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9日 星期一

致犬儒者流

「不管用了什麽名義,我之所以不能容忍對無辜者生命的剝奪,就是因為我曾經直接面對無辜者的死亡,任何為殺害無辜者的行徑辯解的說辭,我都從中嗅到了血腥味。」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

我們讚揚特蕾莎修女,
我們冷笑無條件行善的人。
我們讚揚尼爾森·曼德拉,
我們無時無刻鼓吹種族歧視。
我們讚揚瓦茨拉夫·哈維爾,
我們嘲笑理想主義者不切實際。
我們讚揚悉達多太子,
我們嘲笑嚮往心靈生活的人。
我們讚揚耶穌基督,
我們無時無刻在論斷他人。
我們讚揚甘地,
我們嘲笑參與和平抗議威權體制的人。

我們唾棄希特勒,
我們躲在網絡背後鍵盤注入法西斯思想。
我們唾棄史達林,
有人卻渴望解放軍鎮壓和平抗議人士。

我們犬儒,我們不屑,我們嘲笑,我們潑冷水。
人說,情人眼裡容不下一粒沙子。
我說,犬儒眼裡容不下新生幼苗。
一旦有幼苗長起,犬儒者流便用盡一切方法,
以潑冷水的方式,
摧殘 蹂躪 精神虐殺,
想盡辦法 讓開明的思想 永遠埋在爛泥裡,
以便所有人都變得和他一樣
——不見天日、“活著”就好的犬儒。

其實,我只是想說:
人是軟弱的。
人會放棄,人會失敗,
人會腐蝕,在所難免。

唯獨理念,永垂不朽,恒久傳承。
五百年後,所有人都成塵埃時,
只有它,屹立不倒,仍然能夠改變世界。
然而,它卻不會從天而降。

習慣了與世浮沉、汲汲營營的人,
見到其他人,發揚光輝的理念,
以純粹的心態,
想要改革社會 改變自己
抗議不公 抵制邪惡時,
犬儒者流們,你們,
可以不要再潑冷水了嗎?
即便不願意支持,
靜觀其變,對你又有什麽壞處?
何必以戲謔的語調,看客的心理,
點燃仇恨的烈火,焚燒那,新興的幼苗?
他失敗了,在情理之中,fine。
他成功了,你和你的子孫,
也將同樣得到好處。
這麼簡單的道理,
難道都不明白嗎?

香港,加油。

2014年6月4日 星期三

無形的坦克

孟浪主編:《六四詩選》

據聞,余杰的書,在島內各大出版社——不管是有意到對岸開拓事業的、抑或心裡認定服貿會簽署的、乃至以為這座島嶼的“被回歸”之日即在眉梢的——有諸多顧慮的情況下,大抵都謝絕出版。

同樣是據聞,上個月初由黑眼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六四詩選》,亦遭遇了同樣的對待。在動念出版這本集子時,現居香港的孟浪聯絡了鴻鴻,同他說起這個想法,並希望由黑眼睛來出版這本詩集。鴻鴻聽後,直說好,但若從現實層面來考量——比如行銷、成本、人力等,他建議先找其他資金比較雄厚的出版社來出,如若都找不著,他再代為出版。

奈何,在尋訪過程中,這本集子一一被拒,即便是《六四詩選》裡入選擁有一家出版社的詩人,也同樣拒絕了。站在拒絕者的立場考量,似乎亦無可厚非。倘若你真的有意到同文同種的對岸拓展事業藍圖,在你長長的出版名單上,出現這麼一本能夠讓赤黨神經抽蓄的書目,你想你版圖的足跡還能在那麼廣袤的土地暢行無阻嗎?然而我也由此確定,文從來不比妓高尚,不管是精神上或肉體上,文與妓更多時候是相互交織,兩位一體。

在資本主義高度巨大化的今天,小書店舉步維艱地慘澹經營,書市紛紛為連鎖書店吞併,把賣書視作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利益最大化,這原已是個大劫難,而今因為政治禁忌而再多了一層出版的屏障,不啻是雪上加霜。想起有人說,以營業為目的的書店所出的東西,因為怕遭殃,就竭力選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因此,再多的出版物,其實等於空虛。原來,不必等到兩岸服貿簽署,二十五年前碾死了無數生命的坦克早就潛移默化地規訓著二十五年後的這些出版業者,暗中威逼他們自我審查,自我閹割,乖乖當起無聲的順民。自由的空氣如此稀薄,經不起大炮的一響,便煙消雲散。話又說回來,爲了溫飽,絕大部份的人大概也都會這樣吧。放著眼前的利益不逐,實在有違生物本能的發展。畢竟,連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都已經市場化的今天,還有什麽是不可以的?

日前閱讀野夫的《鄉關何處》,其中一篇回憶他大伯在國民黨專政期間的革命與愛情時,寫道:
在當年,這些人都是國家的讀書種子,是人中龍鳳,他們為何會選擇起誓,要去從事一件確實違背當時政府法律的危險事業呢?那麽多的才子才女要去造反革命,他們並非熱衷於殺人越貨的人啊?若干年後,我和大伯漫步於珞珈山的密林草徑中時,我向大伯提出了這一疑問。他苦笑著告訴我——人除開生命本能之外,還有更高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說:不自由,毋寧死;講的就是精神自由的價值大於生存。我們那一代人,許多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而蔣介石從孫中山那裡繼承而來的國家體制,是違背現代憲政的“三一律”——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當基本的人權都要被這個政府所鉗制時,如果有另外一個黨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結社言論自由”的口號時,你說它能不吸引我們這些愛國憂民而又輕身躁進企圖改造社會的理想青年嗎?無數優秀的先驅真正為此理念拋了頭顱。
自由和民主這一對詞彙,的確很迷人。現代的政治文明,即便是專制的、極權的、寡頭的,也不能公然否決它們。然而兩千年前流傳下來的這句話,“衣食足而知榮辱,倉稟實而知禮節”,古典名句的現代詮釋,便是“獨不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陶淵明當年身體力行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深深明白基礎的溫飽才是最切身的。所謂“道”,也就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倘若餓死了一切就枉然了。如今卻仿佛變成了酒足飯飽思淫欲,過於安逸的環境把追求理想社會的人性都消磨殆盡。大概,必須等到普遍所有人都吃不飽穿不暖的關鍵時刻,對所謂自由民主之理念才有追逐的可能。不過,當這一天真的來臨時,要有多少生靈因此而賠上、墊底?多少無告的眼淚在無人知曉的角落裡流淌、風乾?這些問題,則又是如今處在安逸環境中的人們所來不及理會的了。

也許,在這樣的漫漫長夜裡,僅能對著一閃一閃的流螢,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2014年5月10日 星期六

解嘲:因寄書而起的連翩念想


年初,將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書打包起來,寄回南國。

臺灣這塊地,雖然體會到的政治文明與來這兒以前有一些想像差距,但是,就買書看書逛書藏書而言,此處真是天堂。

正因如此,這幾年間,我的房,薪積日累,堆成小天堂。

直到要將它們一一包裹寄送回去時,天堂漸漸坍塌。隨之而形的,是萬劫不復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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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如此挖苦藏書家:一個人之所以會變成藏書家,就是因為某日買到了一本他基本確定不會去讀的書。另一句則更為刻薄:藏書家就是必須戴上白手套才去翻書的傢伙,且只看末頁,因為那裡可以查看詳細的出版信息,術語叫“版權頁”。

