子總是要嘲笑這等人。生有崖，知無崖，以有崖隨無崖，無異夸父逐日。然而，人之所以為人，其可愛與可憎之處便在於此：明知不可而為之，為之不可而迷之，迷之不可而輾轉反側，而寤寐思服，悠哉悠哉，一朝得之，則棄之如敝屣。大概，這便是人類與動物的差別所在吧。所以人既比動物還動物，同時也不如動物。

不過，這段日子，總算隱約感覺到一件事。書堆裡邊所蘊藏的抱負以及蠱惑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言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含糊不清的熱情。

不管是囫圇吞棗，抑或細細咀嚼，每每掩起卷來，或長思，或冥想，會發現：沒有多少本能正確明白地為繙閱它們的人指點迷津。各式各樣的主張，在各式各樣的時空背景之下，被各式各樣的人提出來。梁元帝曾說：“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固然，已有的事必再有，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然而，生當其時，活在當下，卻往往會陷入雲深不知處的神秘廬山之中。彷彿那神秘的紗幕，是如何撥都撥不開的。唯有事過境遷，才憬然有悟：啊！原來古已有之！至於“於今為烈”還是“不為烈”，則往往只是主觀的自以為是。

————————
既然如此，就有人要問：讀書為何？為何讀書？

既然問了，就有人要答：在廣袤無邊的世界中，對有限的人，有限的我，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有限的認識，藉此填充那，無限的虛妄。除此之外，你還能改變這世界什麽？

————————
悵然呆思之際，喜獲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二版《管錐編》。先是，知書林版與中華版殊無二致，措意添置。不意冊二長告闕逸，遂難以了了。

————————
又，人民文學出版社戴明揚的《嵇康集校注》，過了五十年年限，終於版權到期，轉由中華書局出版！喜事一樁！

石在，火種不滅

Ubah



Bersih 2.0。手圈手，一起走



BERSIH 3.0。翅膀。Impian



勇氣505



Janji Dicapati



明天

——————————
“螢火蟲的光點雖然微弱，但亮著便是向黑暗挑戰。”

大選一週年思索（上）：納吉迷航的後505時代
大選一周年思索（中）：後505的民聯變了樣？
大選一週年思索（下）：公民重新集結反對選區劃分
假議題與種族主義

這是阿拉的旨意

這幾日馬來西亞因為伊刑法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對我這個吉蘭丹的華人來說，如果僅僅站在最直觀及最自私的立場來看，通過不通過其實都沒差，因為那“看起來”不影響到“我”，“我”又不是穆斯林，也沒想過要娶馬來妹妹。估計多數典型的“各掃門前雪”的華人大概都會這麼想吧，也許。

然而，如果依然以這種“那只是穆斯林的事”來看待這次事件，那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口號，大概永遠就只能停留在口號而已。各個族群的共識不一定會因為這樣的思考模式而分散，但對促進消磨彼此隔閡的作用，大概是會有滯礙吧。如果站在民主進程來看，《可蘭經》信條下的懲處和“世界人權宣言”多少是有牴牾的。只不知伊黨會怎麼處理這一層。

奈何，族群與宗教一直都是我國不能理也不能亂的敏感課題，而馬來人一出身就註定一輩子是穆斯林這件事，也使得其他友族在公開場合不好對伊斯蘭教說嘴，彷彿已成為一種禁忌。正當如此思量之際，恰好看到這麼一則除了馬哈迪這尊拿督公之外公然反對伊刑法的馬來人的新聞：

前任首相署部長再益趁機諷刺一些道貌岸然的馬來人表裡不一。他聲稱，雖然這群人的言行似乎很正派，但私底下卻在國外飲酒尋歡，違反伊斯蘭教義。他抨擊，這些“膽怯”的馬來人本應反對大馬落實伊刑法，但他們不敢對此提出看法。再益是吉蘭丹人。他坦承本身曾與朋友到丹州和泰國邊界尋歡，而那裡每逢週末都有上千人狂歡。（只不知在伊刑法真的落實的情況下，身為吉蘭丹人且又坦承“罪行”了的他，會否被起訴然後被石頭丟死？）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寫湘雲、寶釵、寶琴、平兒、鳳姐、寶玉在大雪天底下圍烤爐燒鹿肉吃。黛玉因為身子弱，吃了難消化，所以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笑笑地說起風涼話：“哪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庵一大哭！”湘雲一聽，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那群被再益批評不敢提出看法的馬來人甚至對此附和的巫統黨人，膻心繡口，都要遵循阿拉的旨意，如同於本回湘雲口中所罵的假清高，只差還沒為阿拉同聲一哭。

對於伊刑法，那些看起來言行似乎很正派的馬來人大概都是被層層經過宗教馴化後的外衣所包裹，卻忘了只要站在現代人權的立場來檢視這套刑罰的合理性，大概就理據自明了。從某種程度來看，這種刑法制度，無疑只對一般平民階層或者弱勢的穆斯林以及與穆斯林可能扯上關係的非穆斯林湊效。偷了東西的，不管男女，就要斷手；通姦的，不是鞭笞一百下就是被石頭丟死（耶穌：“你們當中誰是沒罪的，誰就可以用石頭扔他。”）。但是落實了這套刑法能否降低罪案率的發生，情形就如同於死刑。很多人以為，死刑能起到恐嚇作用，犯罪率會因此減少。但事實是否如此，嗯，問問谷歌大神啰。要說，法律本來就只是對有錢有勢的人公平。再多加這麼一套復古的刑法，一般民眾無端多了另一套規訓，而且還是不合乎現代人權意識的規訓，真是不嗚呼也要哀哉了……

不過，就如許多識者所指出的，伊刑法通不通過，關鍵都在巫統黨一方，議席的大多數始終是執政黨，贊成與反對，終歸是看執政黨臉色。只是，當宗教碰上政治，其變質乃在意料之中。通過也好，不通過也罷，都只是少數幾個政客爲了遂一肚子的個人算計而在檯面角力的政治的把戲。

余斌《周作人》鈔

圖片來源

父親的怨恨不平之氣，那時的周作人領會不到，即使父親的病與死——在魯迅那裡，那是一段刻骨銘心、難以化解的痛苦記憶——也沒有在他心中引起強烈的震盪。他仍維持著避難鄉下時的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父親病中他隨了魯迅去尋各種奇奇怪怪的“藥引”，在他就好像是到野外去上有趣的博物課，又像是在玩一連串教人入迷的遊戲。那些相信“醫者，意也”的“名醫”開出的種種荒唐的“藥引”，後來在魯迅、周作人的散文裡都出現過的，什麽冬天的鮮蘆薈一尺，經霜三年的蘿蔔菜，幾年陳的陳倉米，平地木十株，等等，最奇的當然是原配的蟋蟀一對，——魯迅諷刺道：“似乎昆蟲也要貞潔，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近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周作人的記述則要平靜溫和多了：“……例如又一次要用蟋蟀一對，且說明要用原來同居一穴的，對才算是‘一對’，隨便捉來的雌雄兩隻不能算數。在‘百草園’的菜地裡，翻開土塊，同居的蟋蟀隨地都是，可是隨即逃走了，而且各奔東西，不能同時抓到。幸虧我們有兩個人，可以分頭追趕，可是假如運氣不好捉到了一隻，那一隻卻被逃掉了，那麼這一隻捉著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對，用棉線縛好了，送進藥罐裡，說時雖快，那時候卻不知要化若干功夫呢。”這裡魯迅式的憤然見不著，過程寫得詳而有趣。對周作人，這固然也是在尋“藥引”，同時也就是逃脫枯燥乏味的功課的“貪歡”時刻吧？百草園真要比三味書屋有趣多了，即使是在尋藥引。
——父親的病、兄弟個性差異。25-26

還在到日本以前，魯迅在返家省親完婚之前就在心中說起，要在日本後辦雜誌，從事文學活動。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是我們已經熟知的，周作人既然一直深受大哥的影響，同時在南京就學時已經表露出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又像大哥一樣，相信梁啟超的說法，認定文學是改造社會的絕好工具，對魯迅的主張自然是熱烈響應。
——文學能改造社會？揭露人性。75

要介紹外國文學，首先得搜集資料。周氏兄弟除了維持清苦生活之外，官費所餘的一點極有限的錢都用在了買書上。周作人平日幾乎足不出戶，終日在下宿裡讀書，偶或外出，十有八九都是去逛書店。有些書雖很想買，無奈囊中羞澀，只能看著眼饞，有時以較低廉的價格買回了想要的書，那真是喜出望外。每次去書店，少有空手而回的時候，回來時總是袋中空空，與好友相對苦笑：“又窮落了！”雖說是嘆窮，話裡也有喜意。逛書店是周作人最愜意的時刻。那是工作的一部份，也是最好的消遣。他像魯迅一樣，從小就成了一個真正的愛書人，幼時就將壓歲錢拿去買書，以後在杭州陪讀，到南京讀書，買書始終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東京，他同魯迅把大大小小的書店都轉遍了，因書店集中而被稱作“書店街”的神田區神保町那一帶，更是他流連忘返的所在。兩兄弟在買書上從不吝惜，他們生活的費用與買書花的錢全然不成比例。有一次在一家舊書店，他們花了十六元錢買下了一部德文的《世界文學史》，須知這錢差不多等於一個人兩個月的食宿費哩！
——流連書城、買書看書。77-78

周作人年輕時就仰慕鄉賢前輩，像俞樾、王思任等人，都是看淡功名利祿，而以學問文章為人推重的。
——第三不朽？85

也許正是因為性情，因為看重修成一己學問的緣故，他身上有一種傳統讀書人的清高，不免以為讀書作文才是更有意義的，而對那些實際的社會政治活動則有意無意間有些不屑。我們一直在說他在閉戶讀書，其實他身邊的空氣並不那麼安閒平靜。這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革命氣氛高漲，單是參加同盟會的就有五千人，許多著名的革命家都在日本活動，醞釀推翻清王朝。魯迅秘密參加了革命團體，他們的住所常有人來往，一些逃亡到日本的革命者也在那裡暫住，時常談論國家大事。與魯迅比起來，周作人對群體的活動不是很熱心，達到人們暢言革命的場合，他也參加，但總是一言不發，保持沉默，好像有幾分疏遠，給人的印象是十分高傲，像一隻昂著頸子的鶴，魯迅因此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都路”（日語“鶴”的譯音）。
——不熱衷政治活動。86

《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在中國翻譯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這裡的譯法是全新的。此前國人對西方小說的翻譯大多是林琴南式的，嚴格地說起來只能叫編譯，譯者並不是一字一句地照譯不誤，而是譯其大意，而且任意對原文做增刪，一半是譯，一半是自己的創作，有時還照顧國情，將原作改得面目全非。林琴南譯的《迦茵小傳》就將原作後半部盡皆刪去，因為後半部寫到女主人公有了私生子，在林看來，那是與三綱五常的道德大相違背的。周氏兄弟早先也是類於林琴南那樣的譯法，可是後來他們覺得這樣的翻譯模糊甚至歪曲了原作的面目，所以他們定下了新的原則，那就是直譯原作，寧可冒犯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也要存真，決不把外國人的小說弄得有幾分像中國人寫的。這裡面有著他們獨到的理解和追求，即外國文學的精髓往往就在那些與中國傳統文學不同的地方，因此不是要模糊其與中國文學的差別，而是要將其充分地傳達出來，這樣國人才能從這差異中學習別人的所長。
——翻譯上的“創新”。87

周作人記憶中美好的一面總是同一種諸事不煩、閒適自在的生活情調聯繫在一起，一天翻書發現在日本時寫的記述秋日釣魚的一篇遊記，更添了悵惘之感，他自己也疑惑：“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豈人情乎？”可感覺這東西是沒法規定的，他瞞不了自己，也不想迴避，相反，他不勝低迴地咀嚼那滋味。他將遊記重錄一過，加上一則附記，記下“雖歸故土，彌益寂寞”的感受，又提一首詩道：“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蒼黃。舊夢不可道，但令心暗傷。”
——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93

