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業乎？

這幾天，雖說是臨考前的讀書周，卻都不務正業。所謂不務正業，除了前文所述的近於「荒唐」的娛樂外，書當然還是有讀的，但讀的都不是考試的書。這頗像《論語》裡頭所描述的「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我便將這「老」改成「考」（在古時，「老」、「考」互訓）。寫到這裡，忽然覺得這不過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對於考試，我本人還是非常擔憂的。而本文的開場白卻作如此「豁達」之語，祗能說，這是「故作」，頂多，也不過是唬弄些所謂老實人而已。 那一天，上完史記後，除了無日無夜的「年輕無極限」外，夜深人靜，深閨寂寞時，伴著我的，便是《遠行以後》。這本書是去年去香港時買回來的，結果便是在回來大馬的途程中翻完。這一次重看，則又是另一番體會，算不算所謂的溫故知新呢？

不曉得何因，總覺得就是一定要重看它。是因為自己對畢業後（遠行以後？）的茫無所感嗎？那么自己的茫然和重讀這本書，兩者之間又有甚么關係？不懂。說回這本書唄。這是一本關於魯迅死後眾人對他的接受史的一種描述的書。從人到神，再從神到人——從毛澤東對他的高度贊賞、聖化、神化，直到九〇年代的學界對他的客觀評價、平心而論、「還他一個本來的真面目」——「人化」，或明目張膽地厭惡，或高山仰止地崇敬。在這之前，誰敢對魯迅不敬？那么那人就會被批斗給你個思想改造拖出去勞改。

放在今天而言，接不接受他、讀不讀他，完全是個人自由。對此，北大老教授錢理群先生（便是《遠行以後》的作者）說過非常發人深省的一段話：

「魯迅作為二十世紀一個不可忽略的存在，魯迅作品應該成為中文系生的必讀書；但是作為個人的閱讀來說，魯迅作品并不是必讀的。 這甚么意思呢？去年在關於魯迅的討論中，有一個研究者提出一個觀點我很贊同，他說，我們要走進魯迅的話，首先要擺脫『閱讀政治學』的糾纏，把閱讀重新還原為個人行為。他在這裡提出一個概念叫『閱讀政治學』，這是因為長期以來，讀魯迅作品成為一種政治行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年輕的時候，讀不讀魯迅作品，讀的態度如何這都是政治問題。所以長期以來把閱讀當作政治行為就產生了很多弊病，我們現在應該提倡個人閱讀，還原為一種個人閱讀，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你和魯迅的個體生命相遇，或者對撞。既然是個人閱讀，那就可以接受，可以拒絕， 個人閱讀是帶有很大的排他性的，其中有些道理說不清楚。比如說托爾斯泰就最討厭莎士比亞的作品，莎士比亞的劇作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托爾斯泰的地位也是無可比擬的，但是托爾斯泰偏偏就不喜歡莎士比亞，他在文章中把莎士比亞貶得一錢不值。但并不因為托爾斯泰的批評莎士比亞就完了，也不因為托爾斯 泰批評了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又不怎么樣了。都無所謂，這是個人行為，喜歡魯迅就喜歡魯迅，討厭魯迅就討厭魯迅， 不必要講道理，個人閱讀就是純粹個人性的東西。魯迅這個人有個特點，正像他對別人愛憎分明一樣，別人對他也愛憎分明，要么愛他愛得要命，要么恨他恨得要死，所以讀魯迅你很難把他排在相當的距離之外，然後客觀地來看他，非常難，也許有些人能做到，但我覺得非常難，他要進入你的內心，你也要進入他的內心，然後糾纏成一團，發生靈魂的沖突或者靈魂的共振，這是閱讀魯迅的一個特點，這是由他這個人與文的特性決定的。我說靈魂的沖突或者靈魂的共振，其實更多的是靈魂的沖突，這也是由魯迅的特點所決定的。」

錢老先生之所以說「魯迅作品應該成為中文系生必讀書」（不過我還是以為，中文系生的必讀書太多了，因此，對於魯迅，就變得不太必要去大讀特讀，但總歸就是繞不開便是了），我想這除了因為魯迅在近代中國文化、思想、學術、社會發展史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外（第一篇白話小說就是由他發表的；今天諸位在報紙上所看到的社論的雜文體也是他所首創），也在於魯迅那「天生的硬骨頭」精神非常值得我們這些「無行文人」效仿吧。看看念了中文系出來的人，有多少不是奴顏媚骨的？說得難聽點就是「文妓」！衹要有個政客出一筆大錢，叫你幫他寫傳記，你寫不寫？（是咯，若是我，寫不寫？呵呵。）一般人都認為中文系生生花妙筆，所以不少政治人物都喜歡找這些人來給自己寫傳記、頌詞，就好像一個嫖客，付了錢後，便對妓女為所欲為——這便是何以我稱這些人為「文妓」！市面上就有這類書，雖然很難說他們寫時的初衷是真景仰那政客呢，還是為了以後自己的仕途得意所以才寫，但是把那政客吹捧得天花亂墜的，而平時擺在眾人跟前的壞的一面就完全壓下不表。嘗觀我校的某些人類的行徑，因為與自己利益沖突所以就在高層面前拼死命抹黑對方，在學生面前又拼死命唱衰對方，然而，在對方面前卻又是那么嬉皮笑臉， 和顏悅色地說自己愿意和對方學習云云。這種雙面人，看了就厭惡！——我這裡罵得那么爽，其實心裡是蠻害怕自己有一天也成了此輩中人的，寫下這樣一段話，就當作自我警惕唄。

