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頗有段時日沒在這兒塗鴉,但也不能說很久沒在電腦前敲打鍵盤,鍵盤呢是日日敲打,至於打出來的是東西,則是爲了應付上邊的課業。回顧這一學期,甫開學一禮拜,即遭先生點名於第二個星期報告,報的是羅近溪這個在明代號稱最得到儒家傳統心學“調適順遂”的至境之儒者。所以說“號稱”,原因是這兩個學期內一直浸淫在被稱為所謂“新儒學重鎮”的氛圍裡,而“新儒家”又特重心學,因此,像羅近溪如此綜合了儒釋道之說并把心學說得圓融無礙者,自然是被以認“心性之學”為“中國文化神髓之所在”的“新儒家”們所深深認可的了。
雖然在某些“新儒家”眼裡始終不願承認,卻圓以“誰說中共吃飯我們就不能吃飯,所以縱使禪宗天臺宗有類似說法,就不表示儒家也不能有類似的說法”。先不論如此說法是不是含有儒家中心主義的成份在內,但實而言之,聽後我還蠻認同,《周易》不就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嘛。再看牟先生的分析立論,隱約能見得佛學蹤影。
黃宗羲說他徒見氣機之鼓蕩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而未免有一間之未達,牟宗三反黃宗羲,說他所奉行者乃是於穆不已的無工夫之工夫(好詭譎>.<),唐君毅則似乎和牟宗三同聲同氣,許他以一句極高明而道中庸,龔鵬程則反對牟宗三,說他非返歸自心逆覺體證式地致良知,而只是在日常行事上表現出一種合情合理的倫理生活。再去翻《四庫總目》,也是批評,說他承姚江之末流(末流二字已見四庫館臣對他的不屑),而極於氾濫,故其說放誕自如,敢為高論。那我呢?我怎麼說?我這豎子目前的修為,也大概只是渾說一通。
爲了聽懂老師課時的講解,唐牟二位先生的書皆時不時繙弄,一開始自然是看得一頭霧水,那行文,以我一個出身番邦的“華僑”而言,讀起來還真不是普通的吃力,然而不讀不行,只好硬著頭皮撐下去。固然,勤奮二字是秘訣,但要做到客觀的瞭解,很難:不止要下死功夫,也要有活頭腦。最後的瞭解則要靠相應二字。相應才能瞭解,不相應讀一堆也不能瞭解。所以我想,我的生命氣質,和這門學問,大概是不相應的。
然而,對於他們的實踐精神,我深感敬佩。這正應了康德所說的,哲學是實踐的智慧學。
說到哲學,這學期隨便問了哲研所的學長他們在上的環境倫理學和動物權,是怎麼一回事。他舉了孟加拉虎的例子。言,孟加拉虎是瀕臨絕種動物,是被歸入受保護行列的,也就是說,人類不能隨意獵殺他們。然而,在印度的某個地方,住著一個部落。那部落的住民,很常遭孟加拉虎患。問題就來了:爲了自衛,住民是否可以獵殺老虎。從動物權著眼,這自然不行,大大不行,但若從人權入手,卻又不能放任那個部落的居民讓老虎隨意叼去。當時我就天真地問:“不能讓他們搬走嗎?”學長答曰:那地方留下了他們幾百年文化,他們的根脈,就在那裡,不能遷,也不願意移。於是,社會就大致分成兩派:爲了生存爲了文化,人可以獵殺孟加拉虎;而另一派自然是站在大自然的角度來立言,認為不能爲了一己文化(私欲),而殺害動物。
聽說,至今,雙方觀點依然相持不下,爭論不休。那麼,我或許就要說,哲學好麻煩,老是研究不能解決的問題。但是,細想一層,正是因為有了哲學,讓我們能夠面對兩極化的問題時,不因為它本身的矛盾選擇避開,而是面對它、回答它。
說到底,人類,不過是大自然的其中一個小份子。
2011年6月3日 星期五
2011年1月24日 星期一
回來,之後
從懵懂讀了六年的小學、從混了七年的中學、從認真念了三年的大學、再從蝸了四年的靈窟出來,一路跌跌撞撞、哭哭笑笑,交了不少所謂朋友,也別了不少曾以為是肝膽的人群,進出於各種場所之間——不過多數都是走出來,卻沒有可以再進去的緣分。
但是今天,我卻回到了谷中城。
我來到谷中城,在電影院近處的麥記二樓一角呆坐,開著電腦,右手邊擺放《同棲生活》,邊上網,邊看書,無聊地消耗生命。
眼前出現三四個穿校服的中學生,操著夾雜中文的粵語,高談闊論。其中一個小妹妹,清純的樣子,身著天空藍的校服(校服不時透露出一種熟悉卻已經遺失的美好),又坐又站,又伏又走,看似無聊,但對他們來說,在踏入這個無聊的社會以前,這樣的生活,興許才是最有價值的。——他們正在以中學生特有的權利,揮霍青春。
其中一個男孩掌著手機,貼在右耳邊,道:“喂啊,你幾時到啊?快D來MidValley啦,我哋系嘟好鬼悶啊,曬咗幾粒鐘……”
這時,我仰起頭一看,光線刺眼——習慣了幾個月桃園那不見天日的冬天,這裡的陽光,的確很曬。
“我唔理,你唔來我聽日就打你餐飽。”
“……”
想起我中學時的前半期,未曾這麼大膽,穿著校服公然在外遊蕩,頂多也只是和同學——學起校長來——在學校巡邏,但我們不會懲罰喧鬧的班,卻只單純偷瞄正妹,然後不時發出怪聲。直到上了中五吧,覺著不做點唯有中學生才能做的事時,才硬起膽子,走出校門,在誰誰的車裡換衣,開始翹課生涯。但是丹州不似雪隆,那時的吉蘭丹沒有戲院,沒有大購物廣場,沒有遊戲中心,所以,我們這群鄉下小孩最常遊蕩的地方,不是機場就是月光灘。
昨夜,剛從機場回到老哥家,友人即來電詢問該如何著手申請研究所。我說,你成績那麼好,不用太擔心。他說,成績這回事,實在很難做準,重要的還是研究計劃啊,教我寫研究計劃啦。我說,研究計劃、讀書計劃什麽的,申請成功之後就頓成無用廢品,沒人會再過問的。我這麼說,原意是想讓他別太緊繃。他說,可是現在還是很重要啊,時間越近,我越緊張啦。我說,也是,想我去年,也是這樣,只是,今天回顧,還真是對那時候因為這點“無用”的計劃而緊張的自己感到無聊。好啦,第一印象其實也很重要的。連孔子都難免以貌取人,何況我們。這之後的懊悔總歸是這之後的事。
第一印象,看起來很重要,但經過一番咀嚼,卻變得可有可無——應該說,只是無。我們靠第一印象踏入門檻,但要想一直成為檻內人不被轟出來,所靠的,就不再是第一印象了。也不止申請研究所如此,戀愛如是,婚姻如是,工作如是,說穿了,事事都如是。其實這也不是什麽曠世道理,正常人都該懂得的,只是不曉得爲什麽,很多人挺容易就忽略了這一點,甚至乎漠視,而只汲汲於打造最完美的第一印象。
而我呢?仍舊繼續消耗著無聊的生命。
但是今天,我卻回到了谷中城。
我來到谷中城,在電影院近處的麥記二樓一角呆坐,開著電腦,右手邊擺放《同棲生活》,邊上網,邊看書,無聊地消耗生命。
眼前出現三四個穿校服的中學生,操著夾雜中文的粵語,高談闊論。其中一個小妹妹,清純的樣子,身著天空藍的校服(校服不時透露出一種熟悉卻已經遺失的美好),又坐又站,又伏又走,看似無聊,但對他們來說,在踏入這個無聊的社會以前,這樣的生活,興許才是最有價值的。——他們正在以中學生特有的權利,揮霍青春。
其中一個男孩掌著手機,貼在右耳邊,道:“喂啊,你幾時到啊?快D來MidValley啦,我哋系嘟好鬼悶啊,曬咗幾粒鐘……”
這時,我仰起頭一看,光線刺眼——習慣了幾個月桃園那不見天日的冬天,這裡的陽光,的確很曬。
“我唔理,你唔來我聽日就打你餐飽。”
“……”
想起我中學時的前半期,未曾這麼大膽,穿著校服公然在外遊蕩,頂多也只是和同學——學起校長來——在學校巡邏,但我們不會懲罰喧鬧的班,卻只單純偷瞄正妹,然後不時發出怪聲。直到上了中五吧,覺著不做點唯有中學生才能做的事時,才硬起膽子,走出校門,在誰誰的車裡換衣,開始翹課生涯。但是丹州不似雪隆,那時的吉蘭丹沒有戲院,沒有大購物廣場,沒有遊戲中心,所以,我們這群鄉下小孩最常遊蕩的地方,不是機場就是月光灘。
昨夜,剛從機場回到老哥家,友人即來電詢問該如何著手申請研究所。我說,你成績那麼好,不用太擔心。他說,成績這回事,實在很難做準,重要的還是研究計劃啊,教我寫研究計劃啦。我說,研究計劃、讀書計劃什麽的,申請成功之後就頓成無用廢品,沒人會再過問的。我這麼說,原意是想讓他別太緊繃。他說,可是現在還是很重要啊,時間越近,我越緊張啦。我說,也是,想我去年,也是這樣,只是,今天回顧,還真是對那時候因為這點“無用”的計劃而緊張的自己感到無聊。好啦,第一印象其實也很重要的。連孔子都難免以貌取人,何況我們。這之後的懊悔總歸是這之後的事。
第一印象,看起來很重要,但經過一番咀嚼,卻變得可有可無——應該說,只是無。我們靠第一印象踏入門檻,但要想一直成為檻內人不被轟出來,所靠的,就不再是第一印象了。也不止申請研究所如此,戀愛如是,婚姻如是,工作如是,說穿了,事事都如是。其實這也不是什麽曠世道理,正常人都該懂得的,只是不曉得爲什麽,很多人挺容易就忽略了這一點,甚至乎漠視,而只汲汲於打造最完美的第一印象。
而我呢?仍舊繼續消耗著無聊的生命。
2011年1月1日 星期六
元旦記事——又是“一大堆廢話”
一般,寫點東西,作點感念,不外就是留戀過去、又或想望未來這兩種模式。
要說過去一年裡於自己有什麽轉折點,大概就是來臺念書吧。不過,只把“轉折點”定在此類情況下,未免太狹隘。人生處處是轉折,自然的,處處只是點,點也在處處。只是,很多人不以現在為現在,不是汲汲於無法抹去的回憶,就是營營於飄逸無定的夢想,流連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直到死去那一日——縱知此理,卻也難以免俗。
這學期,初來乍到,新鮮自然是新鮮,尤其見著許多在過去無法想望的課,眼前是一亮再亮。但正因為性貪,結果嚼不爛,這又是始料未及的。
話說,一次,上明儒學案的課時,談到德福一致。老師於此闡發幽微,然而在我骨子裡,始終不能接受,不是說不認同先生所言,而只是礙於學力與閱歷,心俗,身也就俗,故不能深刻體會當中用意。後來,去隨便翻翻牟宗三的《圓善論》,其中寫道:
“德之所在即是福之所在。此福是成德中之主觀心境,即自得自足之樂。此福無獨立的意義(被吞沒於德),然若自助成此德,照顧著氣命而言,則無愧怍之樂便是一種有獨立意義的福。推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故心安理得矣,然世之不能至此者何其多也!在此說一種心安無愧之理樂,故甚為悲壯,究非最高之圓善,然甘之若飴,究亦因有一種非凡之氣命而然也。自此而言,無愧怍是一種福,是難得之樂。此可曰悲劇之福,亦如言缺陷之美也。故無愧怍之樂總是君子之所最重視而珍貴之者。因為一有愧怍,良心不安,便減低其人格之價值,雖貴為天子,於我何加焉!”