自然,我絕非藏書家,但本身也藏了好多書的緣故,所以有時也難免讓人調侃。“你買這麼多書,全都看完了?”“藏了這麼多書,不可能看完吧?”“如今網絡訊息爆炸,資訊發達,你還有必要這樣買書么?”諸如此類。

看心情,如果壞,我會回答:“是啊,沒可能看完的,只是我買書的情況已經達到病態的境界而已。這就像好些女孩子,明明有了那麼多衣、那麼多鞋,仍然逛一回買一回,而且好些都未曾穿過。有些穿過一兩回,洗舊了,就不再穿。有些則只是在買衣那一刻在試穿間穿過一次,帶回家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此後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真的好病態。”

倘心情好,則會說:“一本書是否具有價值,是沒必要從頭讀到尾的。而且也不是每本書都有細讀的價值,有些書的存在,只爲備查用。只要大約知道那本書是討論什麽的,就好了,關鍵只在需要某書之際,可以準確摸到你要的知識。帶著疑問入睡,那是要短幾年命的。養書千日,用在一時,說的正是這意思。”

至於網絡,恕我偏見難移。那是給不想動手動腦並貪圖方便的人所用的工具,久而久之是會變弱智的。然而這幾年間我深受其害(也弱智了一大半),卻也廣獲其益。因為網絡,五花八門的訊息,沒有那專業知識的判斷,很容易被唬弄,乃至迷失,淹沒,最後淪落成呆坐枯井的青蛙——莫道虛擬世界杳無邊境,實則困守四壁,宅於網彀——你的世界就只得那片銀幕那般大。但也因為網絡,使我在踏入那道陌生領域的門檻時,能夠按圖索驥,找到需要的鑰匙,打開或滄古或絢爛的大門,開眼看世界,不至於變成一個摸象的盲人。

換句話說,網絡只是過程,不是結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前後若顛倒,是要著了魔的。(自惕!)

因此,網絡和書本,我始終是“迷信”後者的。畢竟,比起隨便阿誰都可以發表的網絡文章,一本專著的出版,過程顯然是相對嚴密、審慎得多,尤其當你對各家出版社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們出書的質量如何。正因如此,我的書,才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多得他日回返蘭都,大約都可以在那彈丸的邊境小鎮,成為藏書第一的酸迂書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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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始至終,我只是個蹩腳的看書人。

向言文不如妓,而我又不如文。雖知文不愜當,句難精巧,神魂頇愚,情志葳蕤,而又吟賞自矜。雖不覺能肩旁人,卻毫無自見之明。古人嘗言,若非天才切勿操翰,但成學士亦足為人。奈何有事無事,仍喜於此依依呀呀,哼哼卿卿,彷彿蟲蠅吟飛,無益於世,有敗於時,誠可譏也。

我買書看書,大抵是憑著一時的血氣,覺得那段時間對什麽議題感興趣,就將平時消費餐點與喝幾口酒的額度,交換成所謂精神的食糧,為的只是填飽那一時的好奇——往往卻只填了個半飽,就又貪鮮,另覓他食。幸而自身亦非輕薄寡情之流,縱獲了新人,對舊人仍然眷顧——食髓總是知味,醇酒越久越香。平時不去繙它、看它,並不是忘記,而會在午夜夢迴那時,忽然雷鳴電閃,寤然驚醒,聽到某個舊人在篋笥中嗚噎。這時就會如中猴那般,從床上跳起來,在闃無人聲的寂寂長夜裡,翻找當時的悸動,重溫芳思。

雖然如此,每回打開書櫃,看著櫃中堆疊如幾幢危樓正搖搖欲墜的書,總是要感歎:人生如此短暫,書路如此漫長。

難怪莊子總是要嘲笑這等人。生有崖,知無崖,以有崖隨無崖,無異夸父逐日。然而,人之所以為人,其可愛與可憎之處便在於此:明知不可而為之,為之不可而迷之,迷之不可而輾轉反側,而寤寐思服,悠哉悠哉,一朝得之,則棄之如敝屣。大概,這便是人類與動物的差別所在吧。所以人既比動物還動物,同時也不如動物。

不過,這段日子,總算隱約感覺到一件事。書堆裡邊所蘊藏的抱負以及蠱惑了一代又一代讀書人的言論,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含糊不清的熱情。

不管是囫圇吞棗,抑或細細咀嚼,每每掩起卷來,或長思,或冥想,會發現:沒有多少本能正確明白地為繙閱它們的人指點迷津。各式各樣的主張,在各式各樣的時空背景之下,被各式各樣的人提出來。梁元帝曾說:“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固然,已有的事必再有,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然而,生當其時,活在當下,卻往往會陷入雲深不知處的神秘廬山之中。彷彿那神秘的紗幕,是如何撥都撥不開的。唯有事過境遷,才憬然有悟:啊!原來古已有之!至於“於今為烈”還是“不為烈”,則往往只是主觀的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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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就有人要問:讀書為何?為何讀書?

既然問了,就有人要答:在廣袤無邊的世界中,對有限的人,有限的我,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有限的認識,藉此填充那,無限的虛妄。除此之外,你還能改變這世界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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悵然呆思之際,喜獲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二版《管錐編》。先是,知書林版與中華版殊無二致,措意添置。不意冊二長告闕逸,遂難以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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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人民文學出版社戴明揚的《嵇康集校注》,過了五十年年限,終於版權到期,轉由中華書局出版!喜事一樁!

2014年5月3日 星期六

這是阿拉的旨意


這幾日馬來西亞因為伊刑法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對我這個吉蘭丹的華人來說,如果僅僅站在最直觀及最自私的立場來看,通過不通過其實都沒差,因為那“看起來”不影響到“我”,“我”又不是穆斯林,也沒想過要娶馬來妹妹。估計多數典型的“各掃門前雪”的華人大概都會這麼想吧,也許。

然而,如果依然以這種“那只是穆斯林的事”來看待這次事件,那麼“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口號,大概永遠就只能停留在口號而已。各個族群的共識不一定會因為這樣的思考模式而分散,但對促進消磨彼此隔閡的作用,大概是會有滯礙吧。如果站在民主進程來看,《可蘭經》信條下的懲處和“世界人權宣言”多少是有牴牾的。只不知伊黨會怎麼處理這一層。

奈何,族群與宗教一直都是我國不能理也不能亂的敏感課題,而馬來人一出身就註定一輩子是穆斯林這件事,也使得其他友族在公開場合不好對伊斯蘭教說嘴,彷彿已成為一種禁忌。正當如此思量之際,恰好看到這麼一則除了馬哈迪這尊拿督公之外公然反對伊刑法的馬來人的新聞
前任首相署部長再益趁機諷刺一些道貌岸然的馬來人表裡不一。他聲稱,雖然這群人的言行似乎很正派,但私底下卻在國外飲酒尋歡,違反伊斯蘭教義。他抨擊,這些“膽怯”的馬來人本應反對大馬落實伊刑法,但他們不敢對此提出看法。再益是吉蘭丹人。他坦承本身曾與朋友到丹州和泰國邊界尋歡,而那裡每逢週末都有上千人狂歡。(只不知在伊刑法真的落實的情況下,身為吉蘭丹人且又坦承“罪行”了的他,會否被起訴然後被石頭丟死?)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寫湘雲、寶釵、寶琴、平兒、鳳姐、寶玉在大雪天底下圍烤爐燒鹿肉吃。黛玉因為身子弱,吃了難消化,所以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笑笑地說起風涼話:“哪裡找這一群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庵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庵一大哭!”湘雲一聽,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那群被再益批評不敢提出看法的馬來人甚至對此附和的巫統黨人,膻心繡口,都要遵循阿拉的旨意,如同於本回湘雲口中所罵的假清高,只差還沒為阿拉同聲一哭。