面對如此巨變，周作人不可能真正無動於衷，畢竟，他也是個有反清思想，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的人。只是他習慣了扮演冷眼旁觀而不是積極投入的角色，總是與實際的革命活動保持著一段相當的距離，又不肯“興與人同”，人云亦云，相反，對時流的見解他總是有幾分不屑的。魯迅戲稱他像一隻高傲的鶴，也正是說他這份距離感和孤高。他也真有一雙“冷眼”：辛亥革命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即大功告成的，即使對於革命黨以及傾向革命的人，也顯得非常突然，但這“突然”只是讓他們喜出望外，而周作人的“冷眼”卻讓他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他相信正因其來得太容易，也就潛伏著危機，——絕沒有速成革命的便宜事。革命黨裡的很多人他都知道的，像那位在日本時到他居所來過，人稱“煥強盜”的陶成章，像那位綠林出身，此番領了革命軍進紹興，做了都督的王金發，這些人鬧革命他當然贊同，可是他們身上的權力欲、江湖氣卻讓他畏懼。在日本時魯迅、許壽裳等就一起議論過，“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倖免”，周作人像他們一樣，直覺到這些人並無真正的現代思想，容不得不同的聲音，他們上了臺，也許是另一種專制吧？憑這樣一些人鬧革命會有好的結果嗎？周作人很懷疑。反對滿人的統治在他是不言而喻的，可在日本的這些年，他已更多地受到現代思想的洗禮，反清已經不再只是將滿族人趕下臺，而是要結束封建專制，如果只是以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那漢人的統治又比滿人的統治好的了多少？豈不是“換湯不換藥”？
——冷眼觀世局、今之中國大陸亦不過又另一種專制。95-96

永井荷風：“現在雖云時代已變革，要之只是外觀罷了；若是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則武斷政治的精神與百年以前毫無所異。”
——換湯不換藥。98

魯迅雖然“偏激”，卻並不積極，經歷了近代的種種流產的革命運動，他對中國的事情已深感失望，文學革命鬧得沸沸揚揚，他卻是業餘的時間都悶了頭鈔他的古碑。錢玄同既已是《新青年》的骨幹分子，當然是積極的，他來補樹書屋的一個目的就是“勸架”，替《新青年》約稿——畢竟他們還是人單力薄，急需志同道合的同志。魯迅本是外冷內熱的人，縱使自己仍不敢對啓蒙事業抱有希望，但沖著朋友的期望，想到先驅者的寂寞，他終於不能繼續消極下去了。“勸架”的結果是，他加入了《新青年》的陣營，1918年三月號的《新青年》宣佈此後雜誌不收外稿，文章全部由編輯部同人擔任，魯迅即在同人的名單中，而一個月後，便是那篇令國人震驚的〈狂人日記〉問世。
——消極和“應酬”。134

周作人想必也是錢玄同的約稿對象，不過他倒用不著像對魯迅那樣勸架。他本不像魯迅那樣憤世嫉俗，又是剛從偏遠的紹興來到北京，頗想有一番振作，所以並沒有魯迅式的消沉。說起來他給《新青年》投稿比魯迅還要早了幾個月，而他也與魯迅同時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不過一開始他並不算《新青年》的要角，他最初發表的多是譯作，沒有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那樣一炮打響。翻譯畢竟不像創作，似乎更專門、更帶學術氣，譯家的名聲是慢慢積累的。此外，他離社會文化的熱點也遠了點。當時的熱點是古文白話之爭，周作人雖贊成白話，並且以白話譯作響應胡適等人的主張，但是與文學革命比起來，他內心更關切的乃是思想革命，所以他並沒有寫文章正面地參加白話文的討論。……發表在《新青年》1918年五月號上的〈貞操論〉（譯作）則立即震動了中國思想文化、教育、輿論各界。……胡適首先起來應和，發表〈貞操問題〉一文，盛讚〈貞操論〉的出現“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魯迅則寫下了〈我之節烈觀〉，同地沒有愛情的舊式婚姻，大聲疾呼讓人們享受“正當的幸福”。一時之間，“貞操問題”成了社會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
——周作人的“默”與〈貞操論〉及中國首次女權意識的震盪。135-137

感到欣喜的不僅是陳獨秀，北大追隨新文化運動的學生社團“新潮社”的領袖人物傅斯年撰文道：“進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裡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到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的內心，就以他說的人道主義為本。”後來中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章程由周作人起草，那裏面提出的“為人生的文學”的主張，與〈人的文學〉也是一脈相承。可以說，周作人的文章一發表，他的思想便被廣泛地接受，說它在新文學陣營中起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作用也不為過。所以直到1935年，胡適在一篇總結文學革命的文章還說〈人的文學〉“至今還值得細讀”，並以史家的眼光，稱該文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受到同人和外界熱烈反響的鼓舞，自〈人的文學〉之後，周作人真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了。他陸續寫了〈思想革命〉、〈新文學的要求〉、〈聖書與中國文學〉等文章，這些文章貫穿著〈人的文學〉的精神，從各個角度加以闡發，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由此他也成為新文學最具權威性的理論家。
——“人的文學”。141

周作人的講課並不高明，其方式也與魯迅兩樣，魯迅常離開了講義加以發揮，而且講得幽默風趣，引人入勝，周作人則是照本宣科，往往是目不視人，伏在講臺上自顧自念講義，說話的聲音很低，還是一口難懂的藍青官話。可因為真有學問，學生還是服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就是因周作人講授《歐洲文學史》而被吸引到一起的。
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與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人發起組織了“新潮社”，這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早出現的學生社團，也是五四時最有影響的學生團體。周作人與該社團的關係超過了同在北大執教又同為新文化運動名人的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他的重要文章總是迅即地在這裡得到回應。
——不善於講課、備受崇敬。144

隨著名聲日高，周作人對青年人的感召力遠遠超出了北大，作為攻擊舊道德舊文化不遺餘力的人，作為新文學的理論權威，五四時期他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可以與魯迅相提並論，因為身在北大，他與青年的接觸還更多更直接一些。青年人把他看作良師益友，他對青年人則給予熱情的扶植和幫助。向他寫信求教，尋求支持，或是請他演講，參加活動的人實在不少，而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梁實秋，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曾代表清華文學社到周作人家裡請他去清華演講，事先沒有任何介紹，演講也沒有報酬，就這麼冒冒失失地去了，周作人接待了他，並且一句話就應下了。從他的住地到清華，做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到約定的那一天，他風塵僕僕準時趕到了。
——新文學的理論權威、毫無架子。146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從日本）回到北京，六月三日趕上軍閥政府大肆逮捕學生，當天他即同劉半農、陳百年等前往北京大學，自稱是北京大學代表，與軍警交涉，要去第三院法科慰問關押在那裡的學生。那幾天裡他常到學校參加教員的聚會，商討營救學生的辦法。五號那一天下午，正從學校裡往家走，卻遇見學生演講，大隊軍警將他們團團圍住，人群正想擠過去，軍警的馬隊便過來沖散行人，周作人險些被馬撞倒，狂奔了好遠才停下。他雖經歷過一些事，卻還未受到過這樣的驚嚇，眼看著馬隊衝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憤怒了。回到住處，寫了一篇〈前門遇馬隊記〉，記述歷險經過，並裝呆賣傻，正話反說，對當局好一通諷刺，結末說：“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到過兵警的呵叱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過。……可是我絕不悔此一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第二天他就將文章交給負責編輯的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皮裡陽秋，指桑駡槐，周作人的“罵人”文章都是這麼寫的，他不屑於同對手論理，更不用說是潑口大駡，諷刺更能維持他居高臨下的蔑視的姿態。
——周作人的諷刺。150

那時新詩正在難產的階段，舊體詩詞太輝煌，留給人們的影響太深了，包括第一部白話新詩、胡適的《嘗試集》在內的許多新詩都還留著舊時的痕跡，像是纏過小腳剛剛扯去了裹腳布，走起路來不自然。周作人早就認定自己不適於作詩，只適於寫散文，可作為新文學的倡導者，看到新詩創作比白話小說、散文更難成氣候，他自覺有義務打打邊鼓，也就“勉為其難”地上陣了。也許以今天的標準，他的詩沒有多少詩的味道，不過是散文分了行寫，然而在當時，這樣完全把舊詩拋在一邊放手寫去，卻是創舉，——他寧可少些詩味，也要與舊詩拉開距離。
——五四時期的新詩。165

就在〈小河〉發表兩個多月後，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爆發了。周作人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學生一邊，又是寫文章，又是參與營救學生的活動，表現得很是積極。可那是一種道義上的承擔，從心底裡，他對這樣的運動方式是不以為然的。如此發展下去，結果會不會走向極端，引起暴力呢？暴力，不論是反革命的暴力還是革命的暴力，都是他害怕的。
——鬧哄哄中的一彎清流。167

《新青年》遷滬後，陳獨秀與他還有聯繫，胡適等人既已退出，陳獨秀更寄希望於周氏兄弟們給他供稿撐臺。周作人也還有稿子寄去的，可他知道，如今的《新青年》不比過去，他也沒有往日的勁頭了。更關鍵的是，因為同一戰壕裡的人各趨一途，各奔前程，眼前似有無數條道，又似每一條都走不通，他該往哪裡走呢？胡適的實驗主義他沒興趣，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他並不信服，對自己倡導的“新村”運動他也打退堂鼓了，甚至他奉為“新宗教”的人道主義，他也覺得太空洞抽象，與實際無補。再想想，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啓蒙運動留下了什麽呢？中國社會的情形似乎還是照舊，政府依然專制蠻橫，老百姓依然麻木不仁。周作人感到迷惘。
——迷惘。172

迷離惝恍中感覺卻又特別的敏銳，似有無數的念頭紛至沓來，思緒飄忽不定，卻有不變的灰暗的底色。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起落，他已經意識到個人對於社會的無能為力，現在纏綿病榻，他越發感到一己的渺小以至生命的微不足道。種種的意念在他頭腦中發酵，尋求著表達。
像他初到北京出麻疹時的情形一樣，傍晚時分，魯迅下了班之後，總是匆匆到他屋裡或病房來探問，這應該是他一天中最覺溫暖愉快的時刻了，他在病中深感寂寞孤獨之際，也只有魯迅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心境吧？四月裡的一天，魯迅又來看他，他將他剛寫好的一首題作“過去的生命”的詩的大意向魯迅說了，魯迅拿過詩稿念起來……魯迅好像在體味著詩中的情緒，聲音很低，念得很慢，待念完，兩人都不出聲，房中靜靜的，仿佛真有什麼東西悄無聲息地走過去了。這情境，周作人直到幾十年後想起，還是宛如就在眼前。
——過去的生命。175

〈歧路〉。荒野上許多足跡/指示著前人走過的道路/有向東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么？我相信是這樣的。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只是爭了眼睛望著，站在歧路的中間。我愛耶穌，但我也愛摩西。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來由他打！”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吾師乎！吾師乎！你們的言語怎樣地確實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麽事呢？
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更直接地說到了自己的困惑：“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一起來，造成一條可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淩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雜料店了。”種種對他不乏吸引力的主義學說像是散落的珠子，他找不到一根線將它們串起來。失去了信仰的人是痛苦的，倘若從沒有過信仰倒也罷了，他卻信奉過人道主義，擁抱過“新村”。曾經擁有，一旦失去，不免有一種空虛之感。
——歧路、失去信仰。182-183

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范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人認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 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痴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自己的園地。184

周作人曾經對宗教表示過興趣，並且認為藝術的起源大半是從宗教儀式中來，文學和宗教都有“忘我”、“入神”的特點，還有過“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的藝術”的斷語。
——藝術與宗教。185

魯迅與周作人關係之密切，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關係遠非一般的兄弟情誼可以形容，就以自家兄弟而論罷，他們兩人由於年齡相近，學樣相當，其關係就要比同老三周建人之間親密得多。在外人眼中，周氏兄弟簡直就是二位一體。兄弟倆都是有些懷疑主義而不容易樂觀的，可在兄弟之間的關繫上，兩個又都很理想主義。
——周氏兄弟的怡怡無間。190

