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蠶到死絲方盡——徐復觀談情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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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蠶在我生命中另一個永遠不能抹掉的痕跡，是由李義山“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一句詩刻上的。這是十幾歲似懂不懂的時候所喜愛的一句詩，現當遲暮之年，依然常在無端的悵惘中無端的想起；而一想起之後，總是不知從什麽地方吹來一息淒惻的微風，使我的心情得到一兩小時的寂靜。這句《無題》詩，爲什麽對我有這樣一股永恆的魅力呢？我有時也私自嘲笑我是如此的不長進。

春蠶的絲，是從它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來的。它的生命力何以不稍停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而一定要化成一縷一縷的絲，把它吐出在自己軀殼的外面？而且一直要到把自己的生命力化完吐完為止？這真是一個生命的謎，也是一個生命的悲劇性的迷。李商隱便抓住這樣的生命悲劇性的迷，來象徵他無可奈何的愛情；而愛情的本身，對於任何人，對於任何時代，都是無可奈何的，都是迷的，都是悲劇性的，都是從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來隨風飄蕩，不可捉摸而卻又是剪不斷，理還亂，並且一直要把它化完為止的。每個人接觸到這句詩，每個人便接觸到隱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這一部份的生命力，所以這句詩的魅力，只是每個人生命力的魅力。生命力的魅力無窮，這句詩的魅力，作為這句詩主題的春蠶的魅力，也是不盡。

一般人，容易把“愛”和“愛情”混淆在一起。其實，不僅“感情”不是“愛情”，所以再好的朋友，也只能說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卻不能說彼此有深厚的愛情。即使是“父子之愛”、“母子之愛”或“偉大的母愛”，若把“愛”字下面加上一個“情”字，便自然感到不很妥當。在這些地方，“愛”和“愛情”的分別是很顯然的。“愛”和“愛情”的混淆，常是來自夫妻的關係。某某夫妻的感情很好，容易誤稱為某某夫妻的“愛情”很好。其實再美滿的夫妻，也只能有“愛”，而絕不能有“愛情”。愛情與夫妻，是勢不兩立的兩種情景。夫妻一開始，愛情便死亡；繼著而來的，只是在“愛情”的屍體上所蛻變而成的一般人所說的“愛”。

愛和愛情的分別在什麽地方呢？“愛”的內容是單純的，情境是明朗的，味道是甜甜的，情意是歡笑的；並且愛是可以清楚的意識得到，而又可以把握得住的。美滿的愛，好似一篇美滿的散文；它的條理、情調，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說了出來的。“愛情”的內容卻經常是混沌、矛盾的，情境是如在醉中，如在夢裡，曖昧難明。使人有時覺得它是在自己生命之中，有時又覺得它是遠離生命而他去。味道是甜酸苦辣的雜拌，情意是悲歡離合的混合。人永遠不會意識到它；當你意識得到它時，它已經隨風飄去；人永遠想把它抓住，卻又永遠抓不住它，所以只有化出全部的生命力去做無窮的追逐，一直追逐到生命的天涯。因此，沒含有矛盾混亂的不是愛情，沒有甜中帶苦，笑中帶淚的不是愛情；不是如醉如夢，於不知不覺之中，拋擲出自己全部生命力的不是愛情。夫妻們剛剛接完了一個吻，立刻浮上柴米油鹽的問題，這如何可以說是愛情呢？我們原始的生命力，常常被普通所說的理智之光而弱化，而淺薄化了。只靠了愛情，才能把這種浮光掠影的理智，唾棄在一旁，讓原始的生命力和盤托出，以完成它自己。蠶的屍體是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絲來包裹，這比用其他任何東西來包裹更為莊嚴。人的屍體也應當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愛情來包裹，這才證明人性的崇高偉大。歌德爲了要表現這一點，所以才寫下一部《少年維特的煩惱》，並且因此而造成少年維特的風潮。其實，十多萬字的小說所要表達，所能表達的並沒有比這“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七個字的詩多出一點什麽。現代人的生命，被機器，被權力慾，燻染得已經僵化了。這些人，只有“撒野”，絕沒有愛情，更不能從原始生命力中流出一滴眼淚。於是春蠶的位置，只好讓人造絲、尼龍等等來代替。而現代人也是不斷的吐絲，但他們是蜘蛛吐絲，吐出來作構陷他人之用。這真是值得對照的。