對於伊刑法,那些看起來言行似乎很正派的馬來人大概都是被層層經過宗教馴化後的外衣所包裹,卻忘了只要站在現代人權的立場來檢視這套刑罰的合理性,大概就理據自明了。從某種程度來看,這種刑法制度,無疑只對一般平民階層或者弱勢的穆斯林以及與穆斯林可能扯上關係的非穆斯林湊效。偷了東西的,不管男女,就要斷手;通姦的,不是鞭笞一百下就是被石頭丟死(耶穌:“你們當中誰是沒罪的,誰就可以用石頭扔他。”)。但是落實了這套刑法能否降低罪案率的發生,情形就如同於死刑。很多人以為,死刑能起到恐嚇作用,犯罪率會因此減少。但事實是否如此,嗯,問問谷歌大神啰。要說,法律本來就只是對有錢有勢的人公平。再多加這麼一套復古的刑法,一般民眾無端多了另一套規訓,而且還是不合乎現代人權意識的規訓,真是不嗚呼也要哀哉了……

不過,就如許多識者所指出的,伊刑法通不通過,關鍵都在巫統黨一方,議席的大多數始終是執政黨,贊成與反對,終歸是看執政黨臉色。只是,當宗教碰上政治,其變質乃在意料之中。通過也好,不通過也罷,都只是少數幾個政客爲了遂一肚子的個人算計而在檯面角力的政治的把戲。

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余斌《周作人》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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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怨恨不平之氣,那時的周作人領會不到,即使父親的病與死——在魯迅那裡,那是一段刻骨銘心、難以化解的痛苦記憶——也沒有在他心中引起強烈的震盪。他仍維持著避難鄉下時的那種“渾渾噩噩”的狀態,父親病中他隨了魯迅去尋各種奇奇怪怪的“藥引”,在他就好像是到野外去上有趣的博物課,又像是在玩一連串教人入迷的遊戲。那些相信“醫者,意也”的“名醫”開出的種種荒唐的“藥引”,後來在魯迅、周作人的散文裡都出現過的,什麽冬天的鮮蘆薈一尺,經霜三年的蘿蔔菜,幾年陳的陳倉米,平地木十株,等等,最奇的當然是原配的蟋蟀一對,——魯迅諷刺道:“似乎昆蟲也要貞潔,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近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周作人的記述則要平靜溫和多了:“……例如又一次要用蟋蟀一對,且說明要用原來同居一穴的,對才算是‘一對’,隨便捉來的雌雄兩隻不能算數。在‘百草園’的菜地裡,翻開土塊,同居的蟋蟀隨地都是,可是隨即逃走了,而且各奔東西,不能同時抓到。幸虧我們有兩個人,可以分頭追趕,可是假如運氣不好捉到了一隻,那一隻卻被逃掉了,那麼這一隻捉著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對,用棉線縛好了,送進藥罐裡,說時雖快,那時候卻不知要化若干功夫呢。”這裡魯迅式的憤然見不著,過程寫得詳而有趣。對周作人,這固然也是在尋“藥引”,同時也就是逃脫枯燥乏味的功課的“貪歡”時刻吧?百草園真要比三味書屋有趣多了,即使是在尋藥引。
——父親的病、兄弟個性差異。25-26

還在到日本以前,魯迅在返家省親完婚之前就在心中說起,要在日本後辦雜誌,從事文學活動。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是我們已經熟知的,周作人既然一直深受大哥的影響,同時在南京就學時已經表露出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又像大哥一樣,相信梁啟超的說法,認定文學是改造社會的絕好工具,對魯迅的主張自然是熱烈響應。
——文學能改造社會?揭露人性。75

要介紹外國文學,首先得搜集資料。周氏兄弟除了維持清苦生活之外,官費所餘的一點極有限的錢都用在了買書上。周作人平日幾乎足不出戶,終日在下宿裡讀書,偶或外出,十有八九都是去逛書店。有些書雖很想買,無奈囊中羞澀,只能看著眼饞,有時以較低廉的價格買回了想要的書,那真是喜出望外。每次去書店,少有空手而回的時候,回來時總是袋中空空,與好友相對苦笑:“又窮落了!”雖說是嘆窮,話裡也有喜意。逛書店是周作人最愜意的時刻。那是工作的一部份,也是最好的消遣。他像魯迅一樣,從小就成了一個真正的愛書人,幼時就將壓歲錢拿去買書,以後在杭州陪讀,到南京讀書,買書始終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在東京,他同魯迅把大大小小的書店都轉遍了,因書店集中而被稱作“書店街”的神田區神保町那一帶,更是他流連忘返的所在。兩兄弟在買書上從不吝惜,他們生活的費用與買書花的錢全然不成比例。有一次在一家舊書店,他們花了十六元錢買下了一部德文的《世界文學史》,須知這錢差不多等於一個人兩個月的食宿費哩!
——流連書城、買書看書。77-78

周作人年輕時就仰慕鄉賢前輩,像俞樾、王思任等人,都是看淡功名利祿,而以學問文章為人推重的。
——第三不朽?85

也許正是因為性情,因為看重修成一己學問的緣故,他身上有一種傳統讀書人的清高,不免以為讀書作文才是更有意義的,而對那些實際的社會政治活動則有意無意間有些不屑。我們一直在說他在閉戶讀書,其實他身邊的空氣並不那麼安閒平靜。這時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中革命氣氛高漲,單是參加同盟會的就有五千人,許多著名的革命家都在日本活動,醞釀推翻清王朝。魯迅秘密參加了革命團體,他們的住所常有人來往,一些逃亡到日本的革命者也在那裡暫住,時常談論國家大事。與魯迅比起來,周作人對群體的活動不是很熱心,達到人們暢言革命的場合,他也參加,但總是一言不發,保持沉默,好像有幾分疏遠,給人的印象是十分高傲,像一隻昂著頸子的鶴,魯迅因此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都路”(日語“鶴”的譯音)。
——不熱衷政治活動。86

《域外小說集》的出版在中國翻譯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因為這裡的譯法是全新的。此前國人對西方小說的翻譯大多是林琴南式的,嚴格地說起來只能叫編譯,譯者並不是一字一句地照譯不誤,而是譯其大意,而且任意對原文做增刪,一半是譯,一半是自己的創作,有時還照顧國情,將原作改得面目全非。林琴南譯的《迦茵小傳》就將原作後半部盡皆刪去,因為後半部寫到女主人公有了私生子,在林看來,那是與三綱五常的道德大相違背的。周氏兄弟早先也是類於林琴南那樣的譯法,可是後來他們覺得這樣的翻譯模糊甚至歪曲了原作的面目,所以他們定下了新的原則,那就是直譯原作,寧可冒犯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也要存真,決不把外國人的小說弄得有幾分像中國人寫的。這裡面有著他們獨到的理解和追求,即外國文學的精髓往往就在那些與中國傳統文學不同的地方,因此不是要模糊其與中國文學的差別,而是要將其充分地傳達出來,這樣國人才能從這差異中學習別人的所長。
——翻譯上的“創新”。87