我說這是何等高深的道德境界,尤其以“殘缺”當作“缺陷美”,以“缺陷美”看作“幸福”,這一輩子,我大概是難以領略的了(隱約感到阿Q驟然來襲)。俗人如我,所認為的是,缺陷就是缺陷,又何美可言,何福可致。當然,相對於“完美”,則無事不缺陷,但若以此繼續深論,或只會淪為“咬文嚼字”層面上的文字遊戲而已。畢竟,十全十美,不過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上了一學期理學,粗淺體會到何以中國沒有一個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宗教,也明瞭何以中國士子可以只事自己而不必事神、“敬鬼神而遠之”。蓋一切都是心做主,是好是壞,只關乎心,與神無尤,所以在儒家眼裡,心大概就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上帝”了。只是,與基督意義下的“上帝”所不同者,心是自己的心,所以很自然的自己就是上帝。佛教所以能在中國流行,大概也是因為佛教本身就含有自修自達的意味在內。“人人皆是堯舜”、“人人皆可成佛”,但卻“人人不能成基督”,這大概是爲什麽服膺中國“國粹”的人不能接受上帝作為最高主宰的原因之一吧?
明人方孝孺被誅十族的故事,念中文系的人大概也已經耳熟能詳。《明儒學案》記載,劉宗周甚是讚賞方氏這一“壯舉”。有人對此卻說,方孝孺的忠誠,可謂至高無上,然而連累了無辜的十族,卻顯得太激動了。可知劉老頭怎麼回應?曰:
“先生(方孝孺)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眾乎?而不當死乎?”
讀至此處,心裡遂即大罵:“這什麽話!簡直就是視人命如草芥了嘛!”雖然他下一句說的似乎通情達理,然而,我終究難以苟同。後來想想,人生於世,不過幾十年,早死晚死,或輕於鴻毛,或重如泰山,也不過一死。死了的話,who cares?至少死了的人不cares,要cares,怕也無從去cares。“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愿的。”
回到當今的現實層面上來看,對於如此崇高的道德理想,區區肉身,真可達到?我很常看到好些精通義理的人,似乎心無掛礙,以理是“言”,瀟灑自然,飄飄揚揚。然而,其實際生活如何:有者錙銖必計,心胸狹隘;有者言行不一,築室道謀;更多的是,在面對很多和自己無關的事時,大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自掃門前雪,見義,永遠不為,即使為,大概也是因為和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緣故吧。所謂外圓內方,我看是外圓內也圓才是實情。看來,落到實體上的義理之學,一切,有待重新估價。而我,也難以免俗——“世之不能至此者何其多也”,呵呵。所以,我目前只能把宋明理學當成一種藝術來看,那崇高的超越的本體的究極的道德境界,則只能“敬而遠之”而已。
至於基督徒,或許是因為深信自己頭上有個能主宰萬物的全能的神存在,所以有懼意,而自己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著神之言,將自己放到與奴僕同等的地位,恭恭敬敬地聽神的話,做神要自己做的事。因為已經如此“事神”,對於“事人”,也會因著神的旨意(神都愛世人了,我焉能不愛?),恭恭敬敬。當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見義勇為的義理之徒還是會有,而違背神意的基督徒也不是無,把我剛才所說的情形相反對照,也就扯平了。
身邊不乏討厭宋明理學的同學,然而卻都喜歡孔子。問及何以討厭,何以喜歡,回答不一。總歸而言,不外是理學虛偽,孔學真實。又問,怎麼虛偽,怎麼真實?回答得似是而非,我聽後不置可否,因為這也是我大學時期對宋明理學的態度。只是,這一態度,是在近二年內先隨便翻翻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以及這學期所受的理學“燻陶”,真正去翻閱《傳習錄》時,才轉變。於此我也不欲冠冕堂皇、指點江山,當中的黯艷繁簡,唯自己領略於心就得了。畢竟,為學由己,豈為人哉?討厭的,就繼續討厭;喜歡的,則繼續喜歡。強迫不來,與人無尤。雖然,我也并沒有由衷喜歡,但總歸不再胡亂抱持偏見就是了。
唐君毅曾記載過這麼一則故事:
“有一位歐洲的基督教長老,由於他衷心欽仰甘地的人格精神,而希望甘地也能做一個基督徒,但甘地不能同意。他問甘地:‘你爲什麽不能做一個基督徒呢?’甘地答道:‘我已生而為印度人了!’他又問:‘不信基督,你能得到內心的平安嗎?’甘地說:‘我能。’於是,那基督教長老說:‘好,我祝福你。’”
這是多么和諧的故事,雙方皆表現了一種互相尊重的氣度。是以唐先生接著說,甘地是偉大的,而基督教長老也是偉大的。長老的偉大在於,他誠懇地希望別人也能通過基督以得到內心的平安,而當別人表示不通過基督也可以獲得內心的平安時,他也並不惱羞,卻表示尊重、相信、祝福。而甘地的偉大,則在於,他能從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中,體悟而且領受到人生宗教的真理,以安頓自己的生命和獲致內心的平安,而且他自覺地肯認自己是印度人,并以承當印度的文化傳統為己任。唐氏所以說了這麼一則故事,這固然與他是新儒家的身份有莫切聯繫,時時以實踐并弘揚儒家文化為己任。至於像我這麼個豆丁,倒是沒這麼雄偉的抱負。
就快要回家,心還真是愉快。久別了的家園、家人、舊友、我的鄉、我的草、我的天空。臭豆、魚露、特來葉、吉打子、爸的煎魚、kao jam,很簡單的幾道菜,有者卻還認為我賴以成長的這些食物,簡直就是原始人所吃的,但是who cares?它們幾乎已成為我永遠的一部份。——“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雖然魯迅在一次闊別家鄉小食後說了這麼句意味深長的話,然而,於我而言,對於它們,則是永遠也不會“不過如此”的。
還記得從前,初離鄉到外時,每每過年過節、學校假期,總會近鄉情怯。這怯,不是桃花依舊的那種怯,而是心生煩厭的變態荒謬的怯。而今,卻是越近鄉,越情切,恨不得能有孫悟空瞬間移動的能力,立刻移到家裡去。這大概就是生命吧?充滿思想弔詭、身份錯置、感性衝突、理性撞擊的黑色幽默。事事不應然,卻已經實然,唯一剩下的餘音,就只是月下獨酌時悲涼的酸笑。
要說過去一年裡於自己有什麽轉折點,大概就是來臺念書吧。不過,只把“轉折點”定在此類情況下,未免太狹隘。人生處處是轉折,自然的,處處只是點,點也在處處。只是,很多人不以現在為現在,不是汲汲於無法抹去的回憶,就是營營於飄逸無定的夢想,流連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直到死去那一日——縱知此理,卻也難以免俗。
這學期,初來乍到,新鮮自然是新鮮,尤其見著許多在過去無法想望的課,眼前是一亮再亮。但正因為性貪,結果嚼不爛,這又是始料未及的。
話說,一次,上明儒學案的課時,談到德福一致。老師於此闡發幽微,然而在我骨子裡,始終不能接受,不是說不認同先生所言,而只是礙於學力與閱歷,心俗,身也就俗,故不能深刻體會當中用意。後來,去隨便翻翻牟宗三的《圓善論》,其中寫道:
“德之所在即是福之所在。此福是成德中之主觀心境,即自得自足之樂。此福無獨立的意義(被吞沒於德),然若自助成此德,照顧著氣命而言,則無愧怍之樂便是一種有獨立意義的福。推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故心安理得矣,然世之不能至此者何其多也!在此說一種心安無愧之理樂,故甚為悲壯,究非最高之圓善,然甘之若飴,究亦因有一種非凡之氣命而然也。自此而言,無愧怍是一種福,是難得之樂。此可曰悲劇之福,亦如言缺陷之美也。故無愧怍之樂總是君子之所最重視而珍貴之者。因為一有愧怍,良心不安,便減低其人格之價值,雖貴為天子,於我何加焉!”
我說這是何等高深的道德境界,尤其以“殘缺”當作“缺陷美”,以“缺陷美”看作“幸福”,這一輩子,我大概是難以領略的了(隱約感到阿Q驟然來襲)。俗人如我,所認為的是,缺陷就是缺陷,又何美可言,何福可致。當然,相對於“完美”,則無事不缺陷,但若以此繼續深論,或只會淪為“咬文嚼字”層面上的文字遊戲而已。畢竟,十全十美,不過是遙不可及的理想。
上了一學期理學,粗淺體會到何以中國沒有一個西方概念下的“真正”宗教,也明瞭何以中國士子可以只事自己而不必事神、“敬鬼神而遠之”。蓋一切都是心做主,是好是壞,只關乎心,與神無尤,所以在儒家眼裡,心大概就是另一個意義上的“上帝”了。只是,與基督意義下的“上帝”所不同者,心是自己的心,所以很自然的自己就是上帝。佛教所以能在中國流行,大概也是因為佛教本身就含有自修自達的意味在內。“人人皆是堯舜”、“人人皆可成佛”,但卻“人人不能成基督”,這大概是爲什麽服膺中國“國粹”的人不能接受上帝作為最高主宰的原因之一吧?
明人方孝孺被誅十族的故事,念中文系的人大概也已經耳熟能詳。《明儒學案》記載,劉宗周甚是讚賞方氏這一“壯舉”。有人對此卻說,方孝孺的忠誠,可謂至高無上,然而連累了無辜的十族,卻顯得太激動了。可知劉老頭怎麼回應?曰:
“先生(方孝孺)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眾乎?而不當死乎?”