錄自《徐復觀雜文補編》<春蠶篇>

廣陵散於今絕矣？

竹林七賢，除此七子，尚有諸如呂安一流高士常與其間。然典午以後之傳述，唯見此七子預此流而呂氏不，何耶？此前陳氏寅恪已有文辨析其七者何，然終屬臆測，非鑿鑿確證，姑留為一說。且近世以來，陳氏此說亦已有學人辯駁（如王曉毅）。此塗鴉蓋非辨析七賢之由來，亦非評判陳王之優劣，不過一時興起，隨手繙閱墳籍，眼至廣陵散之由來與去向。由是志此，以備忘錄。《太平廣記》載：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不勝悵然。

裴啟《語林》起始則作“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馀”。其面由小轉大，猶歷歷在目，象形之至。

迨後半段，《語林》又曰：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名，不對，疑是蔡伯喈。伯喈將亡，亦被桎梏。

伯喈即蔡邕。《太平廣記》所載乃錄自《靈鬼志》。按《靈鬼志》，《隋志》著錄荀氏撰，三卷。今不存。《語林》當出《靈鬼志》前。要之，蔡邕披極刑而夭，《靈鬼志》狀授康曲之鬼形曰“形體殘毀”、“手挈其頭”，與《語林》所記對照，斯可相互發明。又蔡邕乃一代琴手，發明焦尾琴者，後人以其精魂顯靈教授嵇康操弄廣陵散，蓋亦情理之中。

以上明廣陵散由來。後，中散遭棄市，《世說新語·雅量》載其

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絶矣。”

然，《太平御覽》引《世説》，記廣陵散之不絕，曰：

㑹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弦，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絶。

按，今《世說》已無此條目，然《語林》乃在《世說》前。觀此段所記，兩者故實雷同，而《語林》之精魂為蔡邕，《世說》則易為嵇中散。想其乃後出而附會爾，以明廣陵散實不絕於世。由是，近人余嘉錫云：

由斯以談，則廣陵散乃古之名曲，彈之者不一其人，非嵇康之所獨得。康死之後，其曲仍流傳不輟，未嘗因康死而便至絕響也。《世說》及《魏志》注所引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蓋康自以為妙絕時人，不同凡響，平生過自珍貴，不肯教人。及將死之時，遂發此歎，以為從此以後，無復能繼己者耳。後人耳食相傳，誤以為能彈此曲者，唯叔夜一人。遂轉相傅會，造此言語，謂其初為古之靈鬼所授，其後為嵇之精魂所傳。信若斯言，則《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敘錄，應璩以嘉平四年卒，《通鑒》七十八書嵇康以景元三年卒，相去不過十年，正同時之人。璩所謂聽廣陵之清散者，豈康為之鼓撫耶？抑靈鬼先出教之操弄耶？潘岳之死，《通鑒》八十三繫之永康元年，距嵇康害已三十八年，廣陵散當已久絕。而云“流廣陵之名散”，豈康死後數數顯靈耶？讀李善注古有此曲，今並猶存之語，知一切志怪之書，皆非實錄，無稽之談，本不足辯。以欲明《世說》所載，不過康時感歎之言，廣陵散實未嘗絕，故不免辭費如此。其餘一切記載，如謂廣陵散為嵇叔夜所作及袁孝尼所傳者，皆不可信。具詳輔仁學志五卷戴生明揚廣陵散考中，此不復論。