周作人記憶中美好的一面總是同一種諸事不煩、閒適自在的生活情調聯繫在一起,一天翻書發現在日本時寫的記述秋日釣魚的一篇遊記,更添了悵惘之感,他自己也疑惑:“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豈人情乎?”可感覺這東西是沒法規定的,他瞞不了自己,也不想迴避,相反,他不勝低迴地咀嚼那滋味。他將遊記重錄一過,加上一則附記,記下“雖歸故土,彌益寂寞”的感受,又提一首詩道:“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蒼黃。舊夢不可道,但令心暗傷。”
——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93

面對如此巨變,周作人不可能真正無動於衷,畢竟,他也是個有反清思想,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的人。只是他習慣了扮演冷眼旁觀而不是積極投入的角色,總是與實際的革命活動保持著一段相當的距離,又不肯“興與人同”,人云亦云,相反,對時流的見解他總是有幾分不屑的。魯迅戲稱他像一隻高傲的鶴,也正是說他這份距離感和孤高。他也真有一雙“冷眼”:辛亥革命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即大功告成的,即使對於革命黨以及傾向革命的人,也顯得非常突然,但這“突然”只是讓他們喜出望外,而周作人的“冷眼”卻讓他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他相信正因其來得太容易,也就潛伏著危機,——絕沒有速成革命的便宜事。革命黨裡的很多人他都知道的,像那位在日本時到他居所來過,人稱“煥強盜”的陶成章,像那位綠林出身,此番領了革命軍進紹興,做了都督的王金發,這些人鬧革命他當然贊同,可是他們身上的權力欲、江湖氣卻讓他畏懼。在日本時魯迅、許壽裳等就一起議論過,“假如煥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們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倖免”,周作人像他們一樣,直覺到這些人並無真正的現代思想,容不得不同的聲音,他們上了臺,也許是另一種專制吧?憑這樣一些人鬧革命會有好的結果嗎?周作人很懷疑。反對滿人的統治在他是不言而喻的,可在日本的這些年,他已更多地受到現代思想的洗禮,反清已經不再只是將滿族人趕下臺,而是要結束封建專制,如果只是以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那漢人的統治又比滿人的統治好的了多少?豈不是“換湯不換藥”?
——冷眼觀世局、今之中國大陸亦不過又另一種專制。95-96

永井荷風:“現在雖云時代已變革,要之只是外觀罷了;若是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則武斷政治的精神與百年以前毫無所異。”
——換湯不換藥。98

魯迅雖然“偏激”,卻並不積極,經歷了近代的種種流產的革命運動,他對中國的事情已深感失望,文學革命鬧得沸沸揚揚,他卻是業餘的時間都悶了頭鈔他的古碑。錢玄同既已是《新青年》的骨幹分子,當然是積極的,他來補樹書屋的一個目的就是“勸架”,替《新青年》約稿——畢竟他們還是人單力薄,急需志同道合的同志。魯迅本是外冷內熱的人,縱使自己仍不敢對啓蒙事業抱有希望,但沖著朋友的期望,想到先驅者的寂寞,他終於不能繼續消極下去了。“勸架”的結果是,他加入了《新青年》的陣營,1918年三月號的《新青年》宣佈此後雜誌不收外稿,文章全部由編輯部同人擔任,魯迅即在同人的名單中,而一個月後,便是那篇令國人震驚的〈狂人日記〉問世。
——消極和“應酬”。134

周作人想必也是錢玄同的約稿對象,不過他倒用不著像對魯迅那樣勸架。他本不像魯迅那樣憤世嫉俗,又是剛從偏遠的紹興來到北京,頗想有一番振作,所以並沒有魯迅式的消沉。說起來他給《新青年》投稿比魯迅還要早了幾個月,而他也與魯迅同時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不過一開始他並不算《新青年》的要角,他最初發表的多是譯作,沒有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那樣一炮打響。翻譯畢竟不像創作,似乎更專門、更帶學術氣,譯家的名聲是慢慢積累的。此外,他離社會文化的熱點也遠了點。當時的熱點是古文白話之爭,周作人雖贊成白話,並且以白話譯作響應胡適等人的主張,但是與文學革命比起來,他內心更關切的乃是思想革命,所以他並沒有寫文章正面地參加白話文的討論。……發表在《新青年》1918年五月號上的〈貞操論〉(譯作)則立即震動了中國思想文化、教育、輿論各界。……胡適首先起來應和,發表〈貞操問題〉一文,盛讚〈貞操論〉的出現“是東方文明史上一件極可賀的事”。魯迅則寫下了〈我之節烈觀〉,同地沒有愛情的舊式婚姻,大聲疾呼讓人們享受“正當的幸福”。一時之間,“貞操問題”成了社會上討論最熱烈的話題。
——周作人的“默”與〈貞操論〉及中國首次女權意識的震盪。135-137

感到欣喜的不僅是陳獨秀,北大追隨新文化運動的學生社團“新潮社”的領袖人物傅斯年撰文道:“進來看見《新青年》五卷一號裡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學〉,我真佩服到極點了。我所謂白話文學的內心,就以他說的人道主義為本。”後來中國第一個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成立,章程由周作人起草,那裏面提出的“為人生的文學”的主張,與〈人的文學〉也是一脈相承。可以說,周作人的文章一發表,他的思想便被廣泛地接受,說它在新文學陣營中起了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的作用也不為過。所以直到1935年,胡適在一篇總結文學革命的文章還說〈人的文學〉“至今還值得細讀”,並以史家的眼光,稱該文是“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受到同人和外界熱烈反響的鼓舞,自〈人的文學〉之後,周作人真可以說是一發而不可收了。他陸續寫了〈思想革命〉、〈新文學的要求〉、〈聖書與中國文學〉等文章,這些文章貫穿著〈人的文學〉的精神,從各個角度加以闡發,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由此他也成為新文學最具權威性的理論家。
——“人的文學”。141

周作人的講課並不高明,其方式也與魯迅兩樣,魯迅常離開了講義加以發揮,而且講得幽默風趣,引人入勝,周作人則是照本宣科,往往是目不視人,伏在講臺上自顧自念講義,說話的聲音很低,還是一口難懂的藍青官話。可因為真有學問,學生還是服他。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就是因周作人講授《歐洲文學史》而被吸引到一起的。
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與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人發起組織了“新潮社”,這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早出現的學生社團,也是五四時最有影響的學生團體。周作人與該社團的關係超過了同在北大執教又同為新文化運動名人的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他的重要文章總是迅即地在這裡得到回應。
——不善於講課、備受崇敬。144

隨著名聲日高,周作人對青年人的感召力遠遠超出了北大,作為攻擊舊道德舊文化不遺餘力的人,作為新文學的理論權威,五四時期他在青年人中的影響可以與魯迅相提並論,因為身在北大,他與青年的接觸還更多更直接一些。青年人把他看作良師益友,他對青年人則給予熱情的扶植和幫助。向他寫信求教,尋求支持,或是請他演講,參加活動的人實在不少,而他幾乎是有求必應。後來成為散文名家的梁實秋,在清華大學當學生時,曾代表清華文學社到周作人家裡請他去清華演講,事先沒有任何介紹,演講也沒有報酬,就這麼冒冒失失地去了,周作人接待了他,並且一句話就應下了。從他的住地到清華,做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到約定的那一天,他風塵僕僕準時趕到了。
——新文學的理論權威、毫無架子。146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從日本)回到北京,六月三日趕上軍閥政府大肆逮捕學生,當天他即同劉半農、陳百年等前往北京大學,自稱是北京大學代表,與軍警交涉,要去第三院法科慰問關押在那裡的學生。那幾天裡他常到學校參加教員的聚會,商討營救學生的辦法。五號那一天下午,正從學校裡往家走,卻遇見學生演講,大隊軍警將他們團團圍住,人群正想擠過去,軍警的馬隊便過來沖散行人,周作人險些被馬撞倒,狂奔了好遠才停下。他雖經歷過一些事,卻還未受到過這樣的驚嚇,眼看著馬隊衝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憤怒了。回到住處,寫了一篇〈前門遇馬隊記〉,記述歷險經過,並裝呆賣傻,正話反說,對當局好一通諷刺,結末說:“我從前在外國走路,也不曾受到過兵警的呵叱驅逐,至於性命交關的追趕,更是沒有遇著過。……可是我絕不悔此一行,因為這一回所得的教訓與覺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第二天他就將文章交給負責編輯的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皮裡陽秋,指桑駡槐,周作人的“罵人”文章都是這麼寫的,他不屑於同對手論理,更不用說是潑口大駡,諷刺更能維持他居高臨下的蔑視的姿態。
——周作人的諷刺。150