實而言之，時至今日，對於魯迅的很多篇章，初看一遍時，仍不很能得其要領。或許真的印證了大陸作家韓少功的「少不讀魯迅」這一說法吧（不過，現在不讀，等到以後老眼昏花時才來讀，便有點遲了）。魯迅本人便說過，他的作品，不太適合年輕人看，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經驗、人生閱歷，方能更好的明白他字里行間所欲表達的真義。

看完《遠行以後》，接著看的便是《老北大的故事》。說是「故事」，嚴格而言更是一部有關北京大學校史的學術著作吧。作為中國第一所高等學府，她對於後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是不言自明的。別說中國，就連咱大馬，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看看早期馬華作家的事跡便知道了。

作者旁征博引，一絲不茍，將北大從晚清時的京師大學堂開始溯源，從那校名如何得來、清廷對於京師大學堂是如何態度、校慶日期改換之秘史、一九一二年嚴復如何當上第一任校長，直到近九〇年代北大的狀況為止，均詳細寫下。不過，作者著墨甚多之處乃在五四前後。這也無可厚非，畢竟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沖擊，幾可成為改變亞洲甚至是世界的歷史轉折點。而五四的發祥地便在北大。於是乎，我才知道原來北大是先以「鬧學潮」聞名於世，而後才是「學術」。

將書裡其中一節的〈不可救藥的自由散漫〉與張中行的數篇〈紅樓點滴〉以及周作人的十來篇的〈北大感舊錄〉對照來看的話，便可一窺北大師生那獨一無二且又非常令人神往的精神。除了我先前一直愛引的胡適被學生攻訐一案外，另一鮮明例子，今特引於下：

「學生們愿意躲懶的，盡管躲懶，也可畢業；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書可看，有學者可與朝夕磋磨，有他們所私淑的導師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煙談學——這便是牛津的大學教育。」

這段原是林語堂用來形容牛津大學的學風的文字，作者將之引進本書後，說道：「除了點起煙斗熏陶天才一說，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筆下的牛津，活脫脫一個『老北大』。」我這才知道原來「煙斗熏天才」的典故來自林語堂。說起煙斗，我想起了作者沿用自今的北大校徽的設計，便是出自魯迅手筆。在北大的導師——王瑤先生（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奠基人吧？）的煙斗，他的全集，便是以煙斗作封面，而從他學生對他的追憶中，也說他手常常不離煙斗。不曉得作者的天才是否就是由王氏的煙斗給熏出來的呢？呵呵。至於林氏所言的愿意躲懶也可畢業云云，今天的北大依然如是？畢竟作者（還有就是張中行與周作人）所述的「自由散漫」的精神態度乃在五〇年代之前的「逸聞軼事」，今天的北大是不是依然秉持著「前人遺風」，則不得而知了。

另外，作者在〈老北大的自畫像〉中引述了胡適之於一九二二年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時對北大的「生日祝辭」，其中的一句話——「祝北大早早脫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真是說進我心坎裡去。因為倘將這段話形容拉大，是非常貼切的。我一直就以為，我們還處於「裨販學術的時代」，看校方的辦學作風，更像是在做生意——販賣文憑。不過這也無可厚非，人家北大創校二十五年了也還是難脫離此行列，更何況我們這所還處於「草創階段」的學府？

這裡有段關於北大第一任校長嚴復的敘述。他於一九一二年二月任命，十月辭職。在這之前我就一直疑惑，為甚么剛上任不久他就辭職不干。從這本書，我找到了答案。至於是甚么答案，有興趣者便自己去找來翻翻唄，哈哈。對於嚴復的比較「具體」的了解，都是從章門弟子處得來，所以在正式讀這本書以前就一直以為他帶給學界的影響沒章太炎深遠。不過，再深想一層，自己會有這樣的「以為」，還真是非常的蠢。五四新文化運動干將，包括周氏兄弟，便都是很受嚴復影響的（雖然最後他們都「棄」嚴復於不顧）。他的引進進化論，後來成為風靡全中國的《天演論》，便是科學思想啟蒙的第一炮！（應該是的，其實我不甚確定是民主先啟蒙了中國人還是進化論先啟蒙了中國人）不過，應該提一提的是，今人多把嚴復相等於赫胥黎（受教自方老），這是不盡然的。北大學者陳平原（就是《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便說，嚴復所翻譯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西方譯著如《原富》、《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穆勒名學》、《法意》、《名學淺說》等，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的思想潮流。甚至是後來對嚴復批評攻訐的章太炎，早期便與嚴復深有淵源，凡為文，都不脫進化論思想。礙於作者所寫的是以北大為主，因此在這本書裡他沒進一步說明嚴復這些西方譯著為中國學界所帶來的影響，是個怎么樣的影響，影響了甚么樣的知識人，在這些受影響的知識人的著作中，有哪幾處留有嚴復譯著明顯的痕跡。（李澤厚的《近代思想史論》中的〈嚴復〉卷？）

黃裳在他的一篇散文裡說過這樣一段話，恰好現在正值酷暑，很能說明我所處的現狀：「長夏無事，以讀書自遣。陶淵明說，『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忘食』不一定辦得到，多少忘掉一些暑熱，倒是可能的。」有沒有「忘署」，我很難說——因為我三不五時就跑去沖涼解暑。但從中所得到的滿足感，倒是足以自遣的。也算是自己赴京前的準備功夫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