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確然很謙和溫厚。還記得第一學期修老師的課，便深覺他像安西教練。一書在手，便滔滔不絕地理論闡發——真的是純粹的理論闡發。初時我難以接受，大概是因為長期抱持“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信仰。而今天，則覺得，各學問各精彩，找到與自己生命相應的也就得了，不必以己之長相輕所短。要知，歷來，人文學科的研究，大抵有三脈，一是文字學為首，一是哲學為首，一是史學為首。雖然，理想上是要三合一，而且也惟其如此，合起來一起看一個問題才能更貼近所探討的歷史現象。但是，在分工那麼細緻、資訊那麼爆炸、誘惑那麼頻繁的今天，要達此理想，恐非易事。而且，人只得一個腦一雙手，能做的事實在有限，所以，要全部精通，那是癡人說夢，充其量，也只能盡力旁通吧。當然了，如果只是隨便翻翻看看，塗塗寫寫，三合一也是不無可能，只是得出的結論顯然只是淺薄的拼攏熬羹，在方家眼裡，是不入流的。好玩的是，不管是古還是今，都會看到這麼一種現象：哲學派的人輕視文史學者，謂其瑣細繁雜，沒有思想深度；文史學派的人則會說哲學者只是高屋建瓴，沒有文獻基礎，在同一概念上只曉得反反復複地高來高去。
自上了老師兩個學期的課後，便覺得，哲學理論實在難以與我的生命相應。然而，從此以後，則不會再像第一學期那樣，隨便發出不經思考的狂妄之言，自以為是地攻其不是了，反而多了三分的溫情與七分的敬意。後來有一天，在古舊的過期《鵝湖》看到某香港學者來台探訪唐牟徐時寫下的感念，裡邊提及老師，許之以“剛毅木訥”四字，映進眼裡，頓時拍案！真真是貼切極了！
在研究室裡，問及當代儒學的問題。其中說到，要想讓儒學重新發揚，則必須建立在人權與民主之上，因為這是普世價值。以此為基礎，結合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特質，試試看是否能有另一條出路。這正是其所謂“新”之故，而不同於帝制時代的“舊”。言談中能看出，老師是由衷相信儒家是有復興的一天的。我想，這也是一種純粹的美吧，如此純粹地相信一件事，並且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躬身篤行，希望流波能夠及於後輩。起碼，在系上，我還沒看到其他老師能夠如此風雨不改地每個星期主持一次讀書會，尤其作為系上政務最繁多的教職人員，就這一點來說，老師是極其用心的。說到勞思光先生的去世，老師不無感慨地說，上個月在中研院見到勞先生，他年紀真的大了。
話題轉到莫言的得獎，原來老師也一直注意相關評論。在老師來看，撇開體制內或體制外的問題，莫言得獎是有助於世界對中文文化的認知的。儘管我們知道，這認知一直以來都只是建立在功利的經濟考量。不過，這很正常，正如我們學西語，一般人誰會去管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以及聖經？畢竟，倉稟實了才會想到去注意禮節。如果生存和溫飽都成問題，鬼才和你談精神聊文化。無論如何，老師還是樂觀其成——不管是莫言得獎，抑或儒學發揚。
後來，寫好了推薦函，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校看，務求無虞。那時我心裡就想：我不過是個來自番邦的小伙，所求的也只是再普通不過的推薦信，那兩學期以後就甚少接觸老師，寫好了就寫好了，卻還如此用心對待，不禁覺得，以前課堂上聽到的理論闡發，確實已經融進老師的生命了，此正所謂“涵養須用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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