那時新詩正在難產的階段,舊體詩詞太輝煌,留給人們的影響太深了,包括第一部白話新詩、胡適的《嘗試集》在內的許多新詩都還留著舊時的痕跡,像是纏過小腳剛剛扯去了裹腳布,走起路來不自然。周作人早就認定自己不適於作詩,只適於寫散文,可作為新文學的倡導者,看到新詩創作比白話小說、散文更難成氣候,他自覺有義務打打邊鼓,也就“勉為其難”地上陣了。也許以今天的標準,他的詩沒有多少詩的味道,不過是散文分了行寫,然而在當時,這樣完全把舊詩拋在一邊放手寫去,卻是創舉,——他寧可少些詩味,也要與舊詩拉開距離。
——五四時期的新詩。165

就在〈小河〉發表兩個多月後,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爆發了。周作人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學生一邊,又是寫文章,又是參與營救學生的活動,表現得很是積極。可那是一種道義上的承擔,從心底裡,他對這樣的運動方式是不以為然的。如此發展下去,結果會不會走向極端,引起暴力呢?暴力,不論是反革命的暴力還是革命的暴力,都是他害怕的。
——鬧哄哄中的一彎清流。167

《新青年》遷滬後,陳獨秀與他還有聯繫,胡適等人既已退出,陳獨秀更寄希望於周氏兄弟們給他供稿撐臺。周作人也還有稿子寄去的,可他知道,如今的《新青年》不比過去,他也沒有往日的勁頭了。更關鍵的是,因為同一戰壕裡的人各趨一途,各奔前程,眼前似有無數條道,又似每一條都走不通,他該往哪裡走呢?胡適的實驗主義他沒興趣,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他並不信服,對自己倡導的“新村”運動他也打退堂鼓了,甚至他奉為“新宗教”的人道主義,他也覺得太空洞抽象,與實際無補。再想想,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啓蒙運動留下了什麽呢?中國社會的情形似乎還是照舊,政府依然專制蠻橫,老百姓依然麻木不仁。周作人感到迷惘。
——迷惘。172

迷離惝恍中感覺卻又特別的敏銳,似有無數的念頭紛至沓來,思緒飄忽不定,卻有不變的灰暗的底色。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起落,他已經意識到個人對於社會的無能為力,現在纏綿病榻,他越發感到一己的渺小以至生命的微不足道。種種的意念在他頭腦中發酵,尋求著表達。
像他初到北京出麻疹時的情形一樣,傍晚時分,魯迅下了班之後,總是匆匆到他屋裡或病房來探問,這應該是他一天中最覺溫暖愉快的時刻了,他在病中深感寂寞孤獨之際,也只有魯迅能夠充分理解他的心境吧?四月裡的一天,魯迅又來看他,他將他剛寫好的一首題作“過去的生命”的詩的大意向魯迅說了,魯迅拿過詩稿念起來……魯迅好像在體味著詩中的情緒,聲音很低,念得很慢,待念完,兩人都不出聲,房中靜靜的,仿佛真有什麼東西悄無聲息地走過去了。這情境,周作人直到幾十年後想起,還是宛如就在眼前。
——過去的生命。175

〈歧路〉。荒野上許多足跡/指示著前人走過的道路/有向東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么?我相信是這樣的。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只是爭了眼睛望著,站在歧路的中間。我愛耶穌,但我也愛摩西。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來由他打!”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吾師乎!吾師乎!你們的言語怎樣地確實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麽事呢?
周作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更直接地說到了自己的困惑:“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一起來,造成一條可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淩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雜料店了。”種種對他不乏吸引力的主義學說像是散落的珠子,他找不到一根線將它們串起來。失去了信仰的人是痛苦的,倘若從沒有過信仰倒也罷了,他卻信奉過人道主義,擁抱過“新村”。曾經擁有,一旦失去,不免有一種空虛之感。
——歧路、失去信仰。182-183

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范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人認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 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卻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痴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自己的園地。184

周作人曾經對宗教表示過興趣,並且認為藝術的起源大半是從宗教儀式中來,文學和宗教都有“忘我”、“入神”的特點,還有過“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的藝術”的斷語。
——藝術與宗教。185

魯迅與周作人關係之密切,是人所共知的。他們的關係遠非一般的兄弟情誼可以形容,就以自家兄弟而論罷,他們兩人由於年齡相近,學樣相當,其關係就要比同老三周建人之間親密得多。在外人眼中,周氏兄弟簡直就是二位一體。兄弟倆都是有些懷疑主義而不容易樂觀的,可在兄弟之間的關繫上,兩個又都很理想主義。
——周氏兄弟的怡怡無間。190

在失和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周作人和魯迅在精神上卻依然存在著一種盟友的關係。不管錯在哪一方,他們的分手是由於個人的恩怨是可以肯定的,而他們的關係遠不止於兄弟間的個人情感,更有思想的一致,精神的相通,個人關係破裂了,可在文壇上,在社會面前,他們仍是同一戰壕中的人。外界的壓力常迫得二人配合作戰,令人驚訝的是,這對結下不可解的怨仇的兄弟面對共同的敵人,有時步調竟顯得驚人的一致。
——兄弟失和後的冥冥步調。212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勸告被開除的六位學生領袖就此歇手,不必做了群眾運動的犧牲品,因為他深知群眾性的運動起來時轟轟烈烈,待到高潮過去,往往又是一轟而散,到那時,領頭的人就白白犧牲了。
——群眾運動無可改的致命傷。220

周作人與現代評論派打筆仗,並非單是為學生抱不平,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陳西瀅文中大有挑唆北洋政府出面嚴厲鎮壓女師大學生之意。若陳西瀅等人只是發表自己的主張,周作人雖反感,也還可以做到某種程度的寬容,然而要政府出面干涉,那不就像白話文運動時林琴南要借徐樹錚之力壓《新青年》、北大一樣了麽?這已然不是平等的爭論,而是搞專制了。周作人和魯迅馬上反擊,魯迅寫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則寫了〈京兆人〉。
——挑唆政府插手。221

周作人學識淵博,通幾國文字,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的文學,再到日本的文學,他都瞭解,不光是文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等他都曾涉獵,而且都有相當的造詣,至於中國的典籍就更不用說了。他讀過的書真多,五四一輩的學者文人中,他是讀書最多的一位,魯迅晚年就曾慨歎過,文壇上讀書多的當屬周作人了。周作人曾經對人說過,他喜歡閑覽筆記,中國的筆記,他都看過,——要知道,中國的筆記真是要用”汗牛充棟“來形容的。他特別推崇英國的一位性心理學家藹理斯,此人的英文著作二十多本,他都讀過。他看書很快,有次他借來一本英文的《藹理斯自傳》,三五天就看完了。他讀書非常雜,從高文典冊到一些向來不被人注意的雜書以至笑話、諺語之類,他都看,目的是瞭解“人”,——他說過,凡與“人”有關的一切他都感興趣。不光讀得多,讀得快,而且還善記,他與人閒談,常提起某書某書裡的情形和細節,就像是剛剛度過。
——博學的目的:對人的關懷。271