綜合以上，金庸遂將此故實移至《笑傲江湖》 第七章<授譜>：

曲洋向劉正風望了一眼，說道：“我和劉賢弟醉心音律， 以數年之功，創制了一曲 《笑傲江湖》，自信此曲之奇，千古所未有。今后縱然世上再有曲洋，不見得又有劉正風，有劉正風，不見得又有曲洋。就算又有曲洋、劉正風一般的人物，二人又未必生于同時，相遇結交，要兩個既精音律，又精內功之人，志趣相投，修為相若，一同創制此曲，實是千難萬難了。此曲絕響，我和劉賢弟在九泉之下，不免時發浩嘆。”他說到這里，從懷中摸出一本冊子來，說道：“這是《笑傲江湖曲》的琴譜簫譜，請小兄弟念著我二人一番心血，將這琴譜簫譜攜至世上，覓得傳人。” 劉正風道：“這 《笑傲江湖曲》倘能流傳于世，我和曲大 哥死也瞑目了。”

令狐沖躬身從曲洋手中接過曲譜，放入懷中，說道：“二位放心，晚輩自當盡力。” 他先前聽說曲洋有事相求，只道是十分艱難危險之事，更擔心去辦理此事，只怕要違犯門規，得罪正派中的同道，但在當時情勢之下卻又不便不允，哪知只不過是要他找兩個人來學琴學簫，登時大為寬慰，輕輕吁了口氣。 劉正風道：“令狐賢侄，這曲子不但是我二人畢生心血之所寄，還關聯到一位古人。這《笑傲江湖曲》中間的一大段琴曲，是曲大哥依據晉人嵇康的《廣陵散》而改編的。”曲洋對此事甚是得意，微笑道：“自來相傳，嵇康死后，《廣陵散》從此絕響，你可猜得到我卻又何處得來？”

令狐沖尋思：“音律之道，我一竅不通，何況你二人行事大大的與眾不同，我又怎猜得到。”便道：“尚請前輩賜告。”曲洋笑道：“嵇康這個人，是很有點意思的，史書上說他‘文辭壯麗，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俠’，這性子很對我的脾胃。鍾會當時做大 官，慕名去拜訪他，嵇康自顧自打鐵，不予理會。鍾會討了個沒趣，只得離去。嵇康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鍾會這家伙， 也算得是個聰明才智之士了，就可惜胸襟太小，為了這件事心中生氣，向司馬昭說嵇康的壞話，司馬昭便把嵇康殺了。嵇康臨刑時撫琴一曲，的確很有氣度，但他說‘《廣陵散》從此絕矣’，這句話卻未免把後世之人都看得小了。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晉時人，此曲就算西晉之後失傳，難道在西晉之前也沒有了嗎？”

令狐沖不解，問道：“西晉之前？”曲洋道：“是啊！我對他這句話挺不服氣，便去發掘西漢、東漢兩朝皇帝和大臣的墳墓，一連掘二十九座古墓，終于在蔡邕的墓中，覓到了《廣陵散》的曲譜。”說罷呵呵大笑，甚是得意。令狐沖心下駭異：“這位前輩為了一首琴曲，竟致去連掘 二十九座古墓。”

此間所記，大抵由前引文獻敷衍而成。唯其中有大誤：嵇康實非晉人，其死乃於晉鼎建立以前。

推薦函

“衝”進老師研究室，乞討推薦函一封……然師其時正說電話，看看我，再瞥向沙發，揮一揮手，示意稍坐。終於，過了十五分鐘，掛了電話，才說：“不好意思，某老師說得比較詳細。”我一聽，就確認電話那頭是哪個老師。看來近期系上煩事特多，“批評國科會事件”的危石多少也在靜湖中蕩起了圈圈波紋。要改變體制，還是鉆體制的漏洞，事在人為，能夠達標才是最要緊的。