讀至此處,心裡遂即大罵:“這什麽話!簡直就是視人命如草芥了嘛!”雖然他下一句說的似乎通情達理,然而,我終究難以苟同。後來想想,人生於世,不過幾十年,早死晚死,或輕於鴻毛,或重如泰山,也不過一死。死了的話,who cares?至少死了的人不cares,要cares,怕也無從去cares。“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甘愿的。”
回到當今的現實層面上來看,對於如此崇高的道德理想,區區肉身,真可達到?我很常看到好些精通義理的人,似乎心無掛礙,以理是“言”,瀟灑自然,飄飄揚揚。然而,其實際生活如何:有者錙銖必計,心胸狹隘;有者言行不一,築室道謀;更多的是,在面對很多和自己無關的事時,大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自掃門前雪,見義,永遠不為,即使為,大概也是因為和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緣故吧。所謂外圓內方,我看是外圓內也圓才是實情。看來,落到實體上的義理之學,一切,有待重新估價。而我,也難以免俗——“世之不能至此者何其多也”,呵呵。所以,我目前只能把宋明理學當成一種藝術來看,那崇高的超越的本體的究極的道德境界,則只能“敬而遠之”而已。
至於基督徒,或許是因為深信自己頭上有個能主宰萬物的全能的神存在,所以有懼意,而自己所需要做的,只是跟著神之言,將自己放到與奴僕同等的地位,恭恭敬敬地聽神的話,做神要自己做的事。因為已經如此“事神”,對於“事人”,也會因著神的旨意(神都愛世人了,我焉能不愛?),恭恭敬敬。當然,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見義勇為的義理之徒還是會有,而違背神意的基督徒也不是無,把我剛才所說的情形相反對照,也就扯平了。
身邊不乏討厭宋明理學的同學,然而卻都喜歡孔子。問及何以討厭,何以喜歡,回答不一。總歸而言,不外是理學虛偽,孔學真實。又問,怎麼虛偽,怎麼真實?回答得似是而非,我聽後不置可否,因為這也是我大學時期對宋明理學的態度。只是,這一態度,是在近二年內先隨便翻翻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以及這學期所受的理學“燻陶”,真正去翻閱《傳習錄》時,才轉變。於此我也不欲冠冕堂皇、指點江山,當中的黯艷繁簡,唯自己領略於心就得了。畢竟,為學由己,豈為人哉?討厭的,就繼續討厭;喜歡的,則繼續喜歡。強迫不來,與人無尤。雖然,我也并沒有由衷喜歡,但總歸不再胡亂抱持偏見就是了。
唐君毅曾記載過這麼一則故事:
“有一位歐洲的基督教長老,由於他衷心欽仰甘地的人格精神,而希望甘地也能做一個基督徒,但甘地不能同意。他問甘地:‘你爲什麽不能做一個基督徒呢?’甘地答道:‘我已生而為印度人了!’他又問:‘不信基督,你能得到內心的平安嗎?’甘地說:‘我能。’於是,那基督教長老說:‘好,我祝福你。’”
這是多么和諧的故事,雙方皆表現了一種互相尊重的氣度。是以唐先生接著說,甘地是偉大的,而基督教長老也是偉大的。長老的偉大在於,他誠懇地希望別人也能通過基督以得到內心的平安,而當別人表示不通過基督也可以獲得內心的平安時,他也並不惱羞,卻表示尊重、相信、祝福。而甘地的偉大,則在於,他能從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命中,體悟而且領受到人生宗教的真理,以安頓自己的生命和獲致內心的平安,而且他自覺地肯認自己是印度人,并以承當印度的文化傳統為己任。唐氏所以說了這麼一則故事,這固然與他是新儒家的身份有莫切聯繫,時時以實踐并弘揚儒家文化為己任。至於像我這麼個豆丁,倒是沒這麼雄偉的抱負。
就快要回家,心還真是愉快。久別了的家園、家人、舊友、我的鄉、我的草、我的天空。臭豆、魚露、特來葉、吉打子、爸的煎魚、kao jam,很簡單的幾道菜,有者卻還認為我賴以成長的這些食物,簡直就是原始人所吃的,但是who cares?它們幾乎已成為我永遠的一部份。——“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存留。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雖然魯迅在一次闊別家鄉小食後說了這麼句意味深長的話,然而,於我而言,對於它們,則是永遠也不會“不過如此”的。
還記得從前,初離鄉到外時,每每過年過節、學校假期,總會近鄉情怯。這怯,不是桃花依舊的那種怯,而是心生煩厭的變態荒謬的怯。而今,卻是越近鄉,越情切,恨不得能有孫悟空瞬間移動的能力,立刻移到家裡去。這大概就是生命吧?充滿思想弔詭、身份錯置、感性衝突、理性撞擊的黑色幽默。事事不應然,卻已經實然,唯一剩下的餘音,就只是月下獨酌時悲涼的酸笑。
2010年11月18日 星期四
石頭碎語

話說有一回,大概是因為近期新版紅樓夢在大陸播映的緣故,在周遭吹起了一股紅樓熱。適逢友人在面子書大贊花襲人,於是就和在裡頭,開展了一段石頭碎語。如今回顧,縱然卑之無甚高論,但細看還是有可人之處,尤其因磚而引來的玉,依然閃爍瀏亮著。若就此塵埋於浪網中,暗想可惜,於是轉帖於此,聊作紀念。這大概就是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吧。
Chan Hui 以後找老婆要找到像襲人一樣的,找傭人也要像襲人一樣的,生女兒也要像襲人一樣的…襲人真的太好了(沉迷中)……
Kit Ing Goh 紅樓夢上身了你。
Yee Sasa 那只是张爱玲想象出来的俗称可怜的第三者 :D
Chan Hui 上身也罷,第三者也罷...襲人萬歲!(可怕沉迷中)
New Chien Hong 我鍾意的晴雯倒是她間接害死的>.<
Chan Hui 襲人也不想的...相信我...
New Chien Hong 哈哈,好啦,我其實對她也不會太大不好感,讀到她無端被賈寶玉踢一腳時,心裡也揪了一下(aikz,可憐的襲人)。但她的每次出場都好像會帶來一團和氣,還真真的如寶玉所意的:花氣襲人知晝暖
Chan Hui 完!全!贊!同!
New Chien Hong 哇你,那麼激動~ 可惜可惜,最終還是“枉自溫柔和順”,“誰知公子無緣”,輝兄你就節哀吧,作者很早很早就已經預示了寶玉襲人永遠也不能在一起,哈哈
Chan Hui 我知道,沒關係...重點是襲人的好,常在人心。
Kuangren 東山 襲人害死晴雯是她洗不脫的罪孽,可惜成了張破席。
New Chien Hong 您又澆了輝兄一身冷水XD 其實,後來一想,晴雯的嘴巴也忒尖利的,想她平時大概也是像黛玉一樣,沒惹多少人好感,雖然單單那個比天還高的心,也就夠讓人神迷癡醉的了。
Kuangren 東山 其實是有這樣的意義,黛玉晴雯,寶釵襲人各別是一對。晴雯主要死在被誣賴勾引主人,襲人最不能忍受了,別忘了他們還有雲雨之情,無論【半推半就】或【強】襲人,小說寫得很清楚,襲人自此對寶玉有不一樣的對待。這刀由襲人送出最合理。
New Chien Hong 嗯,但是經過第五回的雲雨之後,小說也有說寶玉自此也對襲人有不一樣看待。判詞說晴雯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譭謗生,也許,從另一邊來看,晴雯終究只是丫鬟,而襲人“溫柔和順”慣了。有句話說,“女人就做好女人的本分”,所以安於丫鬟本分的襲人,看不慣晴雯的“悖逆”,大概也是合理。不過,一部石頭記, 也不是意在判奸別惡,寫到最後,只是道出了金釵們的不幸,不過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Kuangren 東山 其實判詞全是劍指襲人。七七回說得很清楚,襲人向寶玉說晴雯遭噩是【輕佻】,寶玉當場反駁,舉出芳官四兒為證,說他們對外皆可能【倚強】、【拌嘴】,偏偏就沒說晴雯有過份孟浪之處。晴雯之死不是對外,而是自家人的問題,所以寶玉說【她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們】。所以驚動上層是因爲【內 人走風】。暗示晴雯【孟浪】的是誰呢?
New Chien Hong 自是襲人,呵呵。
New Chien Hong 這一樁公案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只是最近翻禮記時,開篇第三句便說,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所以才從別方面去想晴雯有什麽不是而已,嘿嘿。
Kuangren 東山 曹公也算同情襲人的,暗示他跟蔣玉函。這是有【玉】字的,自有不同待遇,也算公道。
New Chien Hong 說起“玉”,小說裡帶“玉”的角色都是性情孤潔高傲,簡直就是另幾個嵇康的化身,哈
Kuangren 東山 有關襲人,還有【一字師】的問題。曹雪芹是相信一字褒貶的,襲人得字【賢襲人】,我過去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乍看是褒,但晴雯之死,寶玉諷刺他竟然說【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我覺得有點可疑。
New Chien Hong 所以您懷疑曹公乃借由賈寶玉之口而“正話反說”?但這麼說下去的話,寶釵的“時”,乍想之下也似乎有這麼個疑點,就,從她對金釧之死而對王夫人說出的一番 “深明大義”的偉論時,那一刹那我還真有點討厭她,這裡的所謂“時”,就變成見風轉舵的“時”了。
Kuangren 東山 嵇康的性格曹公不是沒有注意到的,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就引到阮籍嵇康劉伶他們,一字排開。我個人對此很關注的一點是,這部分很可疑。曹公提到這一摞人,竟然在寶玉跟秦可卿意念上翻雲覆雨的那章出現。當然這不過是個人讀書所得,過度沉迷也說不定。
Kuangren 東山 曹公給寶釵【時】字好,因爲【時】就是識時務(石頭記也有作識寶釵,時、識在我看來不影響含義),很符合薛寶釵個性,雨村吟詩也說【玉在匱中求善價,釵於 奩內待時飛】。有論者以爲寶釵的結尾跟賈雨村有關,因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但我想不合理,求善價對待時飛,明明是指待時而飛。
New Chien Hong 曹雪芹別號夢阮,然後周汝昌好像是曾在他一本書裡指出夢阮可能暗示著曹雪芹對阮籍的憧憬和羡慕,然後曹公好友敦誠在<贈曹雪芹>一詩裡形容曹雪芹時說“步兵白眼向人斜”,加之曹雪芹也很愛喝酒,對於竹林諸子,他必然是心嚮往之的了。哈
Kuangren 東山 您讀得很細。敦誠這條我沒注意到。夢阮是阮籍估計沒錯。
New Chien Hong 輝爺哪兒去了?在他的地盤喧嘩不已,但也必須睡了,明天考英文,嗚嗚>.< 諸位晚安啦~
End at 0107,09 Oc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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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一回讀到金庸先生談及《紅樓夢》時,對於《紅樓夢》的作者,他持保留態度:
余先生關於《紅樓夢》的想法我很欣 賞,一般人不是研究《紅樓夢》,是研究曹雪芹,我就認為這個作品可能不是曹雪芹作的,作者如果不是曹雪芹,研究曹雪芹根本是錯的。余先生的方向我覺得是對 的。潘重規先生在中文大學的時候,我跟他也熟的,潘先生就是“索隱派”,他認為《紅樓夢》是反對滿清。我認為《紅樓夢》不見得是曹雪芹寫的,完全沒有證據證明是曹雪芹寫的,現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生平,一寫幾十萬字,我覺得這個路線可能是錯的。如果最後證明這個小說完全不是曹雪芹寫的,那你的研究完全是空的。需要肯定作者是誰,如果連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沒有用的。
不怪余英時先生寫下了論紅樓夢的經典名篇後,即說,“紅學”這塊領域,實在不宜淌進去(沒記錯他當時寫了兩個世界論,就遭到好些所謂“名門正派”之流的圍剿)。而觀今學界,對於紅樓夢,該研究的似已研究得透底,而以西方理論來套紅的論文,亦已汗牛充棟。只是,據說,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任它是宏文還是巨著,終難細水長流,徒落個遭時代淘汰一路。——無奈,這是時代的罪過。
2010年10月5日 星期二
亦如蔥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說:“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之於人也。”又說:“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章世純說:“古之學者為己,事歸乎實,實歸乎愜心;今之學者為人,事歸乎名,名歸乎利。”
張愛玲說:“西諺‘真事比小說還要奇怪’,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內情太多,決定性因素幾乎永遠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
蔣寅說:“有一等追星族,嘴裡總是談論著最新的書,最新的學問,仿佛一部當代文化思想史就經綸於腹中。這同樣也無可非議,反正他們的目的就在於知道本身,而不在乎要知道什麽問題。不過始終讀最新的書,值此知識爆炸、信息過剩的時代,勢必疲於跟蹤熱點。也不遑一一瀏覽,只能讀讀序跋前言,好在需要的場合作談助。”
……
有句話說“傭人多自擾,古井本無波”。然而不自擾不行,無波的古井往往只是眼前所見的現象(或曰假象),沉潛在古井之下的最深處有什麽是永遠難以探知的。睜開的眼睛最能蒙蔽一個人,眼見為實云云,那實在只是為自己所受的蒙蔽而造出來的無知藉口。眼前所見,往往不實。因為真相絕對不會只有一個,每個人所見的真相,其實只是相對,有多少人見過,就有多少個真相。如果不相信歷史,不相信眼前所見,就只好相信自己。雖然,自己也未必可信。
落草至今,究竟學了什麽。以前無知——現在也不會有知到哪裡——盛氣淩人地主張此主張彼,不該這不該那。至今,方覺得,似是而非,實非而是。然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願辨,卻必須辨。當以為今是而昨非,到了明天、後天,才發現又是自以為是,又是非……結果,今日之我打了昨日之我一記響亮的巴掌。莊周夢見蝴蝶,他卻以為蝴蝶在夢他——現實與夢境都分不清了,是非如何辨。還不如含混度日,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握握手,排排坐,什麽也別想,什麽也別辨,安安樂樂度日,順順心心俟候,不也是好?鴻毛還是泰山,誰管!