越是到後來,周作人的散文就越仰仗他的讀書,原先他散文創作的形式多樣,到後來,似乎都是讀書隨筆一類的了。……他常常戲謔地稱自己是“文鈔公”,因為他從古人書裡引的話常成了文章主要的部份。不過做他那樣的文鈔公實在不易,首先要讀那麼多的書,再者需要獨到的眼光,才能從哪些往往大半顯得陳腐的書裡有所發現,更要緊的是,他加上幾句自己的話,輕輕點染,便能使其意蘊煥發出來,或是生出新意,鈔的部份與他自己的話水乳交融,成為清理俱到的好文章。
——文鈔公。272

在散文寫作上,他的成就在當時幾乎是無人能及的,三十年代,一位外國記者問起中國的優秀作家,早已和周作人翻了臉的魯迅頭一個提到的就是他,提到的既是“作家”,魯迅當然主要是指周作人的散文而言。
——知堂散文第一。273

當時已經很有影響的美學家朱光潛評論說:“在現代中國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做的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紀的人,還能領略閑中情趣,……在讀過裝模做樣的新詩或形容詞堆砌的小說之後,讓我們同周先生坐在一起,一口一口啜著清茗,看看院落裡的花條蝦蟆戲水,聽他談故鄉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立腳點江南水師學堂和清波門外楊三姑一類的故事,卻是一大解脫。”
——朱光潛評知堂。273

周作人解脫的是什麽呢?當然是啓蒙的使命,對社會的責任。清黨以後,他對社會的變革已不抱希望,他覺得過去那麼起勁地宣傳新思想,對變革社會沒有任何實際的作用,簡直就是白費唾沫。面對現實,他深深體味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改變社會,那是英雄的事業,自己則終不過是一個凡人。社會上的情形如此混亂骯髒,真像是在明代末年的“亂世”。既不能像英雄那樣救民於水火,一個凡人能做的,也只有潔身自好,“苟全性命於亂世”了吧?用大白話說,“苟全性命”就是活著。
——在自己的園地苟全性命。274

當然,活著也有不同的活法,像周作人那樣的人,即使退回到個人生活的天地裡來了,也還要設法賦予凡人的生活某種積極的意義。早在《語絲》創刊時,他就已經在追求著一種“生活的藝術”了。他說:“生活是不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的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做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後一種當然就是“生活的藝術”,或者反過來說,“藝術的生活”了。何為“微妙地美地生活”呢?後來周作人說得更明確了,那就是“忙裡偷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裡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刹那間體會永久”。換句話說,生活、現實是紛亂的,令人不快的,你沒有辦法改變這一切,但你要佈置一個人的天地,從中找到愉快,這樣生活才有點意思。這裡的關鍵是不要捲進紛亂的現實中去,保持一定的距離,用欣賞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也就是在這種眼光之下,周作人筆下的種種(從喝茶飲酒到烏篷船以至蒼蠅)才顯現出和諧的美與淡淡的情趣。
——生活的藝術。275-276

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大動盪的年代,經歷了新文化運動的退潮,國共兩黨關繫的破裂等一系列的變動,許多知識份子對現實已經心灰意冷。國共兩黨的鬥爭愈演愈烈,階級鬥爭在促使人群分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兩個對立的陣營,然而大多數人都是中間派,既不想革命,當然也不想反革命,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壓力卻似乎在逼迫他們做出選擇。面對這個“亂世”,這一大群不左不右的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這時候,周作人提倡的“忙裡偷閒,苦中作樂”的生活態度,那種追求生活的藝術的超然姿態,連同體現了這姿態的小品文,似乎給人們送來一福音,它揭示了一種不左不右,非革命亦非反革命的別樣的選擇,揭示了“亂世”裡一種潔身自好的個人主義生活的可能性。
——不想革命亦不想反革命、中間派的彷徨無措。276

一個讀書人,他的生活藝術裡當然離不開書。一九二九年末,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閉戶讀書論”。讀書就讀書好了,為何特別要提出“閉戶”二字?其實他一直也沒有離開過書,只是過去讀書一半是爲了做思想的啓蒙,同時他經常還會忍不住放下書本跑到外邊去。現在宣佈要關上窗戶,當然是要兩耳不聞窗外事了,讀書同國事不再有什麽瓜葛,而是關乎個人的學問,個人的興趣消遣,成為他“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的藝術的一部份。
——閉戶讀書。277

其實周作人又何嘗能將書齋外面的世界全然忘卻?他一面追慕著隱士的生活,一面又在慨歎“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忘能夠從容鎮靜的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不過比起胡適、魯迅來,他實在是夠“冷”的了,而在外人的眼中,他已經成了陶淵明那樣不問世事的隱逸人物。
——矛盾。278

三十年代,小品文不光是一種文類,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帶有享樂味道的個人主義立場,與它相對的是雜文。二者實際上都屬散文的範疇,可那時卻像是對峙的兩軍,小品文是出世的,閒適的;雜文則是入世的,戰鬥的。小品文的領袖是周作人,雜文的旗手則是魯迅。到這會兒,兄弟二人不僅是行跡上斷了往來,思想上也已分道揚鑣。魯迅已加入了左翼陣營,對周作人的消沉他能夠理解但很不滿,對他冷漠超然,大談生活的藝術更是不以為然,他認為周作人提倡的閒適小品就像無用的小擺設,在那樣一個時代裡只能起到麻醉人的心靈的作用,讓人們忘記對社會黑暗的反抗。周作人對魯迅的反感更甚,他以為魯迅加入左聯,跟著年輕人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是“趨時”,也就是趕時髦,在一篇文章裡他刻薄地譏諷為“老人的胡鬧”。至於小擺設之類則他認定文學原本就是無用的,要革命就不要談文學,就該去拿刀弄槍,拿文學去做革命的工具,等於是念咒。
——小品文與雜文、作人與樹人、思想的分歧、魯迅理解而不滿、知堂反感更甚、文學之無用、筆杆子咒幽幽、槍杆子血悠悠、空頭文學。279

這時的魯迅已重病纏身,想像他抱病在宣言中細細搜尋,期待著發現兄弟的名字,真讓人感動。魯迅性情剛烈,嫉惡如仇,他擬定的遺囑裡有一條便是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周作人與他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以後在許多文章裡對他說了許多刻毒的話,似乎應該在論敵之列,而且不止是論敵了,但他卻存了幾分恕道,不能全然割捨兄弟的情誼。儘管他在許多文章裡有對周作人的尖銳批評,可是私下裡他卻有更多的理解和回護。他在病中對周建人說起周作人,很是心平氣和,有一回說到周送李大釗之子赴日本的事,說別人不肯管,周卻掩護他,可見是有同情心的。又說許多激進的左翼作家對周作人的批評過於苛刻,他並不贊成。
——終究是兄弟。292

