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不服從？

這半個月以來，那個父總在妻跟前數落這次社運的“學生”，說他們被操弄、被利用，只是一群無知而又沒生產力且又要靠大人才能生活的天真屁孩。或許，這群孩子的血氣無處發洩，剛烈得緊繃，才如同媒體所說的——是的，畫面會說話——以破壞國家的神聖機關為樂。想到這，他暗暗嘀咕：真可憐。所以，這段期間，但凡看起來青澀稚嫩的面孔，在他眼裡，盡是一群叛逆無為的劣質草莓。

他慶倖兒子早在幾年前已經畢業，脫離學生身份，進化成幫助社會運轉正正經經的小齒輪一枚的成人，彷彿忘了學生也是成人這件事。或許，在他眼裡，學生是軟弱的，是無知的，是無能力的，是容易鼓動的，是只會空想的，同時，也是最沒勢力的。舉凡血氣方剛、暴力、直率、天真、沒有獨立判斷、不會成熟思考、缺乏理性感知、未諳世故，都可以完完整整地套在“學生”頭上。也因如此，比起應付其他難以歸類的社運人士，以“學生”這兩個字來污名化這次的社運，顯然更能達到自我滿足。

儘管如此，他在店鋪開門做生意時極度敏感，不隨便議論。放眼一看，店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具，有鋼筆、自動筆、墨水筆、文件夾，還有擺在壁櫃的一些書，其中並排著好幾本梭羅最後的演講——《公民不服從》呢，它們都等著學生抱回去的。

“阿蓮，一會兒幫我打到xx出版社，說我們店要再訂三十本《公民不服從》。抓緊時機，記得趕快！”說完坐在收銀台，繼續看TVBS。

狂人原不狂：從袁粲與魯迅開始說起

裘沙、王偉君夫婦所繪魯迅。

魯迅是誰，不必多說。袁粲呢？也不用多說，只要上維基百科一搜，就可以有個大概的了解。於此所要說的，是關於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袁粲的〈妙德先生傳〉。

號稱驚天一聲雷的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相信大家是看過的。而〈妙德先生傳〉，說實話，我是近來隨便翻翻時才讀到。

魯迅筆下的狂人，在一眾常人眼中，他患上的，是「迫害狂」症：凡入目所及，盡是想吃他害他的非正常人。直到身邊所有人想方設法將他的病治好後，「迫害狂」症於焉得治。從此，他過著平凡正常的生活，家人安心，同儕寬心，天下太平，日月清明。

至於〈妙德先生傳〉，載錄於《宋書》第八十九卷〈袁粲列傳〉。這篇傳記，乃中國古代的南朝宋名士——袁粲，效仿魏人嵇康的《高士傳》所作。 「妙德先生」，便是袁粲的自況，以顯其有別於俗的風操。其中，他說了狂泉與狂人的寓言，姑且名之曰〈狂泉記〉：

「從前有一個國家，國內有一潭泉水，叫做狂泉。所有喝過泉水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癲狂的。唯獨一國之君，在自家皇宮裡穿了井，常年來只飲用井水，所以一直正常。奈何，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弔詭。舉國之民既已癲狂，對於正常的國王，反倒認為他才是瘋癲的。於是，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所有人民聚在一起，籌劃要如何把國王抓住，以治療他的癲狂病。終於，人民抓來了國王，用盡方法：藥草治療、針灸拔罐、割肉燙骨，只求國王能夠趕快痊癒。直到國王再也受不了這種苦頭，於是讓人汲來泉水，一飲而盡，從此瘋癲。自此，舉國君民，全都癲狂，他們將這一日定為國慶日，普天同慶。」妙德先生說完故事，續道：「處在如此時勢，若我也不和流俗一樣瘋癲，實在難以容身，真想找到這潭泉水，喝了也好和大家一樣瘋癲啊。」

眾人皆瘋我難獨醒

幾乎眾所周知，魯迅是非常熟悉六朝事蹟的。雖然論者大都認為，他的〈狂人日記〉乃受到西方的影響，如果戈理、安特萊夫、尼采。但是，從魯迅本身對中國古典文獻極之熟悉的情形來看，我們不排除，他的〈狂人日記〉，與袁粲所寫的〈狂泉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在立意方面，兩篇真有異曲同工之妙。若要再推溯袁氏這則故事源自何處，則可以把屈原的〈漁父〉給拱出來，再行比較，一切了然。 ——然這不是重點。