老師確然很謙和溫厚。還記得第一學期修老師的課，便深覺他像安西教練。一書在手，便滔滔不絕地理論闡發——真的是純粹的理論闡發。初時我難以接受，大概是因為長期抱持“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信仰。而今天，則覺得，各學問各精彩，找到與自己生命相應的也就得了，不必以己之長相輕所短。要知，歷來，人文學科的研究，大抵有三脈，一是文字學為首，一是哲學為首，一是史學為首。雖然，理想上是要三合一，而且也惟其如此，合起來一起看一個問題才能更貼近所探討的歷史現象。但是，在分工那麼細緻、資訊那麼爆炸、誘惑那麼頻繁的今天，要達此理想，恐非易事。而且，人只得一個腦一雙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所以，要全部精通，那是癡人說夢，充其量，也只能盡力旁通吧。當然了，如果只是隨便翻翻看看，塗塗寫寫，三合一也是不無可能，只是得出的結論顯然只是淺薄的拼攏熬羹，在方家眼裡，是不入流的。好玩的是，不管是古還是今，都會看到這麼一種現象：哲學派的人輕視文史學者，謂其瑣細繁雜，沒有思想深度；文史學派的人則會說哲學者只是高屋建瓴，沒有文獻基礎，在同一概念上只曉得反反復複地高來高去。

自上了老師兩個學期的課後，便覺得，哲學理論實在難以與我的生命相應。然而，從此以後，則不會再像第一學期那樣，隨便發出不經思考的狂妄之言，自以為是地攻其不是了，反而多了三分的溫情與七分的敬意。後來有一天，在古舊的過期《鵝湖》看到某香港學者來台探訪唐牟徐時寫下的感念，裡邊提及老師，許之以“剛毅木訥”四字，映進眼裡，頓時拍案！真真是貼切極了！

在研究室裡，問及當代儒學的問題。其中說到，要想讓儒學重新發揚，則必須建立在人權與民主之上，因為這是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結合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特質，試試看是否能有另一條出路。這正是其所謂“新”之故，而不同於帝制時代的“舊”。言談中能看出，老師是由衷相信儒家是有復興的一天的。我想，這也是一種純粹的美吧，如此純粹地相信一件事，並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躬身篤行，希望流波能夠及於後輩。起碼，在系上，我還沒看到其他老師能夠如此風雨不改地每個星期主持一次讀書會，尤其作為系上政務最繁多的教職人員，就這一點來說，老師是極其用心的。說到勞思光先生的去世，老師不無感慨地說，上個月在中研院見到勞先生，他年紀真的大了。

話題轉到莫言的得獎，原來老師也一直注意相關評論。在老師來看，撇開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問題，莫言得獎是有助於世界對中文文化的認知的。儘管我們知道，這認知一直以來都只是建立在功利的經濟考量。不過，這很正常，正如我們學西語，一般人誰會去管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以及聖經？畢竟，倉稟實了才會想到去注意禮節。如果生存和溫飽都成問題，鬼才和你談精神聊文化。無論如何，老師還是樂觀其成——不管是莫言得獎，抑或儒學發揚。

後來，寫好了推薦函，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校看，務求無虞。那時我心裡就想：我不過是個來自番邦的小伙，所求的也只是再普通不過的推薦信，那兩學期以後就甚少接觸老師，寫好了就寫好了，卻還如此用心對待，不禁覺得，以前課堂上聽到的理論闡發，確實已經融進老師的生命了，此正所謂“涵養須用敬”吧。