對周作人的學識,魯迅更是推重,有一次周建人向他提起出版社正在審定周作人一部譯稿,魯迅竟然詫異地說:“莫非豈明的稿子,還需要看嗎?”最令人動容的是,在病危熱度很高的時候,魯迅還在讀周作人的著作。內心深處存著這份兄弟情,他自然不願周作人走錯了路。他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道“豈明頗昏”,意思是周作人有時很糊塗。小時也就罷了,魯迅最擔心的是他在大事上糊塗。
——終究是兄弟。293

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在上海去世。周作人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三弟的電報,得知了噩耗。對這位曾是最相知,後來又成為仇人的兄長的去世,他有何反應呢?那一天他去了學校,面色蒼白,對學生說,家兄去世,今天的課不上了。有一位學生回憶說,那學期他開的課是講六朝散文,魯迅去世後他第一次上課講的是《顏氏家訓》中的〈弟兄〉篇,他低聲念著文章,神情頹喪。
——終究是兄弟。293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節擬魯迅《呐喊·自序》

惡搞版孟克呐喊
有誰從本科學生而墜入研究所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學界的真面目。我要到C進研究所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光明。我的老師沒有法,寫了一封推薦函,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他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本科畢業直接進入社會工作是正路,所謂研究所,乃是普遍所有人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學界,是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研究所畢業後前途更為茫茫,他仿佛看不見自己的學生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C去進了研究所了。在研究所裡,我才知道學界還有所謂相輕、自尊、朋黨、發表、升等和評鑒——仿佛這真是一條歧路。我還記得本科所認識的學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地悟得前時所知不過是一種為冠冕所籠罩的光輝,同時又想起了畢業之後的研究生學長姐們成為了流浪的一群人士以及家族之同情與受騙;而且從學報登載的文章來看,又知道了學界的精進是大半發端於高屋建瓴、指點江山,重理論闡發、輕個人體會,重歷史描述、輕含英咀華之上的。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陪練的角色


馬克思當年同情勞工生活貧苦,寫了《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的運作批得透到骨裡去。然而,若沒有他的資本富商好友恩格斯義務資助,在他當時那麼窮途潦倒的情況下,大概也沒可能寫出這本鉅著。有人探究他會過得如此迍邅乃緣於他對信念與理想的強烈堅持,不管日子再怎麼困難,在資本家的剝削下賺取酬勞的工作觀念,他從來拋諸腦後。相當懷疑他的妻兒當時怎麼與這樣頑固的父親過活,尤其他生過六子,有三個都年幼夭折,而有人認為夭折原因正是居住環境的惡劣與營養失調。無論如何,他生前還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第三卷是他死後恩格斯從他遺稿中整理出版的。

一百多年過去,這些背景故事都已經遠去,成為今天對《資本論》仍感興趣的讀者活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吃飯閒聊的談資。而資本家並沒被工人階級取代,他們的財富,在名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陰霾下,從地球的這一角擴張到另一角,繁榮的背後擴大了人心的蕭條,疏離感以幾何倍數激增,環境的破壞與動物的滅絕更是不在話下了。儘管批判的聲音永遠存在,比如過去幾次的全球經濟風暴,使得一些馬克思追隨者深切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實在是富有先見,在普羅大眾之間多少使得這本鉅著重新受到垂注。但卻抵不過它擴充的速度。因為,叫人感到諷刺的是,資本主義並不是由特定經濟學家所發明的,而是人類社會通過實踐,在失敗中不斷摸索,而自然產生的。看看市場機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通過學習過去的成功經驗及吸取失敗教訓是其關鍵。但它的危害卻在於透過這種機制,抓準人心慾望的溝壑無底這一點,爲了利益最大化,便不斷對產品進行創新、創新、再創新的研發,美其名曰進步,實則就是在不斷地製造假慾望,無窮無盡的假慾望,來撩撥消費者的購買慾。

於是,在一片歌舞昇平的繁華盛世中,釀造了“奢華美麗背後的殘忍”。

曾經有人問,知道這麼多後——尤其越知道而又越體認到己身能力的有限——不會感到空虛嗎?嗯,一開始似乎是空虛。但久而久之,卻發現,這不是空虛,大概就只是一種心靈稍微豐富後所產生的痛苦吧。借用一位魯迅研究專家的話來說,便是“豐富的痛苦”。當然這種痛苦也不是真的那麼痛得死去活來,大概就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而已。畢竟,因為看不破而生的彷徨無措,也是一種苦。

也許,就像《蝸居》裡宋思明所說:“資本市場本來就不是小老百姓玩得起的。只是小老百姓也避免不了陪練的角色。”

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關於好人和理念與冷漠以及吃飽喝足的關係


上個月29號,早上「路過」了立法院,下午同友人逛臺大附近的書店,晚上再去永樂座聽閻鴻亞(鴻鴻)講詩。我之知道閻鴻亞,緣於去年老家那裡發生了一宗轟動馬華文壇的馬華作家抄襲事件。進一步關注他,方曉得原來他是個偏左的詩人,很常站在弱勢階層一邊,下以風刺上。那一晚,除了自己的詩,他拈了一首他朋友阿常的〈好人〉來朗誦,聽了很難叫我不愛,整首如下:

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邊充斥著一群好人。 
這些好人在學校會借你忘了帶的鉛筆。
這些好人在你跌倒時會適時扶你一把。
這些好人在你被惡人欺侮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惡人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同學。
這些好人在軍隊會幫你擦皮鞋站衛兵。
這些好人在你沒錢時會借你錢回故鄉。
這些好人在你被班長欺侮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班長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軍人。
這些好人在公司會幫你泡咖啡關心你。
這些好人在你失戀時會熬夜陪你談心。
這些好人在你被上司辱罵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上司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工人。
這些好人在街上會幫你撿起掉的東西。
這些好人在你找不到路時會主動指引。
這些好人在你房子被強拆時不會幫你。
因為對政府來說他們也是一個好公民。
這些好人後來有些變成了好警察杯杯。
這些好警察在你被暴力相對時保護你。
這些好警察在你被惡警偷打時不會阻止他們。
因為對其他惡警來說他也是一個好人。
這個世界我們的身邊充斥著一群好人。
這群好人是這個世界裡一股善的意念。
我們的世界需要這群好人互助且關心。
必要時我們必須自己站出來跨過好人。

http://okapi.books.com.tw/index.php/p3/p3_detail/sn/690

將這首詩與法國The Invisible Committee論“中間階層”的這一段話來看,可謂相映成趣:
事實上,我們都是經濟的造物。我們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被安撫、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結果,我們努力要遺忘的一切,現在反而顯得清晰了,那就是:經濟是一種政治。而今天,這種政治可說是一種在人性變成多餘的群體裡,適者生存的政治。從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柯爾貝到拿破崙三世,再到二次大戰後的戴高樂,經濟之於國家一直都是政治,獲得經濟利益的資產階級對此一清二楚,反抗經濟剝削的無產階級就更不用說了。只有這群奇特的中間階層群眾似乎什麽都不知道,他們是一團怪異的物質,由沒有任何力量也不做任何表態的人所組成——也就是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相信經濟就是現實,因為經濟讓他們的中性立場受到保護。小生意人、小老闆、小公務員、職員、老師、記者,這群位居中間地帶的中間人在法國形成了一種非階級,一種由大眾組成的透明社會黏著劑,他們一心只想在歷史的風暴之外安穩地過完他們小小的私人生活。他們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派,天生是偽善的捍衛者,讓自己總是處於半睡半醒之間,這樣才能對爆發在周遭的戰爭視而不見。
儘管每個世代都不乏抱住理想的人——“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子喻于義”。不過,在這人間世,向來就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真正意義上的“君子”只是稀有動物。否則,有近一百年歷史的Reader's Digest就不會爲了省錢而妥協於中共這個專制政權的淫威之下,接受審查,撤除一篇敏感小說