在失和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周作人和魯迅在精神上卻依然存在著一種盟友的關係。不管錯在哪一方，他們的分手是由於個人的恩怨是可以肯定的，而他們的關係遠不止於兄弟間的個人情感，更有思想的一致，精神的相通，個人關係破裂了，可在文壇上，在社會面前，他們仍是同一戰壕中的人。外界的壓力常迫得二人配合作戰，令人驚訝的是，這對結下不可解的怨仇的兄弟面對共同的敵人，有時步調竟顯得驚人的一致。
——兄弟失和後的冥冥步調。212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勸告被開除的六位學生領袖就此歇手，不必做了群眾運動的犧牲品，因為他深知群眾性的運動起來時轟轟烈烈，待到高潮過去，往往又是一轟而散，到那時，領頭的人就白白犧牲了。
——群眾運動無可改的致命傷。220

周作人與現代評論派打筆仗，並非單是為學生抱不平，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陳西瀅文中大有挑唆北洋政府出面嚴厲鎮壓女師大學生之意。若陳西瀅等人只是發表自己的主張，周作人雖反感，也還可以做到某種程度的寬容，然而要政府出面干涉，那不就像白話文運動時林琴南要借徐樹錚之力壓《新青年》、北大一樣了麽？這已然不是平等的爭論，而是搞專制了。周作人和魯迅馬上反擊，魯迅寫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則寫了〈京兆人〉。
——挑唆政府插手。221

周作人學識淵博，通幾國文字，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的文學，再到日本的文學，他都瞭解，不光是文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他都曾涉獵，而且都有相當的造詣，至於中國的典籍就更不用說了。他讀過的書真多，五四一輩的學者文人中，他是讀書最多的一位，魯迅晚年就曾慨歎過，文壇上讀書多的當屬周作人了。周作人曾經對人說過，他喜歡閑覽筆記，中國的筆記，他都看過，——要知道，中國的筆記真是要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的。他特別推崇英國的一位性心理學家藹理斯，此人的英文著作二十多本，他都讀過。他看書很快，有次他借來一本英文的《藹理斯自傳》，三五天就看完了。他讀書非常雜，從高文典冊到一些向來不被人注意的雜書以至笑話、諺語之類，他都看，目的是瞭解“人”，——他說過，凡與“人”有關的一切他都感興趣。不光讀得多，讀得快，而且還善記，他與人閒談，常提起某書某書裡的情形和細節，就像是剛剛度過。
——博學的目的：對人的關懷。271

越是到後來，周作人的散文就越仰仗他的讀書，原先他散文創作的形式多樣，到後來，似乎都是讀書隨筆一類的了。……他常常戲謔地稱自己是“文鈔公”，因為他從古人書裡引的話常成了文章主要的部份。不過做他那樣的文鈔公實在不易，首先要讀那麼多的書，再者需要獨到的眼光，才能從哪些往往大半顯得陳腐的書裡有所發現，更要緊的是，他加上幾句自己的話，輕輕點染，便能使其意蘊煥發出來，或是生出新意，鈔的部份與他自己的話水乳交融，成為清理俱到的好文章。
——文鈔公。272

在散文寫作上，他的成就在當時幾乎是無人能及的，三十年代，一位外國記者問起中國的優秀作家，早已和周作人翻了臉的魯迅頭一個提到的就是他，提到的既是“作家”，魯迅當然主要是指周作人的散文而言。
——知堂散文第一。273

當時已經很有影響的美學家朱光潛評論說：“在現代中國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做的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紀的人，還能領略閑中情趣，……在讀過裝模做樣的新詩或形容詞堆砌的小說之後，讓我們同周先生坐在一起，一口一口啜著清茗，看看院落裡的花條蝦蟆戲水，聽他談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立腳點江南水師學堂和清波門外楊三姑一類的故事，卻是一大解脫。”
——朱光潛評知堂。273

周作人解脫的是什麽呢？當然是啓蒙的使命，對社會的責任。清黨以後，他對社會的變革已不抱希望，他覺得過去那麼起勁地宣傳新思想，對變革社會沒有任何實際的作用，簡直就是白費唾沫。面對現實，他深深體味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改變社會，那是英雄的事業，自己則終不過是一個凡人。社會上的情形如此混亂骯髒，真像是在明代末年的“亂世”。既不能像英雄那樣救民於水火，一個凡人能做的，也只有潔身自好，“苟全性命於亂世”了吧？用大白話說，“苟全性命”就是活著。
——在自己的園地苟全性命。274

當然，活著也有不同的活法，像周作人那樣的人，即使退回到個人生活的天地裡來了，也還要設法賦予凡人的生活某種積極的意義。早在《語絲》創刊時，他就已經在追求著一種“生活的藝術”了。他說：“生活是不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的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做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後一種當然就是“生活的藝術”，或者反過來說，“藝術的生活”了。何為“微妙地美地生活”呢？後來周作人說得更明確了，那就是“忙裡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裡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刹那間體會永久”。換句話說，生活、現實是紛亂的，令人不快的，你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但你要佈置一個人的天地，從中找到愉快，這樣生活才有點意思。這裡的關鍵是不要捲進紛亂的現實中去，保持一定的距離，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也就是在這種眼光之下，周作人筆下的種種（從喝茶飲酒到烏篷船以至蒼蠅）才顯現出和諧的美與淡淡的情趣。
——生活的藝術。275-276

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大動盪的年代，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退潮，國共兩黨關繫的破裂等一系列的變動，許多知識份子對現實已經心灰意冷。國共兩黨的鬥爭愈演愈烈，階級鬥爭在促使人群分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兩個對立的陣營，然而大多數人都是中間派，既不想革命，當然也不想反革命，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壓力卻似乎在逼迫他們做出選擇。面對這個“亂世”，這一大群不左不右的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時候，周作人提倡的“忙裡偷閒，苦中作樂”的生活態度，那種追求生活的藝術的超然姿態，連同體現了這姿態的小品文，似乎給人們送來一福音，它揭示了一種不左不右，非革命亦非反革命的別樣的選擇，揭示了“亂世”裡一種潔身自好的個人主義生活的可能性。
——不想革命亦不想反革命、中間派的彷徨無措。276

一個讀書人，他的生活藝術裡當然離不開書。一九二九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閉戶讀書論”。讀書就讀書好了，為何特別要提出“閉戶”二字？其實他一直也沒有離開過書，只是過去讀書一半是爲了做思想的啓蒙，同時他經常還會忍不住放下書本跑到外邊去。現在宣佈要關上窗戶，當然是要兩耳不聞窗外事了，讀書同國事不再有什麽瓜葛，而是關乎個人的學問，個人的興趣消遣，成為他“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的藝術的一部份。
——閉戶讀書。277

其實周作人又何嘗能將書齋外面的世界全然忘卻？他一面追慕著隱士的生活，一面又在慨歎“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忘能夠從容鎮靜的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不過比起胡適、魯迅來，他實在是夠“冷”的了，而在外人的眼中，他已經成了陶淵明那樣不問世事的隱逸人物。
——矛盾。278

三十年代，小品文不光是一種文類，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帶有享樂味道的個人主義立場，與它相對的是雜文。二者實際上都屬散文的範疇，可那時卻像是對峙的兩軍，小品文是出世的，閒適的；雜文則是入世的，戰鬥的。小品文的領袖是周作人，雜文的旗手則是魯迅。到這會兒，兄弟二人不僅是行跡上斷了往來，思想上也已分道揚鑣。魯迅已加入了左翼陣營，對周作人的消沉他能夠理解但很不滿，對他冷漠超然，大談生活的藝術更是不以為然，他認為周作人提倡的閒適小品就像無用的小擺設，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只能起到麻醉人的心靈的作用，讓人們忘記對社會黑暗的反抗。周作人對魯迅的反感更甚，他以為魯迅加入左聯，跟著年輕人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是“趨時”，也就是趕時髦，在一篇文章裡他刻薄地譏諷為“老人的胡鬧”。至於小擺設之類則他認定文學原本就是無用的，要革命就不要談文學，就該去拿刀弄槍，拿文學去做革命的工具，等於是念咒。
——小品文與雜文、作人與樹人、思想的分歧、魯迅理解而不滿、知堂反感更甚、文學之無用、筆杆子咒幽幽、槍杆子血悠悠、空頭文學。279

這時的魯迅已重病纏身，想像他抱病在宣言中細細搜尋，期待著發現兄弟的名字，真讓人感動。魯迅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他擬定的遺囑裡有一條便是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周作人與他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以後在許多文章裡對他說了許多刻毒的話，似乎應該在論敵之列，而且不止是論敵了，但他卻存了幾分恕道，不能全然割捨兄弟的情誼。儘管他在許多文章裡有對周作人的尖銳批評，可是私下裡他卻有更多的理解和回護。他在病中對周建人說起周作人，很是心平氣和，有一回說到周送李大釗之子赴日本的事，說別人不肯管，周卻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心的。又說許多激進的左翼作家對周作人的批評過於苛刻，他並不贊成。
——終究是兄弟。292

對周作人的學識，魯迅更是推重，有一次周建人向他提起出版社正在審定周作人一部譯稿，魯迅竟然詫異地說：“莫非豈明的稿子，還需要看嗎？”最令人動容的是，在病危熱度很高的時候，魯迅還在讀周作人的著作。內心深處存著這份兄弟情，他自然不願周作人走錯了路。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道“豈明頗昏”，意思是周作人有時很糊塗。小時也就罷了，魯迅最擔心的是他在大事上糊塗。
——終究是兄弟。293

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三弟的電報，得知了噩耗。對這位曾是最相知，後來又成為仇人的兄長的去世，他有何反應呢？那一天他去了學校，面色蒼白，對學生說，家兄去世，今天的課不上了。有一位學生回憶說，那學期他開的課是講六朝散文，魯迅去世後他第一次上課講的是《顏氏家訓》中的〈弟兄〉篇，他低聲念著文章，神情頹喪。
——終究是兄弟。293

節擬魯迅《呐喊·自序》

惡搞版孟克呐喊

有誰從本科學生而墜入研究所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學界的真面目。我要到C進研究所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光明。我的老師沒有法，寫了一封推薦函，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他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本科畢業直接進入社會工作是正路，所謂研究所，乃是普遍所有人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學界，是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研究所畢業後前途更為茫茫，他仿佛看不見自己的學生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C去進了研究所了。在研究所裡，我才知道學界還有所謂相輕、自尊、朋黨、發表、升等和評鑒——仿佛這真是一條歧路。我還記得本科所認識的學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地悟得前時所知不過是一種為冠冕所籠罩的光輝，同時又想起了畢業之後的研究生學長姐們成為了流浪的一群人士以及家族之同情與受騙；而且從學報登載的文章來看，又知道了學界的精進是大半發端於高屋建瓴、指點江山，重理論闡發、輕個人體會，重歷史描述、輕含英咀華之上的。

陪練的角色

馬克思當年同情勞工生活貧苦，寫了《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的運作批得透到骨裡去。然而，若沒有他的資本富商好友恩格斯義務資助，在他當時那麼窮途潦倒的情況下，大概也沒可能寫出這本鉅著。有人探究他會過得如此迍邅乃緣於他對信念與理想的強烈堅持，不管日子再怎麼困難，在資本家的剝削下賺取酬勞的工作觀念，他從來拋諸腦後。相當懷疑他的妻兒當時怎麼與這樣頑固的父親過活，尤其他生過六子，有三個都年幼夭折，而有人認為夭折原因正是居住環境的惡劣與營養失調。無論如何，他生前還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第三卷是他死後恩格斯從他遺稿中整理出版的。

一百多年過去，這些背景故事都已經遠去，成為今天對《資本論》仍感興趣的讀者活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吃飯閒聊的談資。而資本家並沒被工人階級取代，他們的財富，在名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陰霾下，從地球的這一角擴張到另一角，繁榮的背後擴大了人心的蕭條，疏離感以幾何倍數激增，環境的破壞與動物的滅絕更是不在話下了。儘管批判的聲音永遠存在，比如過去幾次的全球經濟風暴，使得一些馬克思追隨者深切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實在是富有先見，在普羅大眾之間多少使得這本鉅著重新受到垂注。但卻抵不過它擴充的速度。因為，叫人感到諷刺的是，資本主義並不是由特定經濟學家所發明的，而是人類社會通過實踐，在失敗中不斷摸索，而自然產生的。看看市場機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通過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及吸取失敗教訓是其關鍵。但它的危害卻在於透過這種機制，抓準人心慾望的溝壑無底這一點，爲了利益最大化，便不斷對產品進行創新、創新、再創新的研發，美其名曰進步，實則就是在不斷地製造假慾望，無窮無盡的假慾望，來撩撥消費者的購買慾。