處在浮躁惡劣的環境，要保持一點獨立的思考和自由之精神，實在難。尤其在一個「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們對這兩個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的時候，一旦發出一點異議，動輒就會被孤立、為口水淹沒、乃至精神虐殺。最嚴重者，莫過如耶穌之被送上十字架。但是，能為一己獨立與一心自由而不隨俗，如此精神，畢竟難得。

以1919年受大眾讚賞的五四運動為例。不說文學革命、不說文化重建、不說白話文運動，只說集會發生當天，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的批判。前者的房子在此次事件中被燒毀，而後者則被激動的學生們打昏了過去。事發後，大家拍手叫好，後來人也認為無可非議。然而，與他們同時的人——梁漱溟，對這事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他唯一的公開評論中，他有意挑釁地強調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公民權。雖然梁漱溟對學生及其動機也寄予同情，但他反復重申他在兩年前反軍閥的小冊子裡的話：如果中國能實現穩定，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從法律，反對暴力，無論是北方的軍閥還是南方的立憲主義者，無論是警察還是學生。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麼為未來而奮鬥的人們應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他再三懇請學生應對這次襲擊負責並把自己交給警察處理。 （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一態度在當時真可謂「有意立異」。不過，正如梁漱溟研究專家艾愷所說：「他的這番議論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態度：他只贊成那些符合本人道德準則的方法並只願依據這些手段行事。」

可以看到，在當時幾乎已經失了理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呼聲中，梁漱溟仍「獨醒」地潑出這灘違背眾意的冷水。其著眼點，不過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底線。

執行屠殺如屠宰場屠夫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針對德國納粹時期的反猶主義說到，「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反猶主義獲得愛國主義的道德支持和獨裁政權的權力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的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後果的畏懼。於是，具體執行屠殺的個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責任，把殺人視為踐行『國家正義』和『民族正義』，進而把殺人視為一種工作、一項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場裡的職業屠夫必須完成殺豬的指標一樣」。

這些沉浸在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愛國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人們，發起狂來時，少許異響也是間不容髮的。凡有誰發出異議，他們於是在異議者身上安個足以抹殺其原來價值的名號，從此杯葛他、攻擊他、甚至殺了他，也不獲其咎——反正千夫共指，暴力也就合法化。這就如〈狂人日記〉裡第十節描寫狂人和他大哥說話時，狂人勸他大哥放棄吃人的念頭，這時許多人都跑來圍觀，大哥對此不甚暢心，於是高聲喝道：「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狂人聽後，霎時產生一種「迫害狂」的想法：「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佈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魯迅曾在〈隨感錄三十八〉裡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順著說下去，其所生結果，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浴血聖戰、砍手斷腳、千依百順俱樂部、每天構思一交媾技巧、吾族萬歲、華人滾回中國、誰應該為雪州馬來人成為基督教徒負責、用華人的血清洗馬來短劍、馬來人至上、伊斯蘭主權、叛（伊斯蘭）教是侵害人權的最大罪行、印尼排華事件、九一一恐怖襲擊……等等，不一而足，絲絲見血，血血生悲，令人目不暇給，心寒體顫。誰不知這些假借宗教、民族大義的投機分子背後的目的為何。而平庸之眾就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地盲目響應。卻不知，所響應者，原來只是少數幾個「貴族分子」一肚子的個人算計！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10月30日。

政治與宗教

朱師如此區分政治與宗教的範疇：

政治管的是外在秩序；道德/宗教管的是內在秩序。以使用的方法來說，政治是訴諸強制；道德/宗教必須符合自由意志、接受者心悅誠服的要件。以是非尺度來說，政治會講求妥協，泰半在灰色地帶進行；道德/宗教講求黑白分明，某些基本戒律不容打折扣。自言行評判而言，政治只管現實果效，政策、政務推動者居心如何，不予追究；道德/宗教則要求動機、心態純化。

若按照馬克思的認知，對於宗教的絕對純潔之要求，乃人類本身將一切美好的價值投射在一個原本不存在的超越之想像的行為。比如“神愛世人”，這是非常純潔美好的價值觀，然而，在現實中很難做到，於是人類就把此一價值加諸“上帝”身上，讓這位超越的存在體，成為人類模仿、學習的對象。換句話說，“上帝”的真善美是人類經過一代又一代的遞嬗後所層層累加的理想投射。

