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引一段胡洪俠《微書話》裡的一則“微書話”：
朱天心說，如果你今年32歲，又是個讀書人，那你的年齡就是5032歲了：“5000當然是5000年文化的泛指。就是說，你的年紀不止於你這個肉身的年紀了。”這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說法，可用來妙答“人爲什麽要讀書”之類的問題。只是現在人們都以年輕為榮為傲為力量，又有多少人願意有5000歲那麼老。
五千年云云，未免托大。不過，若把比喻當真，則失卻了真趣。
的確，這既是妙答，但也是妙想。然而讀書的堂皇理由，搜遍枯腸，大概也僅此一端，尤其在只會讀書而不事（文化、智慧）生產的無用書生而言，更是如此——朱天心等人自不預此流。可幸如今正是量產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專書專論刊物雜誌排排隊你方唱罷我登場，百家爭鳴，樂此不疲。
然而若真有讀書人覺得自己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積澱，最常見的反而是倚老賣老的為老不尊者，以為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自尊自大，高屋建瓴，指點江山，俺說的就是聖言賢話。然而細繹也就是剩言閑話（就如如今的我，在說的在做的，正是剩言閒話）。不若學學周作人，乖乖“閉戶讀書”才是最要緊的。什麽刊物雜誌，等自己厚積了後才來厚發也不遲。畢竟人生流流長，不怕沒機會。那麼急於用世，又是何苦來由。
自然，若只是隨便玩玩，刊物也好，雜誌也罷，倒也無傷大雅。就像前年出版社風波，與長輩的合作關係告吹了後，為重整旗鼓，放棄初衷，改而辦什麽求真理的雜誌，空腹高心，只要一個爽，也就闔家歡樂。——不過也不關我事了，真理嘛，還不如往《聖經》裡邊求去的好。
一九二五年一月，魯迅寫<忽然想到>，表露了他對正史與野史的態度：
縱然兩人已經失和，然而兄弟畢竟是兄弟，對野史的意見可謂無二。至於正史，乍看卻是不一：周大持著調侃的姿態，認為它“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周二則相信正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就“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這就有點像墓誌銘類的文章，總是寫得特別莊嚴，說得特別體面，儼然聖人再世恩澤如流的模樣，在裡邊是很難挑出往者在生時的一點不堪的。
然而，縱然魯迅調侃正史，卻不至於棄之如敝屣，完全不碰不看的。正因為他讀過，才能得出如上意見。歷來中國的官方史家，傳承了眩人耳目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結果直事曲說，深文周納，為後來讀史的人平白製造了一層煙霧，非天縱英才而難以勘明本意不可。當然，就史家所該有的史學素養而言，是不該生搬硬造的，《馬太福音》正好就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那麼，對於那些少說，或者隱說，乃至曲說者，又是出於惡者乎？非惡也，而只是出於偽善，出於鄉願，出於虛偽。說白了，就是出於以自身利益有無損害爲準的考量，然後不必等到上邊來測查，而會先主動自我過濾。
話說回來，魯迅有個很有名的“歷史螺旋論”。還在他二十七歲時就認為，“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這就難怪在他行文裡，總要見到“古已有之”的慨歎。直到晚年為止，他依然不改此論。借用《聖經》的話來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只要稍微瞭解五四背景，就不難明白兩兄弟的史觀究何所指：復辟、篡位、合作、相輕、倒伐、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翻開舊賬，與今對照，仿佛舊酒裝新瓶，故人換新衣——外表雖不同，氣質依然是那副氣質。難怪當代有個史家為自己的一生研究作總結時，說：人類永遠不會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真是哀哉！此時此刻，不免又要反顧自身了……
然而，太陽底下再怎麼無新鮮事，還是不可能一模一樣地完整再現，本質不差是真的。於此想起魯迅曾經做過的絕妙比喻：
然而若真有讀書人覺得自己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積澱，最常見的反而是倚老賣老的為老不尊者，以為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自尊自大，高屋建瓴，指點江山，俺說的就是聖言賢話。然而細繹也就是剩言閑話（就如如今的我，在說的在做的，正是剩言閒話）。不若學學周作人，乖乖“閉戶讀書”才是最要緊的。什麽刊物雜誌，等自己厚積了後才來厚發也不遲。畢竟人生流流長，不怕沒機會。那麼急於用世，又是何苦來由。
自然，若只是隨便玩玩，刊物也好，雜誌也罷，倒也無傷大雅。就像前年出版社風波，與長輩的合作關係告吹了後，為重整旗鼓，放棄初衷，改而辦什麽求真理的雜誌，空腹高心，只要一個爽，也就闔家歡樂。——不過也不關我事了，真理嘛，還不如往《聖經》裡邊求去的好。