……
把我從前所學,如灰,在空氣中煙化。
——這是善於自現的年代。
把我從前所作,如花,在沃土中塵化。
——這是人云亦云的潮流。
把我從前所想,如雪,在熱光中溶化。
——這是亦步亦趨的結果。
把我從前所知,如月,在夜空中淡化。
——這是自以為是的餘響。
把我從前所言,如石,在懸崖邊風化。
——這是言難盡意的社會。
把我從前所聞,如火,在洪水中散化。
——這是眾聲喧嘩的時代。
把我從前所見,如音,在宇宙中絕化。
——這是目眩神迷的俗世。
把我從前所記,如水,在烈日中蒸化。
——這是價值重構的時刻。
張愛玲說:“西諺‘真事比小說還要奇怪’,因為我們不知道的內情太多,決定性因素幾乎永遠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
蔣寅說:“有一等追星族,嘴裡總是談論著最新的書,最新的學問,仿佛一部當代文化思想史就經綸於腹中。這同樣也無可非議,反正他們的目的就在於知道本身,而不在乎要知道什麽問題。不過始終讀最新的書,值此知識爆炸、信息過剩的時代,勢必疲於跟蹤熱點。也不遑一一瀏覽,只能讀讀序跋前言,好在需要的場合作談助。”
……
有句話說“傭人多自擾,古井本無波”。然而不自擾不行,無波的古井往往只是眼前所見的現象(或曰假象),沉潛在古井之下的最深處有什麽是永遠難以探知的。睜開的眼睛最能蒙蔽一個人,眼見為實云云,那實在只是為自己所受的蒙蔽而造出來的無知藉口。眼前所見,往往不實。因為真相絕對不會只有一個,每個人所見的真相,其實只是相對,有多少人見過,就有多少個真相。如果不相信歷史,不相信眼前所見,就只好相信自己。雖然,自己也未必可信。
落草至今,究竟學了什麽。以前無知——現在也不會有知到哪裡——盛氣淩人地主張此主張彼,不該這不該那。至今,方覺得,似是而非,實非而是。然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願辨,卻必須辨。當以為今是而昨非,到了明天、後天,才發現又是自以為是,又是非……結果,今日之我打了昨日之我一記響亮的巴掌。莊周夢見蝴蝶,他卻以為蝴蝶在夢他——現實與夢境都分不清了,是非如何辨。還不如含混度日,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握握手,排排坐,什麽也別想,什麽也別辨,安安樂樂度日,順順心心俟候,不也是好?鴻毛還是泰山,誰管!
……
把我從前所學,如灰,在空氣中煙化。
——這是善於自現的年代。
把我從前所作,如花,在沃土中塵化。
——這是人云亦云的潮流。
把我從前所想,如雪,在熱光中溶化。
——這是亦步亦趨的結果。
把我從前所知,如月,在夜空中淡化。
——這是自以為是的餘響。
把我從前所言,如石,在懸崖邊風化。
——這是言難盡意的社會。
把我從前所聞,如火,在洪水中散化。
——這是眾聲喧嘩的時代。
把我從前所見,如音,在宇宙中絕化。
——這是目眩神迷的俗世。
把我從前所記,如水,在烈日中蒸化。
——這是價值重構的時刻。
2010年9月19日 星期日
狂風下的遐想
變態的風帶來變態的雨,兩種變態的天然體把變態的存在體鎖在變態的房間裡。其實,風和雨并沒變態,凡存在必是合理,變態的,只是存在體孤陋的體驗與少見的認知而已。但是作為一個皮膚像本地人說話沒本國音然後老被當做華僑的存在體,我在這裡的存在也算是挺變態的了——是的我就是那個變態的存在體。明明不是住在國外的中國公民,明明是比那些來自印尼的所謂土著住得還久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民(用所謂的專業術語來說,我是屬於peranakan orang tempatan),來到這裡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被當成華僑。對中國斷不斷奶是所謂馬華作家在意的事,我沒本事寫馬華的文學,自然與我無關。而大中國情意結也只是老一輩們的事,我生在吉蘭丹死也自然是要在吉蘭丹。所不能斷的,只是中華文化的情意結,因為,我終究是華人,是馬來西亞吉蘭丹州土生土長的華人。縱然在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華人時不時會被叫搭飛機回中國,華人不被承認為本地子民,但是操控這股意識形態的背後人物,他們又何嘗是本地的土著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們搭飛機回印尼去?呵呵。寫到這裡,重新讀過前面所寫的,驚醒如此行文難免讓不知情的人以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和馬來人是根本的不和諧,若真造成這樣的誤會,還真是罪過的了。其實,那些老叫華人回國的“馬來人”只佔非常少數而已。日常上,私底下,華人和馬來人是挺和諧歡樂的,只是這種和存融融的局面老是被沒有職業良心的主流馬來媒體(如前鋒報)及別有用心的政客有意遮掩扭曲甚至醜化再不就是斷章取義然後無限度放大那個“義”。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不過是相對,而沒有絕對。
中國畢竟不再承認海外華人,所以海外華人又何苦拿著熱臉去貼中國的冷屁股。但這又無由讓我想起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以為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高人一等的動物,說華語反而是自降身份的一種行為(但是請別太得意忘形了,不管你的英語操得多好,華語你是多么的鄙薄,一旦去了歐美國家,你不過只是被當成永遠次於他們的亞洲人)。多了閒錢就嚷著要去中國旅行(因為便宜)——以一種會講英語的“外國人”姿態“衣錦還鄉”去,說:祖國,我回來了。但是遊玩回國,卻四處數落中國的不是。這種種“數典忘祖”的勾當,也實在只有華人才幹得出。難怪這麼多民族中,只有中華民族才有“漢奸”這一詞語來對應此輩中人,這實在是華人的產物,而且還是那麼的源遠流長。而這也就是爲什麽日人直到如今依然不愿承認自己二戰期間犯下的過錯——人家猶太人復國沒幾日就逼得德國人公開向他們道歉。這都是因為華人實在是孬得緊的存在體!當然,窩裡鬥倒是挺有一手的。
至於我說房間也變態,這是因為其實不變態的風猛吹不變態的門,不變態的門就變態地一直咚咚咚響個不停,心理變態的我就神經質的以為有變態的人要破門而入謀財害命。
從房裡透過窗看到的林立成群的松樹,平時是那麼和藹可親沁人心脾,但是一經不變態的風挑撥離間,平日和諧的簌簌松濤也就一下變成瘋子亂舞了起來,轟轟作響吭吭亂叫的,猶如海嘯,猶如群魔。希望颱風高抬貴手不要摧殘了它們,要摧也可以,又厚又粗的枝幹別倒向我這裡就得了。
終究是來自米鄉,終究習慣了米粒,所以,經過一番掙扎,不理會外頭怎麼的昏天黑地狂風大起,還是決定走出房間離開宿舍步行到有十分鐘之遙的宵夜街裡的黑暗料理坊買便當吃。按理,既叫宵夜街,當是只在宵夜時才開檔。但我卻理解錯誤,人家早上十點就開始營業了。一路上,邊走邊暗笑,暗笑說任你颱風怎麼力大無窮,終究沒把我吹倒。古人所相信的那一套人定勝天,看來有在我身上起一點作用。但說實在的人又怎麼可能勝得了天,焉知正當我暗自得意風吹不倒時不到五秒的時間老天怒吼蒼天喊叫然後就這樣把我吹到荷蘭去了。
一路上疾風亂打,行人蕭條,枯葉狂飆,戴著的帽子也幾次要被捲走。常日那暖風輕撫和諧無爭的太平局面,也頓時轉變成蒼天已死黃天叫囂的動盪亂局。經過志希館,不曉得是因為週日休假呢還是因為颱風的緣故,開在旁邊的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坊卻沒開。說起這志希館,初來乍到看到這三個大字時心情是挺興奮意外的。當然,這種興奮是一種肅然起敬的興奮;不是在街上看到田馥甄小姐時的興奮,也不是在書局裡工作到一半時看到梁文道的興奮——這只是一種純粹粉絲心態作祟的興奮。嗯,志希就是羅家倫的表字,是那位在1919年5月4日像阮籍般不用考慮就能一揮而就產出一篇氣勢如虹深嵌人心的轟轟偉文的羅家倫,但他的文不是勸某某進位攬權,而是振聾發聵的討賊檄文。我以為他只是中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原來也曾經在“這裡”當過校長。當然,用台灣人的說法,這是大陸“淪陷”以前,中大還在南京的時候羅家倫所掌的校。但有一點我稍感奇怪的是,這座志希館,倒是變成了商業管理學院,而羅家倫當年在考北京大學時,數學可是零蛋的,他的入取北大,是多虧了胡適賞識他的作文。
以上算是我來這裡之後的一點記錄,但寫到後來發現到,不知不覺間我又把它寫成了騷體文,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罪過罪過。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不過是相對,而沒有絕對。
中國畢竟不再承認海外華人,所以海外華人又何苦拿著熱臉去貼中國的冷屁股。但這又無由讓我想起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以為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高人一等的動物,說華語反而是自降身份的一種行為(但是請別太得意忘形了,不管你的英語操得多好,華語你是多么的鄙薄,一旦去了歐美國家,你不過只是被當成永遠次於他們的亞洲人)。多了閒錢就嚷著要去中國旅行(因為便宜)——以一種會講英語的“外國人”姿態“衣錦還鄉”去,說:祖國,我回來了。但是遊玩回國,卻四處數落中國的不是。這種種“數典忘祖”的勾當,也實在只有華人才幹得出。難怪這麼多民族中,只有中華民族才有“漢奸”這一詞語來對應此輩中人,這實在是華人的產物,而且還是那麼的源遠流長。而這也就是爲什麽日人直到如今依然不愿承認自己二戰期間犯下的過錯——人家猶太人復國沒幾日就逼得德國人公開向他們道歉。這都是因為華人實在是孬得緊的存在體!當然,窩裡鬥倒是挺有一手的。
至於我說房間也變態,這是因為其實不變態的風猛吹不變態的門,不變態的門就變態地一直咚咚咚響個不停,心理變態的我就神經質的以為有變態的人要破門而入謀財害命。
從房裡透過窗看到的林立成群的松樹,平時是那麼和藹可親沁人心脾,但是一經不變態的風挑撥離間,平日和諧的簌簌松濤也就一下變成瘋子亂舞了起來,轟轟作響吭吭亂叫的,猶如海嘯,猶如群魔。希望颱風高抬貴手不要摧殘了它們,要摧也可以,又厚又粗的枝幹別倒向我這裡就得了。