默

此生如寄 悠悠溜溜 奢汰如石崇 亦感性命之不永 懼凋落之無期 貴如曹丕 念及未立儲以前與一眾荒唐朋友所干的荒唐事蹟 不覺樂往哀來 愴然傷懷 在捷運內靜默呆坐 看著進進出出的人 腦中卻只浮起他的影子 自漢以降 人們大抵深感生命之短暫 萬物有盛衰 孰能得永年 存於一時一地 而不能長時長青 昔時風韻 也已隨歲月之逝而逝 唯待午夜夢回 獨自反芻曾經的曾經 至此 始覺 所謂人生 或許再沒有比時時反顧更動人心魂 千年以前 謝安去 王羲之哭道 寒夜難入夢 獨坐悲良朋 憶昔東山游 信步談玄窮 海上風波起 吟詩耍蛟龍 念此恍如昨 世道已不同 是啊 世道已不同 自先生遙逝 不斷有人問起 倘若先生還活著 將會何如 然而 孫綽嘗嘆 樂與時過 悲亦系之 往復推移 新故相換 今日之跡 明復陳矣 即便先生存活至今 人心依然 不過一支筆杆子 又能有何作為 以為身處黑暗 掙扎求存 苦待真相浮現 冀盼曙光 然而 真相的浮現 卻反而讓人變得更盲了 先生認為 歷史是以極緩的螺旋速運行 螺旋 表示仍在攀升 只是攀升速度慢得叫人失去耐心而已 終究還是抱住某種程度的樂觀與希望 古人說 詩可以群 此緣於情感能夠感通之故 即便遠去久矣 留下的片言 不時透露的狡黠與幽默 好玩與智慧 卻宛然在前 一個人的偉大 無關貢獻 無關成就 僅僅在於 面對誘惑時 曉得放棄

……

年二十，離開家園，別諸弟，憶童年：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籬繞屋樹交加。
悵然回憶家鄉樂，抱甕何時更養花？

年二六，在異鄉：
夫國民發展，功雖有在於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鑑明鏡，時時上徵，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誇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在斯時。

年四一，喊聲遁入真空後，只剩回憶：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己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卻……

年四四，道出記憶之為體的吊詭，讓原本知曉之事物，隨著年齡的增長，反而變得不知曉：
然而學生是青年，只要不是童養媳或繼母治下出身，大抵涉世不深，覺得萬事都有光明，思想言行，即與此輩正相反。此輩倘能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本來就可以了解的。然而天下所多的是愚婦人，那裡能想到這些事；始終用了她多年煉就的眼光，觀察一切：見一封信，疑心是情書了；聞一聲笑，以為是懷春了；只要男人來訪，就是情夫；為什麼上公園呢，總該是赴密約。被學生反對，專一運用這種策略的時候不待言，雖在平時，也不免如此

同年，因回憶而生的悲涼，沉默而空虛：
那裡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卻還有安閒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卻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同年，道出回憶之兩面：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

年四五，依然因為回憶而生發悔悟：
現在，故鄉的春天又在這異地的空中了，既給我久經逝去的兒時的回憶，而一併也帶著無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冬，正給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氣。

同年，憶起錄進鬼簿的友朋，深感筆杆子之無力：
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年四六，即便知道回憶含有自我美化的欺騙成份，卻仍然甘之如飴，點出人性之不可靠以及記憶之吊詭：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同年，只怒放一朝的花，到了傍晚才來撿取枯萎的瓣，除了無聊，還是無聊。然而，人卻還是會覺得……聊勝於無：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裡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

同年，一再點出記憶之空空洞洞的不可靠：
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年五一，歲月未曾光輝，不過覺著好玩，才隨便露了幾手，沒承想，卻從此改變運命。然而，回想起來，終覺無聊：
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

臨別以前一個月，以近於玩笑的筆調，說道：
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記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

而今 有個糊塗蟲 兀自敲打鍵盤 正在紀念著先生……

然而 我們生命的今天乃過去的延續 倘不時時回顧 今天的我即不具意義 老人家短短的幾句話 聽起來字字捶胸 直沉到最深最密的心懷處

……

有位畫家曾作如此形容 先生之為先生 乃因先生天生是個異端 異端 是順逆兩面 左右兩派 甚至在自己的陣營中也不討好 並不肯討好的人 異端是什麽 不是唱反調 不是出偏鋒 不是走極端 而是不苟同 是大慈悲 先生的不苟同 是不管舊朝新政 左右中間 都有不同的說法和立場 而教科書單揀左傾的言論 先生的大慈悲 說白了 就是看不得人殺人 而教科書單說死難的朋友都是大烈士 從對歷届政權從希冀 失望 而絕望 從歡欣 參與 而背棄 就為是個異端 而先生的大誠懇 是能超越不苟同與大慈悲 時常成為自己的異端