這沒什麼不好。英國哲學家Anthony Kenny的Faith and Reason便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上帝就是人類無數想像中最偉大的一個創造而已。沒有哪一個想像之創造如此富有思想內涵，且對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建築和戲劇之靈感如此重要。若拋開了上帝之觀念，數學家們最具創造性的發現和戲劇中最難忘的人物也只是想像的次要產品：哈姆雷特和-1的平方根比較起來會變得蒼白而毫無意義。”

至於政治，在人口與日俱增的情況下，成為了維持秩序的必需。但當它成爲了必需，啟動它的人們對它的焦慮也隨之而來。《舊約·約伯記》裡有名的比喻——或稱鱷魚，或叫利維坦，總歸是水族之王——便形象地指出了人與國家（政治）之間矛盾的存在。不過，從上帝對約伯的訓示中約略看出，政治與宗教，真是冰炭不投的兩個領域，雖然史上確有政教合一的案例在，但政教合一的結果，往往就是利維坦淩駕在上帝之上，後者成為前者利用來愚民的工具——儘管，在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看來，一切都只是人為的把戲。

政治與文學

記得有一次課堂上老師說：

政治與文學有個強烈的對比。政治往往是用謊言掩蓋真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所以直到今天，很多案件都成了懸案、疑案，皆不了了之，不斷以謊言掩蓋。文學則是以謊言揭發真實。文學固然是虛構的。但它正是用這虛構的場景、角色、心理描寫，來揭露現實世界最真實的一面。或揭露人心中的最深處，不論是光明的或黑暗的，或揭露社會裡血淋淋的慘狀，或暴露人生的無奈與殘酷。這些東西難道不是真實嗎？當然是真實！但它卻都用了謊言，用了虛構。這種辨證式的思考，中國人一直轉不過來。

昨晚，重溫《V怪客》。裡邊有一句對白，說道：

Artists used lies to tell the truth while politicians used them to cover the truth up.

祝平次：別讓四書教出小孩的奴性

日前教育部隨順馬英九復辟蔣經國威權時代的種種作法，為了拉攏保守的中國文化主義者，硬將原來減低思想控制成分的「論孟選讀」，變成加上《大學》、《中庸》的《四書》，使「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選，重起「中國化台灣」的力量。這樣的企圖，無視於台灣的高中生原來就已經塞滿的課程時數，硬要再擠出四小時，使得高中原本單調的語文教育更形無聊、威權，也嚴重擠壓到其它科目的學習。

為了合理化自己不必要的更動課綱行為，教育部提出了種種的理由，例如提升品格、文化薰陶。然而就提升品格而言，台灣歷史裡曾經發生過中文系老師涉入師範大學七匹狼事件，可見讀這些古文和品格教育不一定有必然關係。更不用說，全世界那麼多的人沒讀過四書，難道這些人就沒品沒格嗎？陳樹菊阿媽沒讀過《四書》，難道就沒品沒格嗎？比較沒品沒格的，不是一定要陳阿媽感謝他們的外交部官員和馬英九嗎？而這些外交部的官員、馬英九，當然也都拜讀領受過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金玉良言。在民主的時代，比較沒品沒格的，不就是一定要把自己認為好的對的東西，強加到別人身上的人嗎？即使這些人還口口聲聲說著「己所不欲，毋施於人」？

至於文化薰陶，《四書》就是帝制中國的士人文化象徵。它所代表的文化，和威權帝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論語》裏有子有一句話，就是「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矣。」意思就是說，一個孝弟的人就不會犯上作亂。這種把個人的家庭倫理連接到政治的作用，正是中國古代帝王要用《四書》做為科舉必考科目的重要原因之一。難道，在民主的台灣，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天下有道，庶民不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嗎？只要他們做順民，做好一個「民」，其它事都不必關心嗎？把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熱情，轉化成管制自己的道德良知，而這些道德，就是中國兩千年帝制的士人規範，我們真得要我們的年輕人接受這樣的文化薰陶嗎？