終究是來自米鄉,終究習慣了米粒,所以,經過一番掙扎,不理會外頭怎麼的昏天黑地狂風大起,還是決定走出房間離開宿舍步行到有十分鐘之遙的宵夜街裡的黑暗料理坊買便當吃。按理,既叫宵夜街,當是只在宵夜時才開檔。但我卻理解錯誤,人家早上十點就開始營業了。一路上,邊走邊暗笑,暗笑說任你颱風怎麼力大無窮,終究沒把我吹倒。古人所相信的那一套人定勝天,看來有在我身上起一點作用。但說實在的人又怎麼可能勝得了天,焉知正當我暗自得意風吹不倒時不到五秒的時間老天怒吼蒼天喊叫然後就這樣把我吹到荷蘭去了。
一路上疾風亂打,行人蕭條,枯葉狂飆,戴著的帽子也幾次要被捲走。常日那暖風輕撫和諧無爭的太平局面,也頓時轉變成蒼天已死黃天叫囂的動盪亂局。經過志希館,不曉得是因為週日休假呢還是因為颱風的緣故,開在旁邊的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坊卻沒開。說起這志希館,初來乍到看到這三個大字時心情是挺興奮意外的。當然,這種興奮是一種肅然起敬的興奮;不是在街上看到田馥甄小姐時的興奮,也不是在書局裡工作到一半時看到梁文道的興奮——這只是一種純粹粉絲心態作祟的興奮。嗯,志希就是羅家倫的表字,是那位在1919年5月4日像阮籍般不用考慮就能一揮而就產出一篇氣勢如虹深嵌人心的轟轟偉文的羅家倫,但他的文不是勸某某進位攬權,而是振聾發聵的討賊檄文。我以為他只是中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原來也曾經在“這裡”當過校長。當然,用台灣人的說法,這是大陸“淪陷”以前,中大還在南京的時候羅家倫所掌的校。但有一點我稍感奇怪的是,這座志希館,倒是變成了商業管理學院,而羅家倫當年在考北京大學時,數學可是零蛋的,他的入取北大,是多虧了胡適賞識他的作文。
以上算是我來這裡之後的一點記錄,但寫到後來發現到,不知不覺間我又把它寫成了騷體文,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罪過罪過。
2010年7月4日 星期日
【轉寄】大學的價值
【讀書好】周保松是我的老同學,不僅在同一個系上課,而且還一起拜在石元康教授門下攻讀政治哲學。只不過他是一個比我好得太多的學生。當年我讀了四年碩士都沒唸完,他卻在碩士畢業之後跑到倫敦政經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回到母校任教政治與行政學系。
可是換個角度看,他卻又是一個十分反常的人。原來他本科唸的是工商管理,一個人人稱羨的 熱門行當,前途不可限量;但他竟在大三那年忽然轉系哲學,一個在另一種意義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科。不只如此,他從大一開始加入《中大學生報》,寫一大堆批判校方、批判主流社會的文章,這也是一般工商管理學生不會幹的事。
最神奇的事還在後頭。始執教鞭,他就開了網上討論班,和他的學生大談政治、哲學與人生,而且談得十分嚴肅深入。前幾年,他把第一批討論成果編成《政治哲學對話錄》一冊,約五十萬言,自費印刷三百本,留給同學當紀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論文機器與行政人員,勞形於資金申請與工作報告之間的今天,還肯花這麼多心力時間在學生身上的老師,實無異於一種幾近消亡的文化遺產。
可堪告慰的是這一切無助於升職的勞動到底結下了纍纍異果,他的學生畢業之後依然不倦地閱讀思辨,有的甚至接下其師的棒子,或者繼續走上學者的路線(有學院派 也有民間派),或者成為新一代學運中堅。
正好近日母校中文大學惹起風波,人人關注大學的價值與學運的未來,於是我有理由找周保松敘舊細談。
【梁】梁文道
【周】周保松
【梁】最近《南方周末》轉了封讀者來信給我,因為現在內地快要高考了,學生們都在考慮填志願、選擇科系。他們挑選了一些有關的問題,請我們一班作者去回答。其中交給我的問題是:有一位中學生,他很想讀哲學,但是他的家人和老師都反對,覺得讀哲學沒有前途,賺不到錢。這位學生很困擾,不如你教我怎麼回答他吧。
【周】每年都有其他學系的學生來找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剛接觸哲學時,很多人都會着迷,與我們當年一樣。那些問題很有趣、很貼身,重視生命的人一定會去想這些問題,所以他們一旦接觸到這些問題,就想轉去哲學系。問 題是他們要面對家裏和整個社會的壓力,在一個不是很肯定intellectual的生活的世界裏,這種追求實在很難。
【梁】在《相遇》這本書裏,你擔心你教書的時候與你的學生提出很多與社會主流不同的價值觀和反省;但學生出去了,還是需要在一個主流的社會中找工作,那你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呢?但你的一個學生反而質疑你怎會這麼說,因為他覺得在這三年 中的獲益很大。那是08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回看,你還有這種困擾嗎?
【周】困擾一定是有的。學生自己會來跟我講,他們畢業了到社會上工作,一定會面對種種張力,但我們覺得這是值得的。教育是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我們叫做充權,它增加你的自信、擴闊眼界,然後你會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你看到生命或生活原來有另外一些possibilities,於是你就會有改變的力量了。如果整間大學都可以這樣為學生充權,都可以培養學生對哲學和對社會的興趣與關懷,就會慢慢形成一個力量了。就像我的學生,有人畢業後到中學做通識教育老師,我覺得這就是好的影響。不用太悲觀,覺得一出去就沒有自己、沒有選擇。我一直不想那麼快就跟學生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流沒得抗拒這類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沒到這個地步,那麼快就將自己的自主性放棄。當然有張力、有壓力,但你該問自己要如何在這麼大的限制下去過一個較自主的生活、一個自己追求的生活。
【梁】說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一直覺得,一個真誠的人一定會永遠感覺得到這種張力。如果有人覺得沒問題,那他不是聖人,就是傻子。因此他們難免會覺得難過痛苦。你的學生當中有沒有這種經歷呢?會不會覺得出去工作很辛苦呢?
【周】一定有。我們的學生面對他們的選擇,一定要為自己做決定。你看到不同的人正在走不一樣的路,有的學生比較清楚,比較知道自己想要怎麼的生活。我們政治學系的學生有些想做公務員、有些想做AO、有的走抗爭的路、有的繼續升學。大學教了最基本的東西,你令他們自己思考,但最終選擇哪條路仍然是自己要負責。
【梁】我知道你與學生開了一些很熱鬧的網上討論組,在我看來是做了很多大學規定之外的東西,甚至是今天的大學教授不應該去做的事情。 可以說說這些討論組的運作是怎樣的嗎?
【周】每開一門課程,我們就開一個討論組,除了平時上lecture、上tutorial之 外,大家還會持續在網上廿四小時互相交流。其用量驚人,通常一個學期、兩三個月下來就累積了幾十萬字,學生一直active地參與討論,而且討論也不限定 於課堂所學的,也可以是人生哲學的問題和其他社會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討論之後有些行動他們還會跑去參與實踐。像反高鐵那時,就有學生去參與運動;最近的五區公投也有學生去參選,由其他學生助選。我覺得這是要將學問和生活融為一體,因為讀政治最難的是一種政治感,thesenseofpolitics,你要感受到政治對你的生活、整個社會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覺得政治是一種抽離的技術性概念。
另一個討論組我叫做「政治哲學與人生」。這是每年我教完一門課,讓一些讀完這個course之後還想繼續這種知性的討論的學生進來。這裏長期有些不同界別的學生組成一個community,現在共有三百多 人,維持了六、七年。
【梁】你回來教書教了八年,一回來 沒多久就開始做這件事。為甚麼?
【周】大家都知道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討論,你要敢於表達你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我經常鼓勵他們, 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將自己的觀點講出來,接受其他人的批評、接受其他人的挑戰。習慣了之後,這正好是cultivate一個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經。最近一年半載,看到我們同學的文章登上報紙,就可以看到這個training的效果。這是真正的life long learning,終身學習。其實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但都還堅持看論文和評論文章,關心中國、關心國際,然後他們可以自由討論。這個過程就是讓他 們覺得不那麼孤獨,因為畢業後單打獨鬥是很辛苦的,尤其發覺你做的事與身邊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沒有力量。但如果有一個platform,便 知道很多人都在關心同一件事,你想的不是一些另類或沒人支持的事。
【梁】 除了這些網上群組,你好像還搞了一個「犁典讀書組」?
【周】我不敢肯定這個讀書組是不是全港維持得最久的一個,它至今也有六、七年 了,一直都能保持十幾個人,現在有些人去了Oxford讀書,有人走也有人進來,成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們每次因應一些不同主題, 挑選最重要的相關文章展開討論。例如香港正在討論民主化,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讀一些和democracy有關的原典。我們兩、三個禮拜聚一次,每次談三、四 小時,持久地讀下去,很嚴肅地一起聊,慢慢累積下去,大家以後或者就會成為整個公民社會中重要的參與者。
【梁】你教書要備課,還要寫論文、做研究,你有時間嗎?
