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風下的遐想

變態的風帶來變態的雨，兩種變態的天然體把變態的存在體鎖在變態的房間裡。其實，風和雨并沒變態，凡存在必是合理，變態的，只是存在體孤陋的體驗與少見的認知而已。但是作為一個皮膚像本地人說話沒本國音然後老被當做華僑的存在體，我在這裡的存在也算是挺變態的了——是的我就是那個變態的存在體。明明不是住在國外的中國公民，明明是比那些來自印尼的所謂土著住得還久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民（用所謂的專業術語來說，我是屬於peranakan orang tempatan），來到這裡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被當成華僑。對中國斷不斷奶是所謂馬華作家在意的事，我沒本事寫馬華的文學，自然與我無關。而大中國情意結也只是老一輩們的事，我生在吉蘭丹死也自然是要在吉蘭丹。所不能斷的，只是中華文化的情意結，因為，我終究是華人，是馬來西亞吉蘭丹州土生土長的華人。縱然在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下，華人時不時會被叫搭飛機回中國，華人不被承認為本地子民，但是操控這股意識形態的背後人物，他們又何嘗是本地的土著呢，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們搭飛機回印尼去？呵呵。寫到這裡，重新讀過前面所寫的，驚醒如此行文難免讓不知情的人以為馬來西亞的華人和馬來人是根本的不和諧，若真造成這樣的誤會，還真是罪過的了。其實，那些老叫華人回國的“馬來人”只佔非常少數而已。日常上，私底下，華人和馬來人是挺和諧歡樂的，只是這種和存融融的局面老是被沒有職業良心的主流馬來媒體（如前鋒報）及別有用心的政客有意遮掩扭曲甚至醜化再不就是斷章取義然後無限度放大那個“義”。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不過是相對，而沒有絕對。

中國畢竟不再承認海外華人，所以海外華人又何苦拿著熱臉去貼中國的冷屁股。但這又無由讓我想起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以為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就是高人一等的動物，說華語反而是自降身份的一種行為（但是請別太得意忘形了，不管你的英語操得多好，華語你是多么的鄙薄，一旦去了歐美國家，你不過只是被當成永遠次於他們的亞洲人）。多了閒錢就嚷著要去中國旅行（因為便宜）——以一種會講英語的“外國人”姿態“衣錦還鄉”去，說：祖國，我回來了。但是遊玩回國，卻四處數落中國的不是。這種種“數典忘祖”的勾當，也實在只有華人才幹得出。難怪這麼多民族中，只有中華民族才有“漢奸”這一詞語來對應此輩中人，這實在是華人的產物，而且還是那麼的源遠流長。而這也就是爲什麽日人直到如今依然不愿承認自己二戰期間犯下的過錯——人家猶太人復國沒幾日就逼得德國人公開向他們道歉。這都是因為華人實在是孬得緊的存在體！當然，窩裡鬥倒是挺有一手的。

至於我說房間也變態，這是因為其實不變態的風猛吹不變態的門，不變態的門就變態地一直咚咚咚響個不停，心理變態的我就神經質的以為有變態的人要破門而入謀財害命。

從房裡透過窗看到的林立成群的松樹，平時是那麼和藹可親沁人心脾，但是一經不變態的風挑撥離間，平日和諧的簌簌松濤也就一下變成瘋子亂舞了起來，轟轟作響吭吭亂叫的，猶如海嘯，猶如群魔。希望颱風高抬貴手不要摧殘了它們，要摧也可以，又厚又粗的枝幹別倒向我這裡就得了。

終究是來自米鄉，終究習慣了米粒，所以，經過一番掙扎，不理會外頭怎麼的昏天黑地狂風大起，還是決定走出房間離開宿舍步行到有十分鐘之遙的宵夜街裡的黑暗料理坊買便當吃。按理，既叫宵夜街，當是只在宵夜時才開檔。但我卻理解錯誤，人家早上十點就開始營業了。一路上，邊走邊暗笑，暗笑說任你颱風怎麼力大無窮，終究沒把我吹倒。古人所相信的那一套人定勝天，看來有在我身上起一點作用。但說實在的人又怎麼可能勝得了天，焉知正當我暗自得意風吹不倒時不到五秒的時間老天怒吼蒼天喊叫然後就這樣把我吹到荷蘭去了。

一路上疾風亂打，行人蕭條，枯葉狂飆，戴著的帽子也幾次要被捲走。常日那暖風輕撫和諧無爭的太平局面，也頓時轉變成蒼天已死黃天叫囂的動盪亂局。經過志希館，不曉得是因為週日休假呢還是因為颱風的緣故，開在旁邊的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坊卻沒開。說起這志希館，初來乍到看到這三個大字時心情是挺興奮意外的。當然，這種興奮是一種肅然起敬的興奮；不是在街上看到田馥甄小姐時的興奮，也不是在書局裡工作到一半時看到梁文道的興奮——這只是一種純粹粉絲心態作祟的興奮。嗯，志希就是羅家倫的表字，是那位在1919年5月4日像阮籍般不用考慮就能一揮而就產出一篇氣勢如虹深嵌人心的轟轟偉文的羅家倫，但他的文不是勸某某進位攬權，而是振聾發聵的討賊檄文。我以為他只是中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原來也曾經在“這裡”當過校長。當然，用台灣人的說法，這是大陸“淪陷”以前，中大還在南京的時候羅家倫所掌的校。但有一點我稍感奇怪的是，這座志希館，倒是變成了商業管理學院，而羅家倫當年在考北京大學時，數學可是零蛋的，他的入取北大，是多虧了胡適賞識他的作文。

以上算是我來這裡之後的一點記錄，但寫到後來發現到，不知不覺間我又把它寫成了騷體文，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罪過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