言為心使 心受言詮

語言和思想 孰先孰後 先有語言 抑或 先有思想 有思想 方能有語言 抑或 有語言 方能有思想 語言成就思想 抑或 思想建構語言

以空為例 雖則歷來學人 殫精竭力地說空解空釋空 以空為真正的唯一的絕對的本原 超越一切知識經驗和體驗所能觸摸的境界 但是 卻終究落入下義 因為 此輩中人 最後又說 對於這種空的理解和表述 一切語言都不能勝任 而一切語言又常常使思想處於固執的分別之中 妨礙思想直探存在的本原 只是初始而言 為讓檻內人知曉有這麼一種觀念存在 故無奈的必須立名假號為字 然而 高人深知這實在是下義 不能在思想與語言中正面把握 不能迷於字障 不能落於言詮 更不能為心所役 故呼籲人們必須不斷瓦解意識和理智的習慣視角與執著立場 不生眾生想 不生我想 不生彼我想 去我所習以去此疑 如此方能不落入任何限制 處於絕不執著的立錐之地 噢不 連立錐之地也要去掉 達到所謂的無立錐而無不立錐的真如之境 於是歷代解人就不枉為解人了 起碼擔當了橋樑作用 所幸解人也不忌於讓人過河拆橋 得魚棄筌 因此 發展到最後 乾脆不著一字 盡得風流 那些玄妙深微的描述 不過是爲了暫時呈現和領悟所設立的權宜方便的接引之機 真正的不可思議和不可言說 方為終極意義上的空

只是 一個人的思維方式乃環境所塑 無論人如何自覺地要不拘於所習 終究還是難逃所習 如此玄虛幻邈 就不是人間世 人間世只是一闡提 一闡提只是不具信不具善不具進不具念不具戒不具定不具慧 而信善進念戒定慧 卻又是人間世 只是此人間世 有拒絕有對立有偏執有自我有高傲 於是此人間世 亦彼人間世

學佛人好用無常二字 交情無常 生死無常 榮毀無常 愛恨無常 喜樂無常 現象界無常 一切都處在緣起緣滅的過程中 而緣起緣滅永恆存在 故此卻亦為常 當某位先覺者面對流水 發出逝者如斯夫的慨歎時 直到今天 那被慨歎的流水 仍然流行不住 所以 在變動中體現永恆 在相對中體現絕對 因此大般涅槃經就說 雖有諸業 不待作者 隨有至處 無有去者 隨有系縛 無受縛者 隨有涅槃 亦無滅者 我說啊 在這人世間 最吊詭的說法莫過於此 要舉出詭詞的典型 自當舉此

偶繙陳書 陡地蹦出此八字 言為心使 心受言詮 僧肇進一步說 有也無也 心之影響也 言也象也 影響之所攀援也 所謂影響 指的便是內心受到視聽言動的作祟 原來那存於心中說不出道不盡的風流 還是很想奪心門而出 讓世人知曉它們的存在 要做到善不受報 頓悟成佛 簡直就是空托的口號 那說出來的人 也未必真的相信吧 這就是所謂的這邊廂主張寬容那邊廂卻死命損別人牙齦的意思

那麼

得說不 說不得 不得說

到最後 也只能科科

因此 有人說 深究這些刹那頓悟的光景 不亦使得原本的清規戒律 修行方法與理論分析都處在被瓦解的邊緣 也使得教義本身處在被消解的邊緣 如果人們到達絕對的超越的終極的境界 只是自己心靈或意識中的刹那轉換 那麼 宗教的存在又有什麽意義

葡萄酒

傳為西晉張華所作《博物志》，內有一條關於葡萄酒的記載：

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

葡萄酒之傳入中國，最早可追溯到西漢初期，也就是漢武打通絲綢之路之時。張華這段記載，大抵本於太史公，檢《太史公書·大宛列傳》就能夠明白。至於說喝了葡萄酒要醉上一個月才能酒醒，這許是記錄的人沒真正喝過，道聼塗説，隨便亂記；抑或的確喝過，但因為在當時而言是稀罕物，所以記錄時也就誇大其辭，以顯其尊——古今文人大抵有此通病。