於是，在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華盛世中，釀造了“奢華美麗背後的殘忍”。

曾經有人問，知道這麼多後——尤其越知道而又越體認到己身能力的有限——不會感到空虛嗎？嗯，一開始似乎是空虛。但久而久之，卻發現，這不是空虛，大概就只是一種心靈稍微豐富後所產生的痛苦吧。借用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的話來說，便是“豐富的痛苦”。當然這種痛苦也不是真的那麼痛得死去活來，大概就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而已。畢竟，因為看不破而生的彷徨無措，也是一種苦。

也許，就像《蝸居》裡宋思明所說：“資本市場本來就不是小老百姓玩得起的。只是小老百姓也避免不了陪練的角色。”

關於好人和理念與冷漠以及吃飽喝足的關係

上個月29號，早上「路過」了立法院，下午同友人逛臺大附近的書店，晚上再去永樂座聽閻鴻亞（鴻鴻）講詩。我之知道閻鴻亞，緣於去年老家那裡發生了一宗轟動馬華文壇的馬華作家抄襲事件。進一步關注他，方曉得原來他是個偏左的詩人，很常站在弱勢階層一邊，下以風刺上。那一晚，除了自己的詩，他拈了一首他朋友阿常的〈好人〉來朗誦，聽了很難叫我不愛，整首如下：

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邊充斥著一群好人。 

這些好人在學校會借你忘了帶的鉛筆。

這些好人在你跌倒時會適時扶你一把。

這些好人在你被惡人欺侮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惡人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同學。

這些好人在軍隊會幫你擦皮鞋站衛兵。

這些好人在你沒錢時會借你錢回故鄉。

這些好人在你被班長欺侮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班長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軍人。

這些好人在公司會幫你泡咖啡關心你。

這些好人在你失戀時會熬夜陪你談心。

這些好人在你被上司辱罵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上司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工人。

這些好人在街上會幫你撿起掉的東西。

這些好人在你找不到路時會主動指引。

這些好人在你房子被強拆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政府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公民。

這些好人後來有些變成了好警察杯杯。

這些好警察在你被暴力相對時保護你。

這些好警察在你被惡警偷打時不會阻止他們。

因為對其他惡警來說他也是一個好人。

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邊充斥著一群好人。

這群好人是這個世界裡一股善的意念。

我們的世界需要這群好人互助且關心。

必要時我們必須自己站出來跨過好人。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690

將這首詩與法國The Invisible Committee論“中間階層”的這一段話來看，可謂相映成趣：

事實上，我們都是經濟的造物。我們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被安撫、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結果，我們努力要遺忘的一切，現在反而顯得清晰了，那就是：經濟是一種政治。而今天，這種政治可說是一種在人性變成多餘的群體裡，適者生存的政治。從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到拿破崙三世，再到二次大戰後的戴高樂，經濟之於國家一直都是政治，獲得經濟利益的資產階級對此一清二楚，反抗經濟剝削的無產階級就更不用說了。只有這群奇特的中間階層群眾似乎什麽都不知道，他們是一團怪異的物質，由沒有任何力量也不做任何表態的人所組成——也就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相信經濟就是現實，因為經濟讓他們的中性立場受到保護。小生意人、小老闆、小公務員、職員、老師、記者，這群位居中間地帶的中間人在法國形成了一種非階級，一種由大眾組成的透明社會黏著劑，他們一心只想在歷史的風暴之外安穩地過完他們小小的私人生活。他們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派，天生是偽善的捍衛者，讓自己總是處於半睡半醒之間，這樣才能對爆發在周遭的戰爭視而不見。

儘管每個世代都不乏抱住理想的人——“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子喻于義”。不過，在這人間世，向來就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真正意義上的“君子”只是稀有動物。否則，有近一百年歷史的Reader's Digest就不會爲了省錢而妥協於中共這個專制政權的淫威之下，接受審查，撤除一篇敏感小說。

理想之所以為理想，正在於它永遠不可能真正落實——“理想的實現消解了理想”，畢竟提出它的是人類。然而，若因為不能達成而唾棄、鄙視理想，這又未免太可悲，人類和動物的差別就在於前者不單單只是爲了吃飽穿暖而活。也許就如V for Vendetta監獄裡所流傳的那張小紙條所說的：“我們要永遠記住的是理念而不是倡導理念的那個人，因為人會失敗，會腐敗。他會被抓，會被殺，會被遺忘。但是四百年後，那個理念仍然遠行不墜，甚至改變世界。我曾經見證理念的力量：它能使人以它為名而瘋狂殺戮，同時也因為它而犧牲性命誓死捍衛。”關於這一點，或許韋伯提出的思考更能直逼人性的深層：

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鐵路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進著行為。人們藉着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

這使我想起魯迅〈在酒樓上〉所要表達的命題：當年敏捷精悍、一腔熱血的呂緯甫，在革命落幕後，那些年一起奮鬥的同伴，升官的升官，整理國故的整理國故，而他，回到鄉下，對幾個小屁孩，教起了他當年所反對的四書五經。一切人便如蒼蠅那般，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點。社會還是原來的社會。但我想，對魯迅而言，他心中必然未嘗後悔，後悔自己曾經站在壓迫者、強勢層的對立面，為那一場變革中的犧牲者、弱勢層不斷搖旗呐喊，發聲批判。

回到韋伯關於利益和理念的論述來看，亞當斯密已經先發其聲。亞當斯密雖然在《國富論》中認為，私利是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但他自己，卻從未最大化自己的物質利益。他適度地生活，勤奮地工作，但從未變得富有過。如果他這麼相信私利，那他爲什麽不踐行呢？這得從私利如何定義才能繼續討論。不同的人，對私利的理解亦不盡相同，一個人會認為財富和物質才是自己的利益，但另一人可能會認為其他事物才更值得自己追求，是另一種利益。在亞當斯密寫出這本著名的《國富論》前（嚴複翻譯本叫《原富》），他已經寫了一本令他在當時便享盛名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便說到：

How selfish, so 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酒囈自話

魏晉流傳了不少飲酒的風流韻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酒為名的劉伶，走在街上，常常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從，說：「死便埋我。」他的〈酒德頌〉，借酒罵遍天下虛偽的主流價值觀，表面喝酒，實則韜精，懷情滅聞，畢竟世間擾擾，唯有杜康。晉人畢卓，平生最樂事是將船裝滿酒，坐上去，右手持酒杯，左手抓螃蟹，大口大口吃，豪爽豪爽喝，相忘於江，夫復何求。那位說出「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謂名士」來諷刺那些假裝名士的人的王沈，有點阮籍風韻，常常因酒醉而連月不醒，曾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茫茫天地，熙熙攘攘，倘只曉得吃飯而不明於飲酒，那就真只剩空皮囊一副了。

自然，從王沈那句酸溜溜的話來看，他自己是不屑當名士的，儘管他多少也沾染了“裝名士”的習氣。名士之於今日，便如同於文青。在這年頭，想當文青，還不容易？去逛書店不買書而只拍書封打個卡，曰「在唐山邂逅漢娜鄂蘭」；又或者下了一場雨，便說「天空哭了，我的心也灰了」；再不就是要落實公民義務以前，先拍下自己無框眼鏡內的濃眼再嘟個猴子嘴的相後，寫下「翌日凱道乎」……那麼，但使常得無事，滑手機，多拍照，善打卡，便可謂文青。

酒喝多了，手就滑開了。還是回來說酒吧。

要說，吃飯與飲酒，本質同，收效異，卻相得而益彰。兩物皆為五穀所成，飯使人飽，酒令人醉。飽，乃皮囊所需，醉，則精神所求。世俗多是憂心人，吃飽了身，心猶懸蕩。此時，唯有飲酒，才能填滿這空蕩蕩的虛。

美酒的性質，就如嵇康〈酒賦〉所說的：“重酎至清，淵凝冰結。”醇酒之美，便在於經過反覆多次釀成，是清而又清，凝而又凝。因此，它所附帶的另一功能，便是袒露人心，使人隔在皮層混雜污濁的虛偽、矯飾，都層層剝去，只剩最真最實的那一顆心，赤誠流瀉。 萍水相逢的人，經酒精催化，霎時之間，揚棄文明馴化之後的虛矯，便一見如故。待杯空人去，呼嚕大睡，一覺醒來，醉意消時，便成了淡如水的浪人之交，陽關道獨木橋，誰也不在意。酒國中自有樂地，樂地中不乏性情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說了這許多，反對飲酒的人或許還是會認爲飲酒無益於身，有敗於俗。因此，我也只好回：「無為此無益之事，何以遣那有涯之身？閒花野草，也自有其性！」

“學生”不服從？

這半個月以來，那個父總在妻跟前數落這次社運的“學生”，說他們被操弄、被利用，只是一群無知而又沒生產力且又要靠大人才能生活的天真屁孩。或許，這群孩子的血氣無處發洩，剛烈得緊繃，才如同媒體所說的——是的，畫面會說話——以破壞國家的神聖機關為樂。想到這，他暗暗嘀咕：真可憐。所以，這段期間，但凡看起來青澀稚嫩的面孔，在他眼裡，盡是一群叛逆無為的劣質草莓。

他慶倖兒子早在幾年前已經畢業，脫離學生身份，進化成幫助社會運轉正正經經的小齒輪一枚的成人，彷彿忘了學生也是成人這件事。或許，在他眼裡，學生是軟弱的，是無知的，是無能力的，是容易鼓動的，是只會空想的，同時，也是最沒勢力的。舉凡血氣方剛、暴力、直率、天真、沒有獨立判斷、不會成熟思考、缺乏理性感知、未諳世故，都可以完完整整地套在“學生”頭上。也因如此，比起應付其他難以歸類的社運人士，以“學生”這兩個字來污名化這次的社運，顯然更能達到自我滿足。

儘管如此，他在店鋪開門做生意時極度敏感，不隨便議論。放眼一看，店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具，有鋼筆、自動筆、墨水筆、文件夾，還有擺在壁櫃的一些書，其中並排著好幾本梭羅最後的演講——《公民不服從》呢，它們都等著學生抱回去的。

“阿蓮，一會兒幫我打到xx出版社，說我們店要再訂三十本《公民不服從》。抓緊時機，記得趕快！”說完坐在收銀台，繼續看TVBS。

狂人原不狂：從袁粲與魯迅開始說起

裘沙、王偉君夫婦所繪魯迅。

魯迅是誰，不必多說。袁粲呢？也不用多說，只要上維基百科一搜，就可以有個大概的了解。於此所要說的，是關於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袁粲的〈妙德先生傳〉。

號稱驚天一聲雷的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相信大家是看過的。而〈妙德先生傳〉，說實話，我是近來隨便翻翻時才讀到。

魯迅筆下的狂人，在一眾常人眼中，他患上的，是「迫害狂」症：凡入目所及，盡是想吃他害他的非正常人。直到身邊所有人想方設法將他的病治好後，「迫害狂」症於焉得治。從此，他過著平凡正常的生活，家人安心，同儕寬心，天下太平，日月清明。

至於〈妙德先生傳〉，載錄於《宋書》第八十九卷〈袁粲列傳〉。這篇傳記，乃中國古代的南朝宋名士——袁粲，效仿魏人嵇康的《高士傳》所作。 「妙德先生」，便是袁粲的自況，以顯其有別於俗的風操。其中，他說了狂泉與狂人的寓言，姑且名之曰〈狂泉記〉：