說穿了，教育部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中華文化來合理化自己政權的意識型態，這我們只要看看「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行動宣言」裏的一句話就可以知道，它們把恢復「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認為是「國族文化生存命脈的關鍵」。但在台灣，國家認同分裂、居住族群複雜，他們所說的國不知是那一國、所說的族不知是那一族。這種違反當下憲法多元文化主義，要把漢族文化裏的部分要素擴大為中華文化，然後強加於台灣所有高中生的做法，就是漢族中心主義、儒家沙文主義的表現。

對於教育部這種打著改革教育，實圖政治復辟的作法，我們要呼籲關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家長一起來關切，並努力阻止教育部實施這個政策。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轉自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l/3/today-o1.htm

劉師培：論激烈的好處

現在有一種的人，天天說「平和」，天天說「待時」，說天下的事情，都要慢慢的一步一步做起來，斷不可不顧事情的成敗，只曉得亂鬧。唉呀！這話便說錯了。現在說這話的人，他心裡有幾種想頭：一種是看見康有為變法，唐才常勤王，都是因做事怱促失敗大事的，所以遇見這激烈的人，就引起康有為、唐才常的幾樁舊事來，說你們斷亂鬧不得，就是亂鬧斷斷是無濟於事的。一種是看見現在平和黨的人，有的開學堂，有的興實業，倒也覺得有幾分效驗；說他們宗旨雖不好，還能辦兩件實實在在的事情，你們除亂鬧以外，就沒有一樁事情能辦了，可不是和平的好處麼！這兩種人由我看起來，都說他是趨利避害。因什麽原故呢？天下惟這種平和黨的人，又獲名，又獲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這維新的人既說他開通，那守舊的人又不說他悖逆。他既能在守舊的面前討好，又要在維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業都是平穩不過的。人看見他做事情平穩，就大家都要學他的法子。所以從前激烈不過的人，到現在都變成平和一派。再過兩年，我恐怕這一種激烈的人，一個都沒有了。可不是平和黨的為害，也共洪水猛獸夷狄一樣的麼？你們既曉得平和的壞處，我就把激烈的好處，一樁一樁的講出來。

第一樁是無所顧忌。中國的人做事，是最遲緩不過的。這種人有三種心：一種是恐怖心，一種是罣礙心，一種是希戀心。所以一樁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顧後，把心裡亂的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時候，便沒有一樁能做了。這激烈黨的一派人便共他不同，遇着一樁事情，不問他能做不能做，也不問他成功不成功，就不顧性命去做了。他就是不成功，也是於世上有影響的。所以外國人說道，「失敗者成功之母」，沒有失敗的事情，哪裡有成功的事情呢？你看中國古時候的英雄，如陳涉、項羽一般人，大抵都是亡命之徒，到了沒有法子想的時候，出來鬧一鬧，遇着機會，他就可以成功了。大約天下的人，最難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無論什麽事件，都可以出來做。所以古時候的大刺客、大遊俠、大盜、大奸，都是出來拼命做事情的。但是這一種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你們說這康有為、唐才常做事太驟，由我看起來，他們兩個人的宗旨，固然是看不起他的，但是他們敢作敢為，勇往直前的氣概，也是你們比不上他的。他們做事雖不成功，還能做兩件不成功的事。若依這種平和的宗旨，恐怕再等幾十年，這種變法、勤王的事情還沒有呢！大凡「機會」兩個字，都是我們做出來的，只要無所顧忌，自然天下沒有難事了。以上是激烈的好處第一樁。

第二樁是實行破壞。天下的事情，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這平和黨的人各事都要保全，這激烈派的人各事都要破壞。我明曉得這破壞的人斷斷不能建設；但是中國到了現在，國裡頭的政府既壞得不堪，十八省的山河都被異族人佔了去，中國的人民不實行革命，斷斷不能立國，就是破壞兩字，也是斷斷不能免的了。你看日本的吉田松陰，意國的馬志尼，豈不是破壞的人？法國的巴黎革命，奧國的馬加分立，哪一個不是破壞的事？況且中國的事情，沒有一樁不該破壞的，家族上的壓抑，政體上的專制，風俗、社會上的束縛，沒有人出來破壞，是永遠變不好。雖然壞的時候，各事擾亂，中國的百姓都要吃虧，但不吃這種小虧，是斷斷不能享福的。所以有我看起來，無論什麽暴動的事情，都可以出來做；就是把天下鬧得落花流水，也不失為好漢。但是這一種沒用的人，雖天天嘴裡說破壞，都不能實行。到了他們激烈派的人，就能實實在在的做去了。所以中國秦末的時候，有項羽、漢高祖的一般破壞家；隋末的時候，有李密、楊玄感一般破壞家；元末的時候，有劉福通、陳友諒的一般破壞家。由這樣看起來，中國實行破壞的英雄，可不是共歐洲的一樣的麼？沒有這種激烈派的人，就不能做空前絕後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二樁。