葡萄酒除了“積年不敗”，亦越積香味越醇，所以可以“十年飲之”而味不變質。然而，就“所食愈少，心開愈益，所食愈多，心塞愈損”這一點來看，倒挺符合今天的科學驗證。多年前《紐約時報》曾經列出世界十大健康飲食，葡萄酒就名列其中，說是每晚一杯葡萄酒（是的，只限一杯），對心臟保養頗有助益，因此“所食愈少，心開愈益”。要是喝多了，當然就會損及健康，得不償失。由這一點來看，即便是像“葡萄酒”在今天看來這麼高尚時髦的玩意兒，老祖宗早就有其慧見。

家兄頗好此物，家居專置一“酒窖”來收藏葡萄酒。每次去他家，看他拿出一瓶據他說是品味極高的葡萄酒，要讓我嘗，我就頭疼。因為我只是俗人，舌頭，也只是俗不可耐的俗品俗味。對於好的葡萄酒，除了聽任他的皇帝舌深情渲染之外，我就無法實際體會究竟怎麼個好法。不過，也多得他，起碼讓我在友朋跟前，說起酒經時，能夠一番繪聲繪色，輸陣不輸舌，呵呵。

【轉帖】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 
时间:2005年3月31日  

书桌上摆着《陈寅恪诗集》的校样，看了两天，续续断断，全没有先睹为快一气读完的兴奋。并不是陈寅恪的诗不好读，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公子费尽心力广为搜罗编年辑成的诗集，比当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诗存》多出百余首并附有唐存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读不下去。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86页)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94页)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书评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袁世凯当大总统，他写诗讥讽如巴黎选花魁，“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6页)张群组阁，他讥讽他妆模作样，“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47页)共产党打过长江，他又写诗嘲讽国民党，“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51页)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19页)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25页、50页、80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二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诗集》里陈寅恪用陆机作《辩亡论》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辩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7页)“《辩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0页)其实已说尽了他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自己有一肚皮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负他生”，当他以十年精力写完那本后人再四击节的《钱柳因缘诗笺证》时，他竟想到了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话，全然没有文稿杀青的欢欣和轻松，却长叹“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06页)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叠岩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7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71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者，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一九五六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86页)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一九五七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92页)于是一九六二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71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0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56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0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88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01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22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02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06页)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69页)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时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为什么要那么清醒？既然他明白“闭门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55页)他为什么要期望那么殷切？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一九四五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42页)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45页)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表面看来是哀叹身为心累，若没有这个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生老病死的忧患，其实不然，有人一眼就窥见老子心底，欧阳修说这是“道家贪生之论”，朱熹说老子实际上“爱身之至”。陈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他对白居易有极深的研究，也最爱读白居易诗，这一点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虽信佛教道教，觉得“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觉得“彭觞徒自异，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但总是十分爱惜生命，长了一根白发就再四感叹，惊慌失措地说：“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洗澡时看见自己羸弱又再四感叹，唉声叹气地说：“四十已如此，七十复如何”，(《沐浴》)掉了一个牙齿时又再四感叹，愁眉苦脸地说：“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自觉二首》之一)所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盲目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55页)“残废何堪比古贤，昭琴虽鼓等无弦”，(64页)“衰残敢议千秋事，咏崔徽画里真”，(90页)“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104页)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51页)“故老空余后死悲”，(51页)“老去应逃后死羞”，(95页)“自信此生无几日”，(105页)盲目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在他预先给夫人唐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我这里说的不是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他曾得到国共两党政府要人的殷勤探望和多方关顾，这点恩德对于陈寅恪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虽然能使他一时感激，却不能抚平他心底深深的遗憾。我要说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60页)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22页)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82页)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但是，在陈寅恪身上还是演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他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四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72页)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114页)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生涩。当年吴宓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答寅恪》)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7页)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自从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23页)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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