【周】 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中做這些事,其實是大傻瓜,這是真的,完全沒有分數計算。所以這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你看到現在的大學是千方百計將老師趕離學生。在你的升遷、續約考慮裏面,只看你的 publications;至於你放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體制上是毫不關心的,甚至告訴你別放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這樣對你是很不智的。當然你說學校會有course evaluations,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幾條問題,但是他們只看兩條,就是「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及「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這兩個問題會化成數目字,比如1至6,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
所謂的重視教育其實是一個數字,中間所有其他東西都不 見了。而你和學生的交流、學生的轉變,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個 assessment當中都不見了。在現代那些國際大學不同的ranking裏面,這些部分也是沒有的,最多只能看得到一個師生比例,完全沒辦法evaluate一個teaching quality,譬如師生關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昇了多少等等。這些完全在所謂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結果所有老師都不被鼓勵關心這些事了,連老師都不做老師,教育的本義就無法繼續下去了。香港在講民主化,中國在講如何改革,我們正面對一種政治轉型;而政治轉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動的,那我們需要甚麼人材去推動?這是整個大專教育應該要想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整個大專教育似乎沒有想過要去培養甚麼人去推動社會改革。
【梁】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趨勢就是,大學是整個社會經濟未來動力的發動機或培育所。例如有些生化學科就和藥廠合作研究,甚至已經到了違反學術倫理的地步了。因為大學裏的研究是應該拿出來登在學刊中公諸天下的,但現在很多研究都不公開,他幫藥廠做、要註冊專利,又怎麼可以公開呢?人文學科只是聊備一格,當學校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不談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反而是正常了。
【周】教育商品化當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意識形態擴張,將市場的邏輯應用在教育的領域當中。借用Michael Walzer講的Sphere of Justice,教育本身應該是一個獨立的sphere,有它自己內在的價值與倫理規範。現在你用市場的邏輯入侵大學的時候,整個大學就會跟着市場的模式去運作,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去運作。那結果當然會將傳統大學的理念邊緣化,像我們說的那些價值。我們以前講教育,可能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就是德性的培養,或是現在講的民主公民價值,一個民主社會應具備甚麼樣的civicvirtues,這些我們以前都看得很重。還有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將人的本性和 potential發展出來,從而有助於人實現他的wellbeing。也就是說,傳統大學教育離不開個人人生計劃的實現,以及在一個政治社群中做一個好公民,從而令整個政治社群可以得到改善。但你要是將它變成一間公司、一個企業,當然它最重要最大的目標就只是幫市場培養它需要的人才。所以你現在見到一間 excellent的大學最重要是看僱主滿不滿意它生產出來的產品。
如果你認為大學只是去滿足既有制度的工具,那它便會失去批判性了。如 果連大學都失去批判性的話,社會便沒有其他空間和知識資源去對我們既有的制度做出一些挑戰,或者引導社會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像這次的金融風暴,很多大學好像完全沒有反省過自己在這個危機中需要承擔甚麼責任,更不會問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很失敗。整個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所謂的精英過度貪婪,沒有最基本的操守和社會倫理。問題是這些所謂社會精英是哪裏培養出來的呢?就是我們所謂最好的大學。即使哈佛或美國最頂尖的大學都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了,這條路是不是走錯了呢?大學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一條路然後抗衡這個所謂的市場邏輯?這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梁】我知道現在的大學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把注意力從學生身上移開了。但回想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不也整天都說有很多老師不做研究嗎?根據那種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教學應該相長,你做了研究,才有東西拿出來教學生。所以,這豈不 是過去幾十年香港認真的大學生所期盼的事?
【周】教學與研究在理念上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我覺得應該兩者兼重,能平衡是最好的。但是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時間就只有這麼多,你多放一分鐘時間在學生身上,你就沒可能將所有精力放在另一邊。所以下一步我覺得應該考慮兩件事,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去肯定教學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所說的研究到底是做甚麼研究 呢?現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質,不斷催谷老師去申請research funding,然後用那個funding來衡量研究的成就。你要問一個好的研究、高質素的研究,要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出來?譬如你講哲學,John Rawls五十歲才出他的第一本書,但一出便是經典。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研究的路向,可能有些東西是要厚積薄發的,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規定研究員進去頭三年不能出論文。好的教育需要很長時間來跟學生相處,好的研究則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和develop。
【梁】所以當代學者只出論文集,而專著則幾乎消失了。
【周】 在現在的評核制度中,一本書等同一篇論文,那還有誰會去寫書呢?而且寫一本書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一個真正的好學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書。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中,這一類學者可能就無法生存了。
【梁】又以我們中文世界的學者為例,可能他寫專著時想用中文,但它的分數一定比一篇英文論文低。
【周】甚至完全不被承認,現在這種情況很普遍。只要你用中文寫作,不理內容是甚麼、不理它有多重要,只要是你用中文去寫,就不會被承認。我想不到有比這更荒謬的情況。語言是需要develop需要累積的,我 們沒辦法去發展自己的學術語言。如果我們沒辦法去發展學術語言,就沒辦法用自己的學術語言去思考社會問題了。我們正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時代,中國有那麼多問題,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和框架去思考這些問題,提出我們的反思,然後將我們香港所有大學的所有精力完全放在另一邊,那其實是辜負了整個社會對大學的期望。 我們身上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學術語言中文化,將這些概念框架慢慢累積起來。你想想我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實也就是從翻譯做起,然後民主和自由等概念才能引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在大學經常講要肯定中文學術、重視高水平翻譯的重要性。如果不做這些事情,我們中文的學術水平沒辦法成長,而我們社會的發展速度又遠遠超過學術圈的理解能力,那我們就永遠是摸着石頭過河,永遠沒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去了解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梁】你剛才提到的那種大學理念十分傳統,但這個理念到了韋伯的時候已經體現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了。因為它強調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s,要讓學生變成一個較完整的人,要讓他去分享這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要讓他對自己的人生多些反省,得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人生。但這套東西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在現代已經有危機了。因為在價值多元的世界裏面,大學要不要價值中立呢?人文主義的價值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價值?而且從前那種對人的想法在現代世界是否仍然合理呢?
【周】我與石先生也談了很多這類問題,你知道他對現代社會的想法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多神主義。在這麼一個所謂價值主觀主義、價值懷疑主義甚至價值虛無主義的時代,你還能不能講一些大學的理念、堅持一種大學的價值呢?我承認這是一 個蠻大的問題。而我初步的想法是:第一,根本沒有所謂中立的大學,即是說無論你喜不喜歡,你辦一所大學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覺得沒有所謂 neutral的大學,neutral背後都有一個沒講明的立場或態度。
既然沒有所謂價值中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面對不同的大學理念,自然 就要追問哪一種理念最合理。簡單說,你辦一所大學,自然要問你想教學生甚麼?你想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每一個學生也要自問我怎樣透過教育令自己活出一個好的人生。不管你是甚麼主義,你都需要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有理據的答案。我不覺得有所謂的唯一理想大學,只是擁有不同觀念的人需要各自提供理由。
我覺得它不外乎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我們需要有一個對人的理解,即是說人是甚麼,甚麼構成一個good life?用回古典希臘的說法,這是個How should I live的問題。第二個則是How we live together的問題,因為大學是一個社會,接受公帑,所以除了問自己可以如何得到一個好的人生外,亦要關心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共同生活。由此引申,我們便需要理解大學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梁】 照你剛才的說法,大學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那你怎麼看最近中大的民主女神像事件?校長劉遵義很強調「政治中立」,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價值問題,跟「政治 中立」無關。
【周】政治中立是應用在校方上的,因為它擁有權力,當它去決定一些大學事務的時候,譬如老師的升遷、研究課程的設計和學生活動的時候,它不能夠訴諸一些政治的理由來作為判斷的依據。因為這有助保障一個兼容並包及自由開放的校園,容許教師和學生去自由探索、自由辯論。但這個意識本身並不是中立的,政治中立本身不是一個中立的原則,它其實有一個價值協定,協定大學要把持兼容並包的立場。把這個層面弄清楚之後,就回到你那個 「六四」的問題。其實我們是在問另一個問題:究竟大學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它有沒有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堅持?一定要有的。我想沒有人否認大學有兩個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堅持,這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一些虛假的東西,你要接受真相;譬如你說「六四事件」,你便要承認那是一個怎樣的事實。第二,你除了追求真理,還要把持公義。當然,公義的內容是甚麼是有討論餘地的,可是大學有一個責任,就是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要培養好公民,好的公民當然會把持公義,不然我們培養這批人出來做甚麼呢?你能想像德國大學在面對納粹的時候還說甚麼中立嗎?這根本不合邏輯。你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你就要接受德國的公民不能因為他的種族和宗教而被歧視傷害。
所以這裏有兩個層面,第一,大學對我們整個社會共有的高度共識協定是不能放棄的,那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底線。譬如反對種族歧視、政府不能屠殺人民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長遠歷史之中早有共識的東西,構成了整個民主社會的基礎。第二,即使某一所大學所說的價值不是如此普世性,但我們也會尊重某些大學和學院有它自己的價值堅持,只要它的堅持沒有破壞一些社會的基本原則——例如你可以 宣揚基督教,但基督教學校不能壓制其他學校的信仰,就像崇基和新亞,大學容許它們有自己的理念,但同時尊重學生們有追求其他信仰的自由。
【梁】他們在聲明內說,為了保證學術自由,其實學術自由已經是價值選向。
【周】 對。
【梁】如果照這個說法,你該認為中大用「政治中立」 的理由去拒絕放置民主女神像是非常不恰當的。
【周】假若以政治中立原則作為它的前提的話,推論出來的結論應該是容許學生擺放女神 像,而不是不准許。他頂多只能說學生的立場不等於校方的立場,這樣他的立場就比較一致。當然,下一步或許有人會說,他不只要讓學生擺放,更要肯定學生的行為,這就像你剛才說的,校方是否該超越政治中立的原則,而去肯定某些普世價值。我認為這是兩種層次,即使從內在的角度,從他自己肯定的政治中立原則,也推論不出它現在的結論。
【梁】大家都在說中大的傳統,有趣的是不論崇基或新亞,甚至聯合,這三家早期建立中大的學校背後均有一種對中國的承擔。恰好現代大學都是民族主義時期的產物,它們都把自己定位成 national culture的捍衛者、發揚者。我們祖輩成立這間大學時心中也一定有一套民族文化,其中包涵了一些價值,但依據這些想法和精神而建立的這間大學在發展到後來的時候卻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甚至可能正正就是要反對這種建立在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大學理念。換句話說,一間大學的建校者有一個看法,這個看法背後有 一種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主動承擔,但到了後來,學生也好、老師也好,卻可能會反對這種對文化民族的理解或承擔。