第三樁是鼓動人民。由前兩樁比起來，說空話的人是比不上做實事的，但這一種的人，於現在的中國也很有益。從前法國有兩個文豪，一個叫做盧梭，一個叫做孟德斯鳩，他說的話都是激烈不過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動起來的。又日本有兩個志士：一個叫高山正之，一個叫做樸生秀實，他說的話也是激烈不過的，那日本的「尊王攘夷」，也是被他鼓動起來的。所以這一種著書、出報、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你看愛國學社創辦的時候，上海創《蘇報》，東京創義勇隊，這幾種事情的宗旨，都是激烈不過的，雖說內地沒有大影響，但東南各省的人，被他們感動的也很不少，就是現在倡排滿革命的人，也大半是受他們影響的，——就是激烈派的效驗了。他們政府裡頭，看見這一種激烈的人，不說他是「妖言惑眾」，就說他是「喪心病狂」，極力的要共他們為難，可不是政府也狠恐怕激烈的麼！況且現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書，說一句話，也都是達於極點的議論，共那一種平和人不同。我看見新書上說過，要著書莫要怕殺頭。這種激烈派的人，就都是不怕殺頭的了。以上是激烈派的好處第三樁。

以上三樁，都是激烈派的好處，那種平和的人，是斷斷沒有的。大約中國亡國的原因，都誤在「平和」兩字；這平和原因，又誤在「待時」兩字。那曉得現在還有一種治新學的人，看了幾部《群學肄言》等書，便滿嘴的說平和的好處，看見這激烈的人，不說他不曉得進化的層次，就說他不曉得辦事的條理。現在的人惑於這等議論的，也狠不少。我恐怕再過幾年，連一個做事情的人都沒有了，可不是把中國弄得滅亡麼！所以我把幾樁的好處，一層一層的說出來，教中國的人民都快快的出來辦事，不要更有遲疑，中國的事情，就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了。

原載《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署名激烈派第一人。

鈔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

逝者如斯

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北魏元勰問松林

此番回來，再次感到，世界有變。

然而，父親在後院栽種的幾盆蘭花，至今仍舊燦爛地綻放著。一旁還多了幾朵含苞的金針。金針花，又名萱草，乃忘憂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流傳千年的古詩，至今，卻和我家後院的萱草，兩相結合，迸發出無數朵又甜又澀的浪花。圓圓的魚池，駐守院中已二十幾年，見證了多少的花開花落。池內的孔雀魚，一代又一代的，也不知經歷了幾許的離合悲歡。

打開後院紅漆脫落的鐵門，走出去，白亮如星的沙灘上，早已堆滿了垃圾。再往前蜿蜒走一分鐘，經過馬來式長腳木屋，就能見到劃著馬來西亞與暹羅界域的長長河川。幾片竹筏在岸邊漂浮，卻見一個孩童，赤著上身，在筏上把玩著我的童年，儘管當時的自己早已隨著這條河漂到無所有之鄉，無縱可尋。

另一邊廂，幾葉扁舟載著俗世浮沉的願景，在此岸與彼岸之間，翩翩穿梭。水色越來越渾黃，曾經的河川早已遠去。河灘的微小浪濤，淘去淘來，而人，熙熙攘攘，也不知何來何去。然而，聽到潺潺流水聲仍舊如故的清脆，便覺此番歲月沒有白流。人世是如此真實，一切是那麼可感可念。

固然，熟悉的臉孔已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因為相親過，情意綿綿，悠悠如流，心心相惜，原來並非消失，而衹是在眼前隱去了而已。就如一首童年的歌謠，雖然久未經耳，餘韻卻會在毫無知覺間不時地泛上心頭，緩緩的，泛上心頭……

「……這是我的家 在那山腳下 門前有棵椰子樹 又種很多花 爸爸在唱歌 媽媽打理家 我們兄弟多和氣 我愛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