「從前有一個國家，國內有一潭泉水，叫做狂泉。所有喝過泉水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癲狂的。唯獨一國之君，在自家皇宮裡穿了井，常年來只飲用井水，所以一直正常。奈何，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弔詭。舉國之民既已癲狂，對於正常的國王，反倒認為他才是瘋癲的。於是，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所有人民聚在一起，籌劃要如何把國王抓住，以治療他的癲狂病。終於，人民抓來了國王，用盡方法：藥草治療、針灸拔罐、割肉燙骨，只求國王能夠趕快痊癒。直到國王再也受不了這種苦頭，於是讓人汲來泉水，一飲而盡，從此瘋癲。自此，舉國君民，全都癲狂，他們將這一日定為國慶日，普天同慶。」妙德先生說完故事，續道：「處在如此時勢，若我也不和流俗一樣瘋癲，實在難以容身，真想找到這潭泉水，喝了也好和大家一樣瘋癲啊。」

眾人皆瘋我難獨醒

幾乎眾所周知，魯迅是非常熟悉六朝事蹟的。雖然論者大都認為，他的〈狂人日記〉乃受到西方的影響，如果戈理、安特萊夫、尼采。但是，從魯迅本身對中國古典文獻極之熟悉的情形來看，我們不排除，他的〈狂人日記〉，與袁粲所寫的〈狂泉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在立意方面，兩篇真有異曲同工之妙。若要再推溯袁氏這則故事源自何處，則可以把屈原的〈漁父〉給拱出來，再行比較，一切了然。 ——然這不是重點。

處在浮躁惡劣的環境，要保持一點獨立的思考和自由之精神，實在難。尤其在一個「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們對這兩個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的時候，一旦發出一點異議，動輒就會被孤立、為口水淹沒、乃至精神虐殺。最嚴重者，莫過如耶穌之被送上十字架。但是，能為一己獨立與一心自由而不隨俗，如此精神，畢竟難得。

以1919年受大眾讚賞的五四運動為例。不說文學革命、不說文化重建、不說白話文運動，只說集會發生當天，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的批判。前者的房子在此次事件中被燒毀，而後者則被激動的學生們打昏了過去。事發後，大家拍手叫好，後來人也認為無可非議。然而，與他們同時的人——梁漱溟，對這事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他唯一的公開評論中，他有意挑釁地強調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公民權。雖然梁漱溟對學生及其動機也寄予同情，但他反復重申他在兩年前反軍閥的小冊子裡的話：如果中國能實現穩定，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從法律，反對暴力，無論是北方的軍閥還是南方的立憲主義者，無論是警察還是學生。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麼為未來而奮鬥的人們應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他再三懇請學生應對這次襲擊負責並把自己交給警察處理。 （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一態度在當時真可謂「有意立異」。不過，正如梁漱溟研究專家艾愷所說：「他的這番議論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態度：他只贊成那些符合本人道德準則的方法並只願依據這些手段行事。」

可以看到，在當時幾乎已經失了理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呼聲中，梁漱溟仍「獨醒」地潑出這灘違背眾意的冷水。其著眼點，不過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底線。

執行屠殺如屠宰場屠夫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針對德國納粹時期的反猶主義說到，「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反猶主義獲得愛國主義的道德支持和獨裁政權的權力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的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後果的畏懼。於是，具體執行屠殺的個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責任，把殺人視為踐行『國家正義』和『民族正義』，進而把殺人視為一種工作、一項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場裡的職業屠夫必須完成殺豬的指標一樣」。

這些沉浸在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愛國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人們，發起狂來時，少許異響也是間不容髮的。凡有誰發出異議，他們於是在異議者身上安個足以抹殺其原來價值的名號，從此杯葛他、攻擊他、甚至殺了他，也不獲其咎——反正千夫共指，暴力也就合法化。這就如〈狂人日記〉裡第十節描寫狂人和他大哥說話時，狂人勸他大哥放棄吃人的念頭，這時許多人都跑來圍觀，大哥對此不甚暢心，於是高聲喝道：「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狂人聽後，霎時產生一種「迫害狂」的想法：「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佈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魯迅曾在〈隨感錄三十八〉裡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順著說下去，其所生結果，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浴血聖戰、砍手斷腳、千依百順俱樂部、每天構思一交媾技巧、吾族萬歲、華人滾回中國、誰應該為雪州馬來人成為基督教徒負責、用華人的血清洗馬來短劍、馬來人至上、伊斯蘭主權、叛（伊斯蘭）教是侵害人權的最大罪行、印尼排華事件、九一一恐怖襲擊……等等，不一而足，絲絲見血，血血生悲，令人目不暇給，心寒體顫。誰不知這些假借宗教、民族大義的投機分子背後的目的為何。而平庸之眾就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地盲目響應。卻不知，所響應者，原來只是少數幾個「貴族分子」一肚子的個人算計！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10月30日。

政治與宗教

朱師如此區分政治與宗教的範疇：

政治管的是外在秩序；道德/宗教管的是內在秩序。以使用的方法來說，政治是訴諸強制；道德/宗教必須符合自由意志、接受者心悅誠服的要件。以是非尺度來說，政治會講求妥協，泰半在灰色地帶進行；道德/宗教講求黑白分明，某些基本戒律不容打折扣。自言行評判而言，政治只管現實果效，政策、政務推動者居心如何，不予追究；道德/宗教則要求動機、心態純化。

若按照馬克思的認知，對於宗教的絕對純潔之要求，乃人類本身將一切美好的價值投射在一個原本不存在的超越之想像的行為。比如“神愛世人”，這是非常純潔美好的價值觀，然而，在現實中很難做到，於是人類就把此一價值加諸“上帝”身上，讓這位超越的存在體，成為人類模仿、學習的對象。換句話說，“上帝”的真善美是人類經過一代又一代的遞嬗後所層層累加的理想投射。

這沒什麼不好。英國哲學家Anthony Kenny的Faith and Reason便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上帝就是人類無數想像中最偉大的一個創造而已。沒有哪一個想像之創造如此富有思想內涵，且對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建築和戲劇之靈感如此重要。若拋開了上帝之觀念，數學家們最具創造性的發現和戲劇中最難忘的人物也只是想像的次要產品：哈姆雷特和-1的平方根比較起來會變得蒼白而毫無意義。”

至於政治，在人口與日俱增的情況下，成為了維持秩序的必需。但當它成爲了必需，啟動它的人們對它的焦慮也隨之而來。《舊約·約伯記》裡有名的比喻——或稱鱷魚，或叫利維坦，總歸是水族之王——便形象地指出了人與國家（政治）之間矛盾的存在。不過，從上帝對約伯的訓示中約略看出，政治與宗教，真是冰炭不投的兩個領域，雖然史上確有政教合一的案例在，但政教合一的結果，往往就是利維坦淩駕在上帝之上，後者成為前者利用來愚民的工具——儘管，在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看來，一切都只是人為的把戲。

政治與文學

記得有一次課堂上老師說：

政治與文學有個強烈的對比。政治往往是用謊言掩蓋真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直到今天，很多案件都成了懸案、疑案，皆不了了之，不斷以謊言掩蓋。文學則是以謊言揭發真實。文學固然是虛構的。但它正是用這虛構的場景、角色、心理描寫，來揭露現實世界最真實的一面。或揭露人心中的最深處，不論是光明的或黑暗的，或揭露社會裡血淋淋的慘狀，或暴露人生的無奈與殘酷。這些東西難道不是真實嗎？當然是真實！但它卻都用了謊言，用了虛構。這種辨證式的思考，中國人一直轉不過來。

昨晚，重溫《V怪客》。裡邊有一句對白，說道：

Artists used lies to tell the truth while politicians used them to cover the truth up.

祝平次：別讓四書教出小孩的奴性

日前教育部隨順馬英九復辟蔣經國威權時代的種種作法，為了拉攏保守的中國文化主義者，硬將原來減低思想控制成分的「論孟選讀」，變成加上《大學》、《中庸》的《四書》，使「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選，重起「中國化台灣」的力量。這樣的企圖，無視於台灣的高中生原來就已經塞滿的課程時數，硬要再擠出四小時，使得高中原本單調的語文教育更形無聊、威權，也嚴重擠壓到其它科目的學習。

為了合理化自己不必要的更動課綱行為，教育部提出了種種的理由，例如提升品格、文化薰陶。然而就提升品格而言，台灣歷史裡曾經發生過中文系老師涉入師範大學七匹狼事件，可見讀這些古文和品格教育不一定有必然關係。更不用說，全世界那麼多的人沒讀過四書，難道這些人就沒品沒格嗎？陳樹菊阿媽沒讀過《四書》，難道就沒品沒格嗎？比較沒品沒格的，不是一定要陳阿媽感謝他們的外交部官員和馬英九嗎？而這些外交部的官員、馬英九，當然也都拜讀領受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金玉良言。在民主的時代，比較沒品沒格的，不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認為好的對的東西，強加到別人身上的人嗎？即使這些人還口口聲聲說著「己所不欲，毋施於人」？

至於文化薰陶，《四書》就是帝制中國的士人文化象徵。它所代表的文化，和威權帝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論語》裏有子有一句話，就是「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矣。」意思就是說，一個孝弟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這種把個人的家庭倫理連接到政治的作用，正是中國古代帝王要用《四書》做為科舉必考科目的重要原因之一。難道，在民主的台灣，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天下有道，庶民不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只要他們做順民，做好一個「民」，其它事都不必關心嗎？把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熱情，轉化成管制自己的道德良知，而這些道德，就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士人規範，我們真得要我們的年輕人接受這樣的文化薰陶嗎？

說穿了，教育部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中華文化來合理化自己政權的意識型態，這我們只要看看「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裏的一句話就可以知道，它們把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認為是「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但在台灣，國家認同分裂、居住族群複雜，他們所說的國不知是那一國、所說的族不知是那一族。這種違反當下憲法多元文化主義，要把漢族文化裏的部分要素擴大為中華文化，然後強加於台灣所有高中生的做法，就是漢族中心主義、儒家沙文主義的表現。

對於教育部這種打著改革教育，實圖政治復辟的作法，我們要呼籲關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家長一起來關切，並努力阻止教育部實施這個政策。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l/3/today-o1.htm

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

現在有一種的人，天天說「平和」，天天說「待時」，說天下的事情，都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來，斷不可不顧事情的成敗，只曉得亂鬧。唉呀！這話便說錯了。現在說這話的人，他心裡有幾種想頭：一種是看見康有為變法，唐才常勤王，都是因做事怱促失敗大事的，所以遇見這激烈的人，就引起康有為、唐才常的幾樁舊事來，說你們斷亂鬧不得，就是亂鬧斷斷是無濟於事的。一種是看見現在平和黨的人，有的開學堂，有的興實業，倒也覺得有幾分效驗；說他們宗旨雖不好，還能辦兩件實實在在的事情，你們除亂鬧以外，就沒有一樁事情能辦了，可不是和平的好處麼！這兩種人由我看起來，都說他是趨利避害。因什麽原故呢？天下惟這種平和黨的人，又獲名，又獲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這維新的人既說他開通，那守舊的人又不說他悖逆。他既能在守舊的面前討好，又要在維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業都是平穩不過的。人看見他做事情平穩，就大家都要學他的法子。所以從前激烈不過的人，到現在都變成平和一派。再過兩年，我恐怕這一種激烈的人，一個都沒有了。可不是平和黨的為害，也共洪水猛獸夷狄一樣的麼？你們既曉得平和的壞處，我就把激烈的好處，一樁一樁的講出來。

第一樁是無所顧忌。中國的人做事，是最遲緩不過的。這種人有三種心：一種是恐怖心，一種是罣礙心，一種是希戀心。所以一樁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顧後，把心裡亂的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時候，便沒有一樁能做了。這激烈黨的一派人便共他不同，遇着一樁事情，不問他能做不能做，也不問他成功不成功，就不顧性命去做了。他就是不成功，也是於世上有影響的。所以外國人說道，「失敗者成功之母」，沒有失敗的事情，哪裡有成功的事情呢？你看中國古時候的英雄，如陳涉、項羽一般人，大抵都是亡命之徒，到了沒有法子想的時候，出來鬧一鬧，遇着機會，他就可以成功了。大約天下的人，最難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無論什麽事件，都可以出來做。所以古時候的大刺客、大遊俠、大盜、大奸，都是出來拼命做事情的。但是這一種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你們說這康有為、唐才常做事太驟，由我看起來，他們兩個人的宗旨，固然是看不起他的，但是他們敢作敢為，勇往直前的氣概，也是你們比不上他的。他們做事雖不成功，還能做兩件不成功的事。若依這種平和的宗旨，恐怕再等幾十年，這種變法、勤王的事情還沒有呢！大凡「機會」兩個字，都是我們做出來的，只要無所顧忌，自然天下沒有難事了。以上是激烈的好處第一樁。