【周】這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先說幾件事。第一,我覺得一間好的大學必須有一個悠久的傳統,但這傳統卻不是不變或固定的,不是說甚麼建校先賢定義了那種傳統就等於整間大學的精神。我自己在中大經歷了二十年,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本聖經或先人的傳統,然後我們就要死跟着它,覺得那是甚麼甚麼精神。我認為該有個創造性的詮釋,一個 有力的傳統,是該容許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去對你的傳統詮釋、建構、豐富。它愈豐富,這間大學就愈有活力,這豐富的過程是傳統的一部分。
【梁】套回中大的例子說明,無論是主張最原始的那種新亞精神,還是寫大字報去罵新亞 精神,對我來說也依然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一種對價值很積極的認定,一種肯認,一種承擔,這是很重要的。中大五十年,無論你是哪一種學生運動,大家對價值有一個起碼的肯認,絕非價值虛無主義。
【周】我絕對同意,在中大四十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嘗試去定義甚麼是中大精神,那就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它絕對不是中立,而且絕對願意承認它對社會有承擔,我認為這是中大最重要的資產。這次的事件好像對中大構成很大的傷害,但相反來看,有二、三千人護送女神像,有這麼多人走出來,正是看到中大的價值意識和社會批判的存在。我能肯定地說,不只在香港,甚至在整個華人地區,也沒有幾間大學培養出這種傳統和自我期許,這比競爭國際排名要有意思得多。
【梁】一間大學對社會表達對它的關懷和承擔,往往與學生運動有關。然而,學生運動也會留下很多問題。譬如說上世紀德國六十年代的學運,法蘭克福學派本來是當時最有批判性的一群學者,卻被學生罵保守,上課時還拿東西丟Adorno,那時Habermas說了兩句我認為很妙的俗話,他說學運的矛盾就是你大學一年級進來,笨笨的,甚麼都不懂;大學二年級,開始接手;大學三年級,整群人終於非常成熟了;大學四年級,你卻即將離開,接着就畢業了。似乎學運註定不能持續,只能是一個很短暫、很短線的介入,它不能對某個議題某個階級有一個很長期的關注。
【周】學生角色尷尬的地方是他們在大學內是一個過渡的角色,沒辦法持續地跟進一個問題,因為你只留在大學三年。但你看回過去的經驗,中大培養了很大一群社會運動的生力軍,於是學運和社運的傳統便連結在一起了。很多學生搞過學運,出去之後便投入社運,你想想我們的時期:譚俊賢、蒙兆達和林英瑜,這些人仍然在社運前線。又譬如最近的「左翼 21」、反高鐵以及批判富士康,其實都有校友和在校生在互相配合。
【梁】人類社會和文明的不停演化需要很多新觀念,大學就是在孵育這些觀念和技術。有一天要是人類要離開地球,那辦法也多半是從大學裏出來 的;同樣地,如果說大學是社會上各種觀念的實驗室,那麼學運也一樣有這種功能。Habermas所說的缺點,我反而認為是強項。學生是甚麼呢?學生是一群沒有職業,不需要在社會上被嵌進一個固定工作位置,卻很難得有三、四年時間自由浮動的實驗者。所以學運往往會關懷一些跟學生距離很遙遠的事情,你在英國肯定也看過那些關心巴基斯坦童工的學生吧。他們可以一下子關心這麼遙遠的人群,正正是因為他們佔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故此學生更加要把握這段時候,擺脫任何 以功利聯繫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創造最大膽的想像和最有趣的實驗。
【周】大學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理想性和純粹性。這是在你離開以後很難做到的。你說大學生不成熟、天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好處就是理想和純粹,恰恰足以彰顯世界上很多不理想也不純粹的東西,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可是換個角度看,他卻又是一個十分反常的人。原來他本科唸的是工商管理,一個人人稱羨的 熱門行當,前途不可限量;但他竟在大三那年忽然轉系哲學,一個在另一種意義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科。不只如此,他從大一開始加入《中大學生報》,寫一大堆批判校方、批判主流社會的文章,這也是一般工商管理學生不會幹的事。
最神奇的事還在後頭。始執教鞭,他就開了網上討論班,和他的學生大談政治、哲學與人生,而且談得十分嚴肅深入。前幾年,他把第一批討論成果編成《政治哲學對話錄》一冊,約五十萬言,自費印刷三百本,留給同學當紀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論文機器與行政人員,勞形於資金申請與工作報告之間的今天,還肯花這麼多心力時間在學生身上的老師,實無異於一種幾近消亡的文化遺產。
可堪告慰的是這一切無助於升職的勞動到底結下了纍纍異果,他的學生畢業之後依然不倦地閱讀思辨,有的甚至接下其師的棒子,或者繼續走上學者的路線(有學院派 也有民間派),或者成為新一代學運中堅。
正好近日母校中文大學惹起風波,人人關注大學的價值與學運的未來,於是我有理由找周保松敘舊細談。
【梁】梁文道
【周】周保松
【梁】最近《南方周末》轉了封讀者來信給我,因為現在內地快要高考了,學生們都在考慮填志願、選擇科系。他們挑選了一些有關的問題,請我們一班作者去回答。其中交給我的問題是:有一位中學生,他很想讀哲學,但是他的家人和老師都反對,覺得讀哲學沒有前途,賺不到錢。這位學生很困擾,不如你教我怎麼回答他吧。
【周】每年都有其他學系的學生來找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剛接觸哲學時,很多人都會着迷,與我們當年一樣。那些問題很有趣、很貼身,重視生命的人一定會去想這些問題,所以他們一旦接觸到這些問題,就想轉去哲學系。問 題是他們要面對家裏和整個社會的壓力,在一個不是很肯定intellectual的生活的世界裏,這種追求實在很難。
【梁】在《相遇》這本書裏,你擔心你教書的時候與你的學生提出很多與社會主流不同的價值觀和反省;但學生出去了,還是需要在一個主流的社會中找工作,那你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呢?但你的一個學生反而質疑你怎會這麼說,因為他覺得在這三年 中的獲益很大。那是08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回看,你還有這種困擾嗎?
【周】困擾一定是有的。學生自己會來跟我講,他們畢業了到社會上工作,一定會面對種種張力,但我們覺得這是值得的。教育是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我們叫做充權,它增加你的自信、擴闊眼界,然後你會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你看到生命或生活原來有另外一些possibilities,於是你就會有改變的力量了。如果整間大學都可以這樣為學生充權,都可以培養學生對哲學和對社會的興趣與關懷,就會慢慢形成一個力量了。就像我的學生,有人畢業後到中學做通識教育老師,我覺得這就是好的影響。不用太悲觀,覺得一出去就沒有自己、沒有選擇。我一直不想那麼快就跟學生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流沒得抗拒這類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沒到這個地步,那麼快就將自己的自主性放棄。當然有張力、有壓力,但你該問自己要如何在這麼大的限制下去過一個較自主的生活、一個自己追求的生活。
【梁】說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一直覺得,一個真誠的人一定會永遠感覺得到這種張力。如果有人覺得沒問題,那他不是聖人,就是傻子。因此他們難免會覺得難過痛苦。你的學生當中有沒有這種經歷呢?會不會覺得出去工作很辛苦呢?
【周】一定有。我們的學生面對他們的選擇,一定要為自己做決定。你看到不同的人正在走不一樣的路,有的學生比較清楚,比較知道自己想要怎麼的生活。我們政治學系的學生有些想做公務員、有些想做AO、有的走抗爭的路、有的繼續升學。大學教了最基本的東西,你令他們自己思考,但最終選擇哪條路仍然是自己要負責。
【梁】我知道你與學生開了一些很熱鬧的網上討論組,在我看來是做了很多大學規定之外的東西,甚至是今天的大學教授不應該去做的事情。 可以說說這些討論組的運作是怎樣的嗎?
【周】每開一門課程,我們就開一個討論組,除了平時上lecture、上tutorial之 外,大家還會持續在網上廿四小時互相交流。其用量驚人,通常一個學期、兩三個月下來就累積了幾十萬字,學生一直active地參與討論,而且討論也不限定 於課堂所學的,也可以是人生哲學的問題和其他社會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討論之後有些行動他們還會跑去參與實踐。像反高鐵那時,就有學生去參與運動;最近的五區公投也有學生去參選,由其他學生助選。我覺得這是要將學問和生活融為一體,因為讀政治最難的是一種政治感,thesenseofpolitics,你要感受到政治對你的生活、整個社會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覺得政治是一種抽離的技術性概念。
另一個討論組我叫做「政治哲學與人生」。這是每年我教完一門課,讓一些讀完這個course之後還想繼續這種知性的討論的學生進來。這裏長期有些不同界別的學生組成一個community,現在共有三百多 人,維持了六、七年。
【梁】你回來教書教了八年,一回來 沒多久就開始做這件事。為甚麼?
【周】大家都知道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討論,你要敢於表達你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我經常鼓勵他們, 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將自己的觀點講出來,接受其他人的批評、接受其他人的挑戰。習慣了之後,這正好是cultivate一個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經。最近一年半載,看到我們同學的文章登上報紙,就可以看到這個training的效果。這是真正的life long learning,終身學習。其實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但都還堅持看論文和評論文章,關心中國、關心國際,然後他們可以自由討論。這個過程就是讓他 們覺得不那麼孤獨,因為畢業後單打獨鬥是很辛苦的,尤其發覺你做的事與身邊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沒有力量。但如果有一個platform,便 知道很多人都在關心同一件事,你想的不是一些另類或沒人支持的事。
【梁】 除了這些網上群組,你好像還搞了一個「犁典讀書組」?
【周】我不敢肯定這個讀書組是不是全港維持得最久的一個,它至今也有六、七年 了,一直都能保持十幾個人,現在有些人去了Oxford讀書,有人走也有人進來,成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們每次因應一些不同主題, 挑選最重要的相關文章展開討論。例如香港正在討論民主化,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讀一些和democracy有關的原典。我們兩、三個禮拜聚一次,每次談三、四 小時,持久地讀下去,很嚴肅地一起聊,慢慢累積下去,大家以後或者就會成為整個公民社會中重要的參與者。
【梁】你教書要備課,還要寫論文、做研究,你有時間嗎?
【周】 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中做這些事,其實是大傻瓜,這是真的,完全沒有分數計算。所以這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你看到現在的大學是千方百計將老師趕離學生。在你的升遷、續約考慮裏面,只看你的 publications;至於你放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體制上是毫不關心的,甚至告訴你別放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這樣對你是很不智的。當然你說學校會有course evaluations,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幾條問題,但是他們只看兩條,就是「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及「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這兩個問題會化成數目字,比如1至6,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
所謂的重視教育其實是一個數字,中間所有其他東西都不 見了。而你和學生的交流、學生的轉變,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個 assessment當中都不見了。在現代那些國際大學不同的ranking裏面,這些部分也是沒有的,最多只能看得到一個師生比例,完全沒辦法evaluate一個teaching quality,譬如師生關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昇了多少等等。這些完全在所謂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結果所有老師都不被鼓勵關心這些事了,連老師都不做老師,教育的本義就無法繼續下去了。香港在講民主化,中國在講如何改革,我們正面對一種政治轉型;而政治轉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動的,那我們需要甚麼人材去推動?這是整個大專教育應該要想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整個大專教育似乎沒有想過要去培養甚麼人去推動社會改革。
【梁】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趨勢就是,大學是整個社會經濟未來動力的發動機或培育所。例如有些生化學科就和藥廠合作研究,甚至已經到了違反學術倫理的地步了。因為大學裏的研究是應該拿出來登在學刊中公諸天下的,但現在很多研究都不公開,他幫藥廠做、要註冊專利,又怎麼可以公開呢?人文學科只是聊備一格,當學校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不談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反而是正常了。
【周】教育商品化當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意識形態擴張,將市場的邏輯應用在教育的領域當中。借用Michael Walzer講的Sphere of Justice,教育本身應該是一個獨立的sphere,有它自己內在的價值與倫理規範。現在你用市場的邏輯入侵大學的時候,整個大學就會跟着市場的模式去運作,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去運作。那結果當然會將傳統大學的理念邊緣化,像我們說的那些價值。我們以前講教育,可能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就是德性的培養,或是現在講的民主公民價值,一個民主社會應具備甚麼樣的civicvirtues,這些我們以前都看得很重。還有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將人的本性和 potential發展出來,從而有助於人實現他的wellbeing。也就是說,傳統大學教育離不開個人人生計劃的實現,以及在一個政治社群中做一個好公民,從而令整個政治社群可以得到改善。但你要是將它變成一間公司、一個企業,當然它最重要最大的目標就只是幫市場培養它需要的人才。所以你現在見到一間 excellent的大學最重要是看僱主滿不滿意它生產出來的產品。
如果你認為大學只是去滿足既有制度的工具,那它便會失去批判性了。如 果連大學都失去批判性的話,社會便沒有其他空間和知識資源去對我們既有的制度做出一些挑戰,或者引導社會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像這次的金融風暴,很多大學好像完全沒有反省過自己在這個危機中需要承擔甚麼責任,更不會問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很失敗。整個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所謂的精英過度貪婪,沒有最基本的操守和社會倫理。問題是這些所謂社會精英是哪裏培養出來的呢?就是我們所謂最好的大學。即使哈佛或美國最頂尖的大學都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了,這條路是不是走錯了呢?大學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一條路然後抗衡這個所謂的市場邏輯?這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梁】我知道現在的大學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把注意力從學生身上移開了。但回想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不也整天都說有很多老師不做研究嗎?根據那種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教學應該相長,你做了研究,才有東西拿出來教學生。所以,這豈不 是過去幾十年香港認真的大學生所期盼的事?