二
一九二五年一月，魯迅寫<忽然想到>，表露了他對正史與野史的態度：
同年末，魯迅寫了<這個與那個>，裡邊“讀經與讀史”一節，表達了相同的意見：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裡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三年後，周作人寫了<閉戶讀書論>，裡邊亦同樣論及他對“史”的看法：
我所覺得重要的還是在於乙部，即是四庫之史部。老實說，我雖不大有什麼歷史癖，卻是很有點歷史迷的。我始終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但現在與將來也就在這裡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於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歎遺傳之神妙。正如獐頭鼠目再生於十世之後一樣，歷史的人物亦常重現於當世的舞台，恍如奪舍重來，懾人心目，此可怖的悅樂為不知歷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歷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見鬼，無論自稱為什麼，他都能知道這是誰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原形，自盤庚時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跡若示諸掌焉。淺學者流妄生分別，或以二十世紀，或以北伐成功，或以農軍起事劃分時期，以為從此是另一世界，將大有改變，與以前絕對不同，彷彿是舊人霎時死絕，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湧出，或從空桑中跳出來，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此正是不學之過也。
縱然兩人已經失和，然而兄弟畢竟是兄弟，對野史的意見可謂無二。至於正史，乍看卻是不一：周大持著調侃的姿態，認為它“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周二則相信正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就“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這就有點像墓誌銘類的文章，總是寫得特別莊嚴，說得特別體面，儼然聖人再世恩澤如流的模樣，在裡邊是很難挑出往者在生時的一點不堪的。
然而，縱然魯迅調侃正史，卻不至於棄之如敝屣，完全不碰不看的。正因為他讀過，才能得出如上意見。歷來中國的官方史家，傳承了眩人耳目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結果直事曲說，深文周納，為後來讀史的人平白製造了一層煙霧，非天縱英才而難以勘明本意不可。當然，就史家所該有的史學素養而言，是不該生搬硬造的，《馬太福音》正好就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那麼，對於那些少說，或者隱說，乃至曲說者，又是出於惡者乎？非惡也，而只是出於偽善，出於鄉願，出於虛偽。說白了，就是出於以自身利益有無損害爲準的考量，然後不必等到上邊來測查，而會先主動自我過濾。
三
話說回來，魯迅有個很有名的“歷史螺旋論”。還在他二十七歲時就認為，“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這就難怪在他行文裡，總要見到“古已有之”的慨歎。直到晚年為止，他依然不改此論。借用《聖經》的話來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只要稍微瞭解五四背景，就不難明白兩兄弟的史觀究何所指：復辟、篡位、合作、相輕、倒伐、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翻開舊賬，與今對照，仿佛舊酒裝新瓶，故人換新衣——外表雖不同，氣質依然是那副氣質。難怪當代有個史家為自己的一生研究作總結時，說：人類永遠不會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真是哀哉！此時此刻，不免又要反顧自身了……
然而，太陽底下再怎麼無新鮮事，還是不可能一模一樣地完整再現，本質不差是真的。於此想起魯迅曾經做過的絕妙比喻：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得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因此他又說，“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就如同老去的孫女兒不等同於死去的老祖母。只是，若有人追問，今之與昔的小有不同究竟為何，答曰：於今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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