第二樁是實行破壞。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這平和黨的人各事都要保全，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壞。我明曉得這破壞的人斷斷不能建設；但是中國到了現在，國裡頭的政府既壞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異族人佔了去，中國的人民不實行革命，斷斷不能立國，就是破壞兩字，也是斷斷不能免的了。你看日本的吉田松陰，意國的馬志尼，豈不是破壞的人？法國的巴黎革命，奧國的馬加分立，哪一個不是破壞的事？況且中國的事情，沒有一樁不該破壞的，家族上的壓抑，政體上的專制，風俗、社會上的束縛，沒有人出來破壞，是永遠變不好。雖然壞的時候，各事擾亂，中國的百姓都要吃虧，但不吃這種小虧，是斷斷不能享福的。所以有我看起來，無論什麽暴動的事情，都可以出來做；就是把天下鬧得落花流水，也不失為好漢。但是這一種沒用的人，雖天天嘴裡說破壞，都不能實行。到了他們激烈派的人，就能實實在在的做去了。所以中國秦末的時候，有項羽、漢高祖的一般破壞家；隋末的時候，有李密、楊玄感一般破壞家；元末的時候，有劉福通、陳友諒的一般破壞家。由這樣看起來，中國實行破壞的英雄，可不是共歐洲的一樣的麼？沒有這種激烈派的人，就不能做空前絕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二樁。

第三樁是鼓動人民。由前兩樁比起來，說空話的人是比不上做實事的，但這一種的人，於現在的中國也很有益。從前法國有兩個文豪，一個叫做盧梭，一個叫做孟德斯鳩，他說的話都是激烈不過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動起來的。又日本有兩個志士：一個叫高山正之，一個叫做樸生秀實，他說的話也是激烈不過的，那日本的「尊王攘夷」，也是被他鼓動起來的。所以這一種著書、出報、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你看愛國學社創辦的時候，上海創《蘇報》，東京創義勇隊，這幾種事情的宗旨，都是激烈不過的，雖說內地沒有大影響，但東南各省的人，被他們感動的也很不少，就是現在倡排滿革命的人，也大半是受他們影響的，——就是激烈派的效驗了。他們政府裡頭，看見這一種激烈的人，不說他是「妖言惑眾」，就說他是「喪心病狂」，極力的要共他們為難，可不是政府也狠恐怕激烈的麼！況且現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書，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極點的議論，共那一種平和人不同。我看見新書上說過，要著書莫要怕殺頭。這種激烈派的人，就都是不怕殺頭的了。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三樁。

以上三樁，都是激烈派的好處，那種平和的人，是斷斷沒有的。大約中國亡國的原因，都誤在「平和」兩字；這平和原因，又誤在「待時」兩字。那曉得現在還有一種治新學的人，看了幾部《群學肄言》等書，便滿嘴的說平和的好處，看見這激烈的人，不說他不曉得進化的層次，就說他不曉得辦事的條理。現在的人惑於這等議論的，也狠不少。我恐怕再過幾年，連一個做事情的人都沒有了，可不是把中國弄得滅亡麼！所以我把幾樁的好處，一層一層的說出來，教中國的人民都快快的出來辦事，不要更有遲疑，中國的事情，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

原載《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署名激烈派第一人。

鈔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

逝者如斯

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北魏元勰問松林

此番回來，再次感到，世界有變。

然而，父親在後院栽種的幾盆蘭花，至今仍舊燦爛地綻放著。一旁還多了幾朵含苞的金針。金針花，又名萱草，乃忘憂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流傳千年的古詩，至今，卻和我家後院的萱草，兩相結合，迸發出無數朵又甜又澀的浪花。圓圓的魚池，駐守院中已二十幾年，見證了多少的花開花落。池內的孔雀魚，一代又一代的，也不知經歷了幾許的離合悲歡。

打開後院紅漆脫落的鐵門，走出去，白亮如星的沙灘上，早已堆滿了垃圾。再往前蜿蜒走一分鐘，經過馬來式長腳木屋，就能見到劃著馬來西亞與暹羅界域的長長河川。幾片竹筏在岸邊漂浮，卻見一個孩童，赤著上身，在筏上把玩著我的童年，儘管當時的自己早已隨著這條河漂到無所有之鄉，無縱可尋。

另一邊廂，幾葉扁舟載著俗世浮沉的願景，在此岸與彼岸之間，翩翩穿梭。水色越來越渾黃，曾經的河川早已遠去。河灘的微小浪濤，淘去淘來，而人，熙熙攘攘，也不知何來何去。然而，聽到潺潺流水聲仍舊如故的清脆，便覺此番歲月沒有白流。人世是如此真實，一切是那麼可感可念。

固然，熟悉的臉孔已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因為相親過，情意綿綿，悠悠如流，心心相惜，原來並非消失，而衹是在眼前隱去了而已。就如一首童年的歌謠，雖然久未經耳，餘韻卻會在毫無知覺間不時地泛上心頭，緩緩的，泛上心頭……

「……這是我的家 在那山腳下 門前有棵椰子樹 又種很多花 爸爸在唱歌 媽媽打理家 我們兄弟多和氣 我愛我的家……」

肖鋒：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

除了韓寒去年寫的那篇〈太平洋的風〉引起廣大島民的共鳴和——用當地人慣用的話來說——自high之外，這篇由廣州《新週刊》總主筆肖鋒兩年前寫就的一篇「我看台灣」的文章，比之韓寒可說更有深度，讀畢所引起的共鳴也更為深遠，在臉書頗受好評。雖然，來了這兒沒一段時間，卻可以明顯感受到島民不安的情緒在潛流躁動著——媒體的浮華、K數的定制、國教的拉扯、馬的幫不樂、藍綠的難調（關於這一點，就我所遇到的部份本島人，似乎仍為「投黨不投人」的意識給牢牢框住）、菲島的叫囂、美國的曖昧……還有那最關鍵的，來自在水一方正步步逼近的所謂伊人，使盡渾身解數，或千嬌百媚軟玉溫香，或河東獅吼拄杖落手，明裡暗裡，似急還緩，一點一滴，越滲越透，使得一些憂國憂民的本土分子，認為形成完美鐘乳石雕熟透青蛙的那一天，就在眉睫。這一切，借用何春蕤老師的話來說，就是「民困愁城」。

拋開這一切愁不論，文章寫來娓娓動人，能見作者細緻的觀察。譬如以路名來對比兩岸三地的「意識形態」和敘及蓬萊子民的「心靈信仰」以及他們對自身的「身份認同」這幾處，頗見作者的敏銳與溫情，讀來充滿敬意。然而，這三年來，於我自身的感受，南韓與中國，多數台灣人對前者似乎更有敵意。這大概又是因為島國那閉塞瑣碎的媒體所造成的吧。天曉得。

然而，對於這座島嶼，因為那些人那些事，仍然讓我無可救藥的，深深迷著，戀著。

----------------------------------

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肖鋒╱廣州．《新週刊》總主筆

在台灣找中國，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我們與他們，似曾相識又彼此陌生。
不少陸客初看台灣會有些心理落差。台灣怎麼連個氣派的機場都沒有？

台灣不是用看的，台灣是要細細品味的。就像一個女人..
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
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跟我們又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
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

中國漢字是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密碼。
密碼不失，方能傳承.
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讀書是一種態度。
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只會淪為低智商社會.

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
台灣的路名很中國，
香港的路名很殖民，
大陸路名很革命。

路不只通東西南北，也通古今。
東西主幹叫忠孝路，南北縱橫叫復興路（台北）；
還有仁一路、信二路、義三路、愛四路（基隆）；
或者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
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

他們的機場翻修，會一步一個道歉啟事。
謙恭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公權更應如此。

人臉是城市最細緻的風景線。
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
新一代甚至會拿出手機，耐心為你google，將地圖解釋給你看。
中華民族以助人為樂，美德有傳。

他們一般不拒絕你借電話；迷路了員警不拒絕開車送你；
你不買東西不會嫌棄你，會說「謝謝，歡迎下次再來」；
臨行前被告知，大陸砍價殺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會招致鄙視。

通常，他們不認同討價還價，減半還價更是拒絕，
買賣誠心、童叟無欺本是中國人的從商傳統
他們仍把「小姐」當禮貌的稱呼，而「老師」是極令人尊敬的稱謂。
他們宣導獻愛心、捐發票。

發票定期搖獎，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
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
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他們的小吃攤有幾十年歷史，並不因城管掃蕩一空。
小吃攤是城市一道誘人的風景線。
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友善不是靠標語，也裝不出來，不是面子，而是裡子

他們仍保持里長、鄰長的設置，
居民一有矛盾或問題，先靠傳統的辦法協調。

中國式友善是鄉土社會出發，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的。
中華民族的裡子是鄉土中國.
台灣最值得你推薦的是什麼？
導遊說是人情和文化。真準，此兩物大陸最缺。
文化與人情沒寫在樓面上，卻寫在人臉上。

『為什麼在跟台灣人交流時，總覺得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時，他們會生氣?』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不喜歡中國啊?』

相信這是每位與台灣交流過的大陸人民對『大部分』台灣人的印象，
並且深深感到怎麼台灣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
跟課本裡說的『我們與台灣同胞血脈相連』大相逕庭。

這之間的認知差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認同『中國』，
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數台灣人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
這之間變化的原因，
本文將試著以多方角度解釋為何台灣人自我認同的發生劇烈變化。
但我們要先認清楚一個相當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
就是這種認同上的轉變不能與台獨劃上等號，這不是等價的。


前言：台灣人原本的認同

每個在國民黨威權時代(1945~1980末期)的台灣唸過小學的同學，
都對小學用的制式作業本非常有印象，畢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時光。

但以現代審美觀點來看，當時的作業簿可以說用『俗氣』兩個字來形容。

不過小孩子總是傻裡傻氣的，對這難看的作業本也分不出美醜。
而這作業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
『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於是為了要滿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黨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台灣人民大舉宣傳，
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政治術語』。

在那威權的時代，統治者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反而大家認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中國人。

同樣的，
威權的教育系統告訴我們大陸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必須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 但沒人質疑大陸人為什麼是同胞這件事情， 反而會想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國人， 對岸的大陸同胞也是中國人； 我們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生活富足又安樂， 大陸同胞則被萬惡的共匪荼毒。 基於『同胞愛』，我們必須去解救大陸同胞。

因此在過去，台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 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 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 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這畢竟是威權時代， 隨著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造成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圖)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esc點nccu點edu點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點htm

取自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

台灣陸委會委託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局研究中心調查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研究，計畫已經持續了近20年，是台灣針對同一議題不同時間的民意調查最具權威的一份資料，根據這張由調研結果繪製的圖表透漏了驚人的變化，從1992年起：『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民，已經從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認為我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人民從1992年的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長了三倍，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民，已經超過台灣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也在逐漸減少中。』

有一派論點認為：1990年代後，台灣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執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導致台灣人認同發生改變。這論點非常不牢靠，因為台灣人改變認同的比例變動相當大，遠遠超過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有非常多受過正統『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自我認同，理論上他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去中國化政策就能改變。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個觀察的角度切入問題：為什麼台灣人不認同『中國』呢?