【周】教學與研究在理念上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我覺得應該兩者兼重,能平衡是最好的。但是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時間就只有這麼多,你多放一分鐘時間在學生身上,你就沒可能將所有精力放在另一邊。所以下一步我覺得應該考慮兩件事,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去肯定教學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所說的研究到底是做甚麼研究 呢?現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質,不斷催谷老師去申請research funding,然後用那個funding來衡量研究的成就。你要問一個好的研究、高質素的研究,要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出來?譬如你講哲學,John Rawls五十歲才出他的第一本書,但一出便是經典。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研究的路向,可能有些東西是要厚積薄發的,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規定研究員進去頭三年不能出論文。好的教育需要很長時間來跟學生相處,好的研究則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和develop。
【梁】所以當代學者只出論文集,而專著則幾乎消失了。
【周】 在現在的評核制度中,一本書等同一篇論文,那還有誰會去寫書呢?而且寫一本書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一個真正的好學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書。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中,這一類學者可能就無法生存了。
【梁】又以我們中文世界的學者為例,可能他寫專著時想用中文,但它的分數一定比一篇英文論文低。
【周】甚至完全不被承認,現在這種情況很普遍。只要你用中文寫作,不理內容是甚麼、不理它有多重要,只要是你用中文去寫,就不會被承認。我想不到有比這更荒謬的情況。語言是需要develop需要累積的,我 們沒辦法去發展自己的學術語言。如果我們沒辦法去發展學術語言,就沒辦法用自己的學術語言去思考社會問題了。我們正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時代,中國有那麼多問題,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和框架去思考這些問題,提出我們的反思,然後將我們香港所有大學的所有精力完全放在另一邊,那其實是辜負了整個社會對大學的期望。 我們身上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學術語言中文化,將這些概念框架慢慢累積起來。你想想我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實也就是從翻譯做起,然後民主和自由等概念才能引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在大學經常講要肯定中文學術、重視高水平翻譯的重要性。如果不做這些事情,我們中文的學術水平沒辦法成長,而我們社會的發展速度又遠遠超過學術圈的理解能力,那我們就永遠是摸着石頭過河,永遠沒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去了解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梁】你剛才提到的那種大學理念十分傳統,但這個理念到了韋伯的時候已經體現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了。因為它強調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s,要讓學生變成一個較完整的人,要讓他去分享這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要讓他對自己的人生多些反省,得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人生。但這套東西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在現代已經有危機了。因為在價值多元的世界裏面,大學要不要價值中立呢?人文主義的價值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價值?而且從前那種對人的想法在現代世界是否仍然合理呢?
【周】我與石先生也談了很多這類問題,你知道他對現代社會的想法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多神主義。在這麼一個所謂價值主觀主義、價值懷疑主義甚至價值虛無主義的時代,你還能不能講一些大學的理念、堅持一種大學的價值呢?我承認這是一 個蠻大的問題。而我初步的想法是:第一,根本沒有所謂中立的大學,即是說無論你喜不喜歡,你辦一所大學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覺得沒有所謂 neutral的大學,neutral背後都有一個沒講明的立場或態度。
既然沒有所謂價值中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面對不同的大學理念,自然 就要追問哪一種理念最合理。簡單說,你辦一所大學,自然要問你想教學生甚麼?你想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每一個學生也要自問我怎樣透過教育令自己活出一個好的人生。不管你是甚麼主義,你都需要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有理據的答案。我不覺得有所謂的唯一理想大學,只是擁有不同觀念的人需要各自提供理由。
我覺得它不外乎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我們需要有一個對人的理解,即是說人是甚麼,甚麼構成一個good life?用回古典希臘的說法,這是個How should I live的問題。第二個則是How we live together的問題,因為大學是一個社會,接受公帑,所以除了問自己可以如何得到一個好的人生外,亦要關心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共同生活。由此引申,我們便需要理解大學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梁】 照你剛才的說法,大學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那你怎麼看最近中大的民主女神像事件?校長劉遵義很強調「政治中立」,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價值問題,跟「政治 中立」無關。
【周】政治中立是應用在校方上的,因為它擁有權力,當它去決定一些大學事務的時候,譬如老師的升遷、研究課程的設計和學生活動的時候,它不能夠訴諸一些政治的理由來作為判斷的依據。因為這有助保障一個兼容並包及自由開放的校園,容許教師和學生去自由探索、自由辯論。但這個意識本身並不是中立的,政治中立本身不是一個中立的原則,它其實有一個價值協定,協定大學要把持兼容並包的立場。把這個層面弄清楚之後,就回到你那個 「六四」的問題。其實我們是在問另一個問題:究竟大學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它有沒有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堅持?一定要有的。我想沒有人否認大學有兩個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堅持,這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一些虛假的東西,你要接受真相;譬如你說「六四事件」,你便要承認那是一個怎樣的事實。第二,你除了追求真理,還要把持公義。當然,公義的內容是甚麼是有討論餘地的,可是大學有一個責任,就是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要培養好公民,好的公民當然會把持公義,不然我們培養這批人出來做甚麼呢?你能想像德國大學在面對納粹的時候還說甚麼中立嗎?這根本不合邏輯。你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你就要接受德國的公民不能因為他的種族和宗教而被歧視傷害。
所以這裏有兩個層面,第一,大學對我們整個社會共有的高度共識協定是不能放棄的,那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底線。譬如反對種族歧視、政府不能屠殺人民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長遠歷史之中早有共識的東西,構成了整個民主社會的基礎。第二,即使某一所大學所說的價值不是如此普世性,但我們也會尊重某些大學和學院有它自己的價值堅持,只要它的堅持沒有破壞一些社會的基本原則——例如你可以 宣揚基督教,但基督教學校不能壓制其他學校的信仰,就像崇基和新亞,大學容許它們有自己的理念,但同時尊重學生們有追求其他信仰的自由。
【梁】他們在聲明內說,為了保證學術自由,其實學術自由已經是價值選向。
【周】 對。
【梁】如果照這個說法,你該認為中大用「政治中立」 的理由去拒絕放置民主女神像是非常不恰當的。
【周】假若以政治中立原則作為它的前提的話,推論出來的結論應該是容許學生擺放女神 像,而不是不准許。他頂多只能說學生的立場不等於校方的立場,這樣他的立場就比較一致。當然,下一步或許有人會說,他不只要讓學生擺放,更要肯定學生的行為,這就像你剛才說的,校方是否該超越政治中立的原則,而去肯定某些普世價值。我認為這是兩種層次,即使從內在的角度,從他自己肯定的政治中立原則,也推論不出它現在的結論。
【梁】大家都在說中大的傳統,有趣的是不論崇基或新亞,甚至聯合,這三家早期建立中大的學校背後均有一種對中國的承擔。恰好現代大學都是民族主義時期的產物,它們都把自己定位成 national culture的捍衛者、發揚者。我們祖輩成立這間大學時心中也一定有一套民族文化,其中包涵了一些價值,但依據這些想法和精神而建立的這間大學在發展到後來的時候卻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甚至可能正正就是要反對這種建立在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大學理念。換句話說,一間大學的建校者有一個看法,這個看法背後有 一種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主動承擔,但到了後來,學生也好、老師也好,卻可能會反對這種對文化民族的理解或承擔。
【周】這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先說幾件事。第一,我覺得一間好的大學必須有一個悠久的傳統,但這傳統卻不是不變或固定的,不是說甚麼建校先賢定義了那種傳統就等於整間大學的精神。我自己在中大經歷了二十年,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本聖經或先人的傳統,然後我們就要死跟着它,覺得那是甚麼甚麼精神。我認為該有個創造性的詮釋,一個 有力的傳統,是該容許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去對你的傳統詮釋、建構、豐富。它愈豐富,這間大學就愈有活力,這豐富的過程是傳統的一部分。
【梁】套回中大的例子說明,無論是主張最原始的那種新亞精神,還是寫大字報去罵新亞 精神,對我來說也依然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一種對價值很積極的認定,一種肯認,一種承擔,這是很重要的。中大五十年,無論你是哪一種學生運動,大家對價值有一個起碼的肯認,絕非價值虛無主義。
【周】我絕對同意,在中大四十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嘗試去定義甚麼是中大精神,那就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它絕對不是中立,而且絕對願意承認它對社會有承擔,我認為這是中大最重要的資產。這次的事件好像對中大構成很大的傷害,但相反來看,有二、三千人護送女神像,有這麼多人走出來,正是看到中大的價值意識和社會批判的存在。我能肯定地說,不只在香港,甚至在整個華人地區,也沒有幾間大學培養出這種傳統和自我期許,這比競爭國際排名要有意思得多。
【梁】一間大學對社會表達對它的關懷和承擔,往往與學生運動有關。然而,學生運動也會留下很多問題。譬如說上世紀德國六十年代的學運,法蘭克福學派本來是當時最有批判性的一群學者,卻被學生罵保守,上課時還拿東西丟Adorno,那時Habermas說了兩句我認為很妙的俗話,他說學運的矛盾就是你大學一年級進來,笨笨的,甚麼都不懂;大學二年級,開始接手;大學三年級,整群人終於非常成熟了;大學四年級,你卻即將離開,接着就畢業了。似乎學運註定不能持續,只能是一個很短暫、很短線的介入,它不能對某個議題某個階級有一個很長期的關注。
【周】學生角色尷尬的地方是他們在大學內是一個過渡的角色,沒辦法持續地跟進一個問題,因為你只留在大學三年。但你看回過去的經驗,中大培養了很大一群社會運動的生力軍,於是學運和社運的傳統便連結在一起了。很多學生搞過學運,出去之後便投入社運,你想想我們的時期:譚俊賢、蒙兆達和林英瑜,這些人仍然在社運前線。又譬如最近的「左翼 21」、反高鐵以及批判富士康,其實都有校友和在校生在互相配合。
【梁】人類社會和文明的不停演化需要很多新觀念,大學就是在孵育這些觀念和技術。有一天要是人類要離開地球,那辦法也多半是從大學裏出來 的;同樣地,如果說大學是社會上各種觀念的實驗室,那麼學運也一樣有這種功能。Habermas所說的缺點,我反而認為是強項。學生是甚麼呢?學生是一群沒有職業,不需要在社會上被嵌進一個固定工作位置,卻很難得有三、四年時間自由浮動的實驗者。所以學運往往會關懷一些跟學生距離很遙遠的事情,你在英國肯定也看過那些關心巴基斯坦童工的學生吧。他們可以一下子關心這麼遙遠的人群,正正是因為他們佔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故此學生更加要把握這段時候,擺脫任何 以功利聯繫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創造最大膽的想像和最有趣的實驗。
【周】大學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理想性和純粹性。這是在你離開以後很難做到的。你說大學生不成熟、天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好處就是理想和純粹,恰恰足以彰顯世界上很多不理想也不純粹的東西,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原載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41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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