1.中國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

由於1970年代，美國逐漸改變冷戰策略，改變策略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圍堵蘇聯，導致原本較為孤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於是中華民國這個稱號逐漸得不到世界的認同。 因此在這大前提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等式逐漸得到大部分國家認同。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昧於事實宣傳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隱含著中華民國不准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這種不讓台灣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態度，意味著也不讓台灣人稱做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對台灣人來說就出現這樣的疑惑：『如果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意味著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那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國人嗎?』

在這邏輯下，台灣人覺得大陸人搶了中國的名號。也讓台灣人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詢問：『你是中國人嗎?』時，自然認為大陸人指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己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因此就會回答：『我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因為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隔，於是採用台灣當作他的招牌。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昧於事實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態度，直接否決台灣人的存在感，硬把台灣人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對台灣人民相當不尊重，造成台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因此影響了台灣人的認同。

2.中國人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看
一連串不得台灣民心的政策與事件。除了中國的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外，這裡我們談到海峽兩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降低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影響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下我們按照時間次序排列。

《開放大陸觀光》
隨著台台灣人反抗蔣氏威權政府，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政治環境逐漸寬鬆。隨著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過去只能透過政府才能認識大陸，而現在能親眼見到。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歷經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因為只有少數台灣人去大陸觀光因此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在那時候不大，但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越深，對大陸越沒有認同感。

之後在1989春夏的那場騷動，共和國的決策讓台灣人開始有了「自己跟中國人不一樣」的想法，這個想法雖小，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卻相當巨大。因為在約莫半年後，台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台灣學生萬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於大陸，台灣領導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之後大刀闊斧的實施民主化，從此專制威權不再，台灣與中國便在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影響了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可以說是紮紮實地改變台灣。

所以在台灣人的眼中，台灣已經順應了冷戰結束的潮流，可是大陸呢? 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觀點理解台灣人的視角：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中國文革那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的台灣人看大陸人，就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台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同樣感到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

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的台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

《千島湖事件》
199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的首次低於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那是因為那年發生了《千島湖事件》。 關於千島湖事件，我們先用類似的事情來模擬。
2011年7月浙江溫州兩輛動車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說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眾說紛紜。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人無語，如出事後趕緊搶通道路甚至在車廂未確認是否還有受難者就將事故列車解體後就地掩埋，在出事後馬上對傷者提出賠償，令人很難不聯想到鐵道部想息事寧人。 人民對官方報導的傷亡人數深感不信任。至於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讓人異常憤怒。

如果你是中國人，看到政府的處理態度你會認同他嗎?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感到悲憤的話就能理解千島湖事件為什麼能對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有這麼大的影響。 千島湖事件簡單說就是一群台灣旅客去浙江千島湖遊玩，結果不知道遇到什麼什麼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時候船已經被焚燒，遊客與船員全部死亡。 一開始的官方說法是發生火災，但死者家屬見到親人屍體時卻發現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卻無明顯燒傷，船上彈痕纍纍，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災導致船難傷亡的說法遭到嚴重質疑。

但浙江省政府隨後的處置方式令人乍舌，不僅禁止台灣媒體與受難者家屬上船拍照，還派大量人員將受難者家屬軟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動，浙江省副省長在與受難者家屬開會時，受難者家屬要求帶屍體回台灣，浙江省副省長竟然一副愛理不理，彷彿與受難者家屬談條件是污辱自己人格，於是脫口說出『沒辦法再和你們這些家屬談下去了』，後來浙江省政府發現火災事故不能平息台灣的疑惑，於是宣佈抓到三位搶船的犯人速審宣判後便槍斃，浙江省雖提供官方說法，但沒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沒人知道。

對那時處在政治風氣急速變化的台灣人民來說，共和國政府官員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樣子，完全跟當時台灣官員不是同一個層次。於是千島湖事件，成為台灣邁入新聞自由後，全島人民頭一次親身見識到共和國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樣的態度，對比當時的台灣環境，台灣簡直是天堂。在千島湖事件後，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會認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

《飛彈危機》
如果美國因為中國人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與廣州外海50公里處宣佈禁區舉行飛彈試射，禁止船隻通行。 然後CNN天天播放美軍軍事演習影片，一副要對中國宣戰的樣子。 你是中國人，你會不會對耀武揚威的美國反感呢?

因為在1995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以及預計在1996年舉辦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人民直接選總統，一人一票普選)。 在共和國認知這些行為就是搞台獨，於是共和國企圖干擾台灣這次的總統選舉，於是就在95、96年舉行了兩次飛彈試射，飛彈點著在台灣兩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軍於同時間進行無數次的軍事演習，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那時候CCTV天天撥放軍事演習新聞片段，營造一副即將攻打台灣的情景。

當時台灣軍隊已經進入戰備狀態，各國已準備自台灣撤僑。對台灣人來說，台灣人只是選個總統而已，中國的反應就如此激烈。所以台灣人的反應就是：中國就是一個侵略者。 因為在共和國政府的宣傳裡，常常說一句話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95、96年中國政府的軍事反應來看，中國政府明顯並不把台灣人當作是自己同胞來看待，就是因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所以共和國政府才如此的對待。也因為那年共和國政府的大動作，造成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導致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的大勝。

《921大地震》
之後1999年，台灣發生近年來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兩千多人死亡，十餘萬戶房屋損毀，是台灣近年來傷亡最大的天然災害。當時國際紛紛對台灣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聲稱國際救援物資以及捐款必須交由北京政府統籌，各國救難隊需要北京政府允許才可以進入台灣，並且多方延誤外國救援團體來台以及擅自代表台灣人民向各國致謝。這些中國政府的作為，台灣人民是看在眼裡，怨念在心裡。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非典)疫情擴散，由於中國掩蓋非典在廣東的疫情，直到擴散鄰國後才向各國道歉。但隨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台灣也成為非典疫區，由於台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無法接收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此台灣決定申請加入世衛組織。 但此舉遭中國強烈反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世衛大會中發表：『(對於邀請台灣加入世衛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會後台灣記者向中國代表團詢問說：『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沙祖康堅硬表示：『早就該拒絕了』，之後沙祖康更說出『誰理你們』這四個字。

『誰理你們』
非典對台灣來說，是個全民危機，但中國政府在這次災害的表現嚴重失常，根本沒把台灣人民當」人」看，尤其是當這個新聞在台灣播放時，大大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對台灣身份認同影響相當大。 所以台灣人民常常說，其實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就是最反對民進黨的中國共產黨。 除此之外，中國對台灣人的在大陸的生活政策也令台灣人覺得自己在中國被視作是外國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國遊樂區的門票是屬於雙軌制，也就是說中國人買較便宜的票，外國人買的是比中國人貴幾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台灣人一定得買外國人買的票，買中國人的票還被要求重新購票。

再來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進入西藏有額外的管制，必須申請入藏旅遊確認函(入藏證、入藏函)通過後才能進入西藏，但共和國的規定就是台灣人與所有持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外國人一樣，要進入西藏必須先申請入藏函，重點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請。就以我個人經驗來看，有一次參與北京某團體的聚會，在北京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店舉辦，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是台灣人，而他是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那時因為時間已經太晚，肯定會因為門禁回不去宿舍，因此舉辦單位就幫他訂了一間在萬聖書店旁的旅社。因為活動辦得很晚，超過十二點了，在中國住宿都要登記身份證，台灣同胞因為沒有身份證是拿著台胞證入宿。可是當櫃檯人員看到那位台灣同學拿著台胞證時，就表明過了12點外國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學就很生氣，說哪有這種規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來了。可是櫃檯人員就是一句話說：『台灣人就是外國人，你自己去問北京市公安，他們就是這樣規定，過十二點我們不收外國人。』然後要求我們離開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陸同學感嘆地說：難怪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台灣人來大陸，『藍的會變綠的，綠的會變成深綠。』 所以在共和國的身體力行下，告知台灣人一個明確的訊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國民黨四十年的洗腦教育就被完全抵消，這也是共產黨令人欽佩的地方。

雖然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陳水扁執政下(2000~2008)，因為陳水扁刻意營造台灣主體意識造成台灣人的反感，自我認同的比率沒有明顯增加。但在2008年後，隨著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開始實行，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已呈現一去不復返潮流，馬英九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擋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認同了。

共和國政府又推波助瀾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份。對台灣人民來說，這是中國在公開說謊。而且共和國的對台政策，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意圖破壞台灣人民的生活，在這樣的疑慮下，台灣人怎會對『中國』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問，為什麼我不提中國對台灣的好呢?因為從人性角度，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壞，比較不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好。就像是現在大部份的中國人一談到美國與日本，便會聯想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二戰的侵略，而自動忽視美國在二戰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現代科技的發明與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開發貸款以及各方面的無償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計去討好他，可是你卻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你覺得你會追到那位女孩嗎?中國常常義正嚴詞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國還認為台灣人民是中國人的話，可不可以請中國不要再傷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台灣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認同：

要讓台灣人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台灣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現有的文化相同。但由於兩岸分隔60年，兩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風氣下，因此兩岸文化的演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岸呈現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讓台灣人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的不同。

在文化演繹的部分，海峽兩岸自1949年後經歷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各自發生的歷史事件，使原本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大陸與台灣出現不同演化，如簡體字與繁體字的使用已使海峽兩岸字典出現的明顯差異，兩岸使用的中文辭彙差異相信有一日將比英美英文辭彙差異大的多。再不用說對同一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劉翔拿奧運田徑金牌，大陸人民會感到無比驕傲，但台灣人民會毫無感覺。

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勝投，台灣人會感到歡樂無比，但大陸人會問說他是誰?更何況對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輝訪美兩岸人民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感覺。 在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上，兩岸也出現極大的歧異，大陸由於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等運動，對傳統文化不友善對待，這也是兩岸出現分化的原因。

如在台灣民間信仰裡，台灣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陸。例如台灣的媽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國王信仰則可追溯到廣東潮州。但由於文革破壞，造成大量廟宇損毀，現有湄洲媽祖祖廟以及廣東三山國王祖廟皆經歷文革浩劫，同樣遭到神像搗毀、建築遭破壞、祭祀儀式被迫中止、神職人員被批鬥等宗教迫害。雖於改革開放後得到台灣各廟宇捐助修復，但已失去一脈相承統的情感。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提倡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鼓勵宗教行為，在台灣常見的進香以及繞境等民間宗教活動在中國完全消失，這些原本屬於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台灣深化，在台灣人的眼中，現在中國所謂的宗教儀式以及傳統活動，表演的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意義。在台灣這些所謂的傳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黨對宗教採取嚴格管制，黨組織深入宗教團體，因此在中國常出現違反宗教精神的神職人員，於是在中國神職人員成為鬧劇：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稱號，將少林寺沾染了商業氣息，讓佛門重地失去了莊嚴。

相反的台灣則是個明顯的對比，在台灣對於民間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中國決然不同。在台灣所有城鎮，都是以當地信仰廟宇為中心發展而成，廟宇在農村提供公眾集會的場所，舉辦各類活動，有時甚至廟宇成為了各種小吃的集散地，發展成夜市。

在台灣祭拜神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然其他宗教或是無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種難解決的問題時都會去寺廟求問神明，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許不科學是迷信，但人們還是習慣遵從祖先們方式試著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眾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緣，也可以望見考生們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們考試順利，而婦女們則是希望註生娘娘賜予夫妻一個健康的寶寶，這一切在台灣的廟宇無時不刻的都可以見到，人民虔誠的向神明訴說他們的問題與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於是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中國讓台灣人徹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後雙方文化各自發展，讓台灣人感受到自己與中國明顯的不同。 台灣人認為他們是生活在現代中華文化下的人，他們喜歡中華文化，也認同中華文化。但我們要分清楚是，台灣人認同的中華文化並不等於現在在中國的中國文化。

4.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

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雖當今中國聲稱已恢復大國榮耀，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但由於國家價值觀明顯與大部分國家相異，且社會瀰漫著物質主義，導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讓外人見到中國發生的各種社會事件，只能用『驚人』來形容。

先前在廣東佛山，一輛貨車壓倒一位兩歲的小女童王悅後肇事逃逸，這已經讓人心痛。但驚人的是，隨後經過的十八位路人，卻視而不見不願伸出援手，從重傷的女童旁走過，爾後又一輛貨車同樣輾過後逃跑，最後才由一位元社會底層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過了黃金急救時間，女童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這絕對不是個案，各種道德淪喪德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

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令人稱羨的經濟層面外，卻沒有相對應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與價值觀，於是當今的中國卻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上迷失了方向。

沒人把路口的紅綠燈當真，排隊是奢望而插隊是常態，在公共場合不顧他人大聲喧譁。『八榮八恥』成了空話，自私自利成為標準。做事情爭先恐後，似乎慢一秒就是吃虧成為了中國人的標籤，諸如此類的負面印象不勝枚舉。當然中國還是有人堅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廣大的同胞踐踏下，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

在國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下的外人對中國充滿了不明白與不諒解。不瞭解為什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的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什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都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什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對為什麼關閉北京農民工子弟小學，讓三萬兒童輟學，另一邊卻投入十億人民幣執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

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太多太多對中國不明白，於是中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對台灣人來說，距離還太遠。但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創造了台灣一般百姓與大陸人直接接觸的機會，於是隨著台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甚至在台灣著名景點野柳女王頭上，刻上簡體字的『中國常州趙根大』紀念到此一遊；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臺大打出手。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台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與其說台灣人認同台灣，不如說他認同的是台灣的生活----一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而不是有老師教導他說：『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孩子本該快快樂樂的學習，不該有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後，也不必唸著連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課本。 他畢業後，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國家裡遷移還需要辦理個暫住證。遷戶籍對他來說就像是便利商店買個東西一樣簡單，因為戶籍對他的影響，只在地方選舉時，選票上有著不同的候選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學入學考試，也不會因為他的戶口，而降低他錄取重點學校的機會。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會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他知道台灣的全民健保可以幫他分憂。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兩百名的醫院，台灣就佔了十四間，僅次於美國與德國。他只知道他不必對醫生包額外的紅包，只需負擔非常低的金額，就能享受如此高質量的醫療。 他的政府大樓，大門永遠是敞開的，門口的警衛見到你只會笑咪咪地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而不是先查驗你的證件。

他去辦理一個手續，志願者首先會遞上一杯熱茶，指引著他去抽號碼牌，之後他就可以坐在沙發上悠閒著看報紙，沒有人會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也不會板著臉為你服務，而是貼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國遊玩，不必為了申請檔而四處奔波，只需要輕鬆辦理護照就可以踏出國門。他也不必忍受繳了高額的費用，卻得到拒絕簽證的對待，因為他的護照可以在世界上百餘國暢行無阻。

他也不必擔憂昨天發的博文，會不會因為言論過於激烈而被刪除，在台灣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擔心買的房子七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連同土地，傳給他的子子孫孫。他也不擔心房子會被強拆，因為法律會保護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記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將冤情訴諸大眾，而不是含淚吞恨。他在台灣，雖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新聞，但他知道這些新聞會促進台灣進步。他更習慣看到新聞媒體對著政府的弊案窮追猛打，因為有盡責的媒體把關，人民更可以發揮選票的力量。

雖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劑等毒物，但他的政府處理態度，讓他相信他以後絕對不會再吃到。

他的政府官員，會因為被媒體批評官舍浪費太多電，向全民道歉，並且宣佈搬離官舍自費租屋，而不會聽到官員霸氣的向記者咆嘯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後把票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

他從小被媽媽教導對人要有禮貌，所以他習慣說對別人『謝謝』，當然對方也會很自然的回『不客氣』，『請』與『對不起』更常常掛在他嘴邊。當他在捷運搭乘電扶梯時，他會自動的向右靠攏。他也習慣為了一件事情而排隊等待。

他習慣生活在一個可以跟政府與社會溝通無礙的地方。他當對政府不滿時，他可以上街表達他的想法，政府也會和善的回應。他也學會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雖然他不是同性戀，但每年的同性戀遊行，他也會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書，不會看到刪節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不會有人事先檢查。他可以自由的連上網站，不會看到『Error404filenotfound』，當然搜索資料時也不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列舉出一堆台灣社會的『不好』，如台灣的民主還有很大的民粹成分，台灣媒體的新聞質量有待加強，台灣社會離西方的公民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等說不完的缺點。但台灣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有自我調的能力，我們都相信只要沒有外力刻意改變我們，台灣社會會越來越好。 所以與其說，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不如說台灣人不認同中國的生活，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台灣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愛上這樣的生活，這就是台灣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原因。

當然，他們也希望海峽對岸的人民也能跟他們過一樣好的生活。
說到這裡，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

儒學與民主

前幾年當杜維明先生在中央大學宣揚儒學之後，一位哲學系博士班修習政治哲學的同學舉手發問：爲什麽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沒有聽說哪位儒者拋頭顱、灑熱血的，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不斷地利用民主所賦予的權利來批評民選政府？杜先生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而具體的回答，畢竟他常年旅居國外。但縱觀中國儒家的歷史，當代新儒家會討論的儒者，爲了抗爭體制的合理性而下獄或被殺頭的，大概是零吧。被皇帝看不順眼而下獄的有一些；爲了皇帝而死而不管他是不是好皇帝的而出名的，則有宋代的文天祥與明代的劉宗周等人。大家都知道，金庸《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就是在諷刺這樣的倫理觀。只有為皇帝死的儒者，沒有為民主賣命的儒者，過去的台灣如此，過去的中國也如此，至於現在的中國呢？一樣的，恐怕那位質問杜先生的學生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從六四到現在，在中國提倡儒學的人數非常多，但在中國爭取民主的，就我所知，一位也沒有。

如果歷史所顯示的是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儒學裡這種和民主相異的倫理觀，適合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教導給高中生嗎？儒家倫理觀與民主相異的部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說，是一種極端人格倫理學，這種倫理學重視自我，而忽視倫理或道德的外在處境；第二點，也就是第一點的外顯結果，就是對於制度的倫理的忽視。而這兩點和我們如何定位儒家倫理學，以及在今天的民主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倫理/道德視野密切相關。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6。

鈔後：

哲學系博士生的提問，很一針見血。自五四以來，在反傳統的浪潮中，一與傳自西方的現代政治學與人類關懷——民主、自由、人權——相照，儒學即刻被貼上維護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的標籤。固然，儒學對華人社會文化、思想均有深刻影響，然而，在現代政治上，就如那位提問的博士生所表明的意思（不少學人均有此認知），「儒家一直在各種重大政治改革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這一點更是一直為自由主義者（如被中國列為台灣不得不認識的百人之一殷海光即是）所詬病。

所幸，徐復觀在這一議題上並不採取龜縮的態度。他曾經檢討儒學內部妨礙自己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曰：

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這一方面來看，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整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正因為這樣，所以雖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並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斷考慮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被覆之德，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上，不曾將其客觀化出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

這一深切反省，說明了何以儒家給人的印象大抵都是統治者的附庸、喉舌。至於儒家的理想，徐復觀亦承認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實現過。台大中文系陳昭瑛教授在徐氏《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本書裡，得出徐復觀雖然面對這樣的事實，卻沒有從「懷才不遇」的情緒為儒家辯護。徐復觀反而探進更深一層次的因素，認為儒家總是想從「君心」去解除「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即理念上「民」是政治的主體，而現實中「君」才握有絕對權力），亦即從道德上去解除此一矛盾；但是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則是從制度上、法制上去根本的解除此一矛盾。當時，殷海光讀到了徐復觀的反省，寫了一篇讀後感想，肯定徐復觀「承認制度化的重要。民主之從制度上解除中國政治上君民對立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較之『從「君心」方面去解除』，要具體而著實的多了。」但殷海光對徐復觀所寄寓的「聖人」、「聖王」則持消極的懷疑態度，畢竟「自古至今，無論中外，究竟有多少『聖王』，尤其令人懷疑」。所以殷海光最後認為今天的儒家寄希望於聖人、聖王是很不安全的（說得挺客氣），唯有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才是維護人民權利、福祉的真正安全辦法。

成聖之道和以理殺人

就個人的虛偽層次而言，朱熹一方面認為科舉之學不是聖人之學，卻又把自己的長子送給呂祖謙去補習，呂祖謙亦即當時的科舉補習班的補習達人。朱熹再怎麼樣還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通過科舉求得一官半職、維持家族是官戶的士人身分。這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對照他自己所提倡的聖人之學，難免讓人有言行不一的感覺。另外，明代的王守仁（號陽明），一方面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卻在一夜之間坑殺了幾千名投降的民間起義士兵。當然，在台灣實施集權統治的蔣介石也自認為是王守仁的信徒，還把草山改成陽明山。而他的政權，就是一方面搞政治鬥爭、奪人性命，一方面又以儒家式的中華文化宣揚者自居。這種種不誠實，在他們現在的追隨者完全以闡揚為詮釋的方法與方向，當然無法提出來反省批判。但難道我們就要讓我們的高中生在這樣的文化之中，消磨掉他們原來充滿活力的青春嗎？難怪現代中國的魯迅要說，這樣的文化，是一種吃人的文化，把人的生理事實還有一些重要的面向都吃掉了。而魯迅對於要把孩子推入這種文化的火坑中，只有一個呼籲：「救救孩子！」

魯迅做為一個中國人在中華民國的初年，就已經覺得陳腐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合時宜，而且造成人性重大的扭曲與傷害。在今天已然民主化的台灣，我們對於他的批評不但未加以適切的理解，想出對策，反而要把我們的小孩再推入這種吃人的文化裡。這是什麼樣的教育？為什麼要生理上正在經歷重大變化而心理上有著無數困惑的高中學生學習在中國南宋帝制王朝被集結而成的科舉考試內容？《四書》做為一整套的文本，有什麼其它文本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教育部為什麼要違反程序，不敢名正言順地列為必修，在原來的必修與選修又創造出一個換湯不換藥的「必選」？又《四書》到底是什麼東西？將之列入高中必選課程，到底是為了語文教育？文化教育？還是品格教育？還是它是全科教育？（在帝制中國，它的確扮演這個角色，而從部分支持者的發言來看，它們也還的確有這樣的信仰。）教育部的說帖一直將重點放在品格教育，但品格教育為什麼用的是語文教育的選修時數？語文比較好的人，道德就比較高嗎？回顧台灣的歷史，有那位中文系的教授或在中文造詣有公認地位的人，他們的品格真得為眾人所肯定嗎？

王守仁哲學的發展後來成了極端的人格倫理學，亦即以成為聖人的正確方法為第一義，不對的方法或認為自己無法成為聖人都是被指斥的。這樣的倫理學，一方面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可以做為討論的基礎，亦即我們無法判斷另一個人的內心光不光明？乃至於另一個人是不是聖人？宋明理學雖被認為是成聖之學，但從中國宋代以降一千年之內，沒有出現那一位真正被公認的聖人。這就說明宋明理學這種訴諸個人格物窮理或現在良知的內在能力，無法和客觀現實做有效的聯結，基本上不是一種社會倫理。另一方面這種哲學則會讓一個人以為瞭解或掌握了這樣的倫理原理，自己的道德地位就高人一等（或好幾等）。例如熊十力就認為自己的存活與「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妻女的則否，所以在危困的時候，自己應該有吃雞肉的優先權。這樣的觀念，在講究平權的民主時代，也應該被棄置。關於這兩點，前者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外在規範並不一致，後者則讓人常以道德為名而蔑視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很容易形成沒有道德的人就沒有人權的想法，而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有沒有道德也是出於個人判斷，而這和民主普遍人權、以明文規範共同生活的原則也是相違背的。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1、242、248。

鈔後：

從去年杪發生的陳為廷向蔣偉寧教育部長做出訴求的事件來看，衛道之士以及媒體者流漠視訴求內容，卻集中火力撻伐陳氏的「態度」問題。刻薄者甚至在陳為廷與教育部長說話時不用「您」而用「你」的瑣屑事上大作文章，卻對蔣偉寧發函各校「關心」學運學生的事絕口不提。如此雙重標準，避重就輕，就情滅實（道德情感的情），還真只有在標榜道德的文化社會背景下才會形成的「鄉願」心理。衛道之士的衛道公式是這樣的：

道德不及格—〉人格泯滅—〉發言無效。

從「態度」的問題先給陳同學貼上「道德不及格」的標籤，以此抹殺他的人格，人格被抹殺了，發言權利與內容自然就不置可否了。這一點，馬來西亞的衛道之士自然從不輸陣，譬如，對「超人」邱光耀的發言，專挑他的「粗口」來大作文章，試圖以此來抹殺他一切言論。這實在是中國自古以來文人之間最慣用的一種手腕，給你貼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標籤，你的社會地位從此就淪喪。對此，清人戴東原早就洞燭先機，明明白白說道：這就是「以理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