理想之所以為理想,正在於它永遠不可能真正落實——“理想的實現消解了理想”,畢竟提出它的是人類。然而,若因為不能達成而唾棄、鄙視理想,這又未免太可悲,人類和動物的差別就在於前者不單單只是爲了吃飽穿暖而活。也許就如V for Vendetta監獄裡所流傳的那張小紙條所說的:“我們要永遠記住的是理念而不是倡導理念的那個人,因為人會失敗,會腐敗。他會被抓,會被殺,會被遺忘。但是四百年後,那個理念仍然遠行不墜,甚至改變世界。我曾經見證理念的力量:它能使人以它為名而瘋狂殺戮,同時也因為它而犧牲性命誓死捍衛。”關於這一點,或許韋伯提出的思考更能直逼人性的深層:
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過“理念”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經常如鐵路上的轉轍器一般,規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進著行為。人們藉着這種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下列的疑問:我們願意“從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記——要如何才能獲得解救。
這使我想起魯迅〈在酒樓上〉所要表達的命題:當年敏捷精悍、一腔熱血的呂緯甫,在革命落幕後,那些年一起奮鬥的同伴,升官的升官,整理國故的整理國故,而他,回到鄉下,對幾個小屁孩,教起了他當年所反對的四書五經。一切人便如蒼蠅那般,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點。社會還是原來的社會。但我想,對魯迅而言,他心中必然未嘗後悔,後悔自己曾經站在壓迫者、強勢層的對立面,為那一場變革中的犧牲者、弱勢層不斷搖旗呐喊,發聲批判。

回到韋伯關於利益和理念的論述來看,亞當斯密已經先發其聲。亞當斯密雖然在《國富論》中認為,私利是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但他自己,卻從未最大化自己的物質利益。他適度地生活,勤奮地工作,但從未變得富有過。如果他這麼相信私利,那他爲什麽不踐行呢?這得從私利如何定義才能繼續討論。不同的人,對私利的理解亦不盡相同,一個人會認為財富和物質才是自己的利益,但另一人可能會認為其他事物才更值得自己追求,是另一種利益。在亞當斯密寫出這本著名的《國富論》前(嚴複翻譯本叫《原富》),他已經寫了一本令他在當時便享盛名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便說到:
How selfish, so 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酒囈自話

魏晉流傳了不少飲酒的風流韻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酒為名的劉伶,走在街上,常常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從,說:「死便埋我。」他的〈酒德頌〉,借酒罵遍天下虛偽的主流價值觀,表面喝酒,實則韜精,懷情滅聞,畢竟世間擾擾,唯有杜康晉人畢卓,平生最樂事是將船裝滿酒,坐上去,右手持酒杯,左手抓螃蟹,大口大口吃,豪爽豪爽喝,相忘於江,夫復何求。那位說出「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謂名士」來諷刺那些假裝名士的人的王沈,有點阮籍風韻,常常因酒醉而連月不醒,曾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茫茫天地,熙熙攘攘,倘只曉得吃飯而不明於飲酒,那就真只剩空皮囊一副了。

自然,從王沈那句酸溜溜的話來看,他自己是不屑當名士的,儘管他多少也沾染了“裝名士”的習氣。名士之於今日,便如同於文青。在這年頭,想當文青,還不容易?去逛書店不買書而只拍書封打個卡,曰在唐山邂逅漢娜鄂蘭;又或者下了一場雨,便說天空哭了,我的心也灰了;再不就是要落實公民義務以前,先拍下自己無框眼鏡內的濃眼再嘟個猴子嘴的相後,寫下翌日凱道乎……那麼,但使常得無事,滑手機,多拍照,善打卡,便可謂文青

酒喝多了,手就滑開了。還是回來說酒吧。

要說,吃飯與飲酒,本質同,收效異,卻相得而益彰。兩物皆為五穀所成,飯使人飽,酒令人醉。飽,乃皮囊所需,醉,則精神所求。世俗多是憂心人,吃飽了身,心猶懸蕩。此時,唯有飲酒,才能填滿這空蕩蕩的虛。

美酒的性質,就如嵇康〈酒賦〉所說的:“重酎至清,淵凝冰結。”醇酒之美,便在於經過反覆多次釀成,是清而又清,凝而又凝。因此,它所附帶的另一功能,便是袒露人心,使人隔在皮層混雜污濁的虛偽、矯飾,都層層剝去,只剩最真最實的那一顆心,赤誠流瀉。 萍水相逢的人,經酒精催化,霎時之間,揚棄文明馴化之後的虛矯,便一見如故。待杯空人去,呼嚕大睡,一覺醒來,醉意消時,便成了淡如水的浪人之交,陽關道獨木橋,誰也不在意。酒國中自有樂地,樂地中不乏性情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說了這許多,反對飲酒的人或許還是會認爲飲酒無益於身,有敗於俗。因此,我也只好回:「無為此無益之事,何以遣那有涯之身?閒花野草,也自有其性!

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學生”不服從?


這半個月以來,那個父總在妻跟前數落這次社運的“學生”,說他們被操弄、被利用,只是一群無知而又沒生產力且又要靠大人才能生活的天真屁孩。或許,這群孩子的血氣無處發洩,剛烈得緊繃,才如同媒體所說的——是的,畫面會說話——以破壞國家的神聖機關為樂。想到這,他暗暗嘀咕:真可憐。所以,這段期間,但凡看起來青澀稚嫩的面孔,在他眼裡,盡是一群叛逆無為的劣質草莓。

他慶倖兒子早在幾年前已經畢業,脫離學生身份,進化成幫助社會運轉正正經經的小齒輪一枚的成人,彷彿忘了學生也是成人這件事。或許,在他眼裡,學生是軟弱的,是無知的,是無能力的,是容易鼓動的,是只會空想的,同時,也是最沒勢力的。舉凡血氣方剛、暴力、直率、天真、沒有獨立判斷、不會成熟思考、缺乏理性感知、未諳世故,都可以完完整整地套在“學生”頭上。也因如此,比起應付其他難以歸類的社運人士,以“學生”這兩個字來污名化這次的社運,顯然更能達到自我滿足。

儘管如此,他在店鋪開門做生意時極度敏感,不隨便議論。放眼一看,店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具,有鋼筆、自動筆、墨水筆、文件夾,還有擺在壁櫃的一些書,其中並排著好幾本梭羅最後的演講——《公民不服從》呢,它們都等著學生抱回去的。

“阿蓮,一會兒幫我打到xx出版社,說我們店要再訂三十本《公民不服從》。抓緊時機,記得趕快!”說完坐在收銀台,繼續看TVBS。

2014年3月10日 星期一

狂人原不狂:從袁粲與魯迅開始說起

裘沙、王偉君夫婦所繪魯迅。
魯迅是誰,不必多說。袁粲呢?也不用多說,只要上維基百科一搜,就可以有個大概的了解。於此所要說的,是關於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袁粲的〈妙德先生傳〉。

號稱驚天一聲雷的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相信大家是看過的。而〈妙德先生傳〉,說實話,我是近來隨便翻翻時才讀到。

魯迅筆下的狂人,在一眾常人眼中,他患上的,是「迫害狂」症:凡入目所及,盡是想吃他害他的非正常人。直到身邊所有人想方設法將他的病治好後,「迫害狂」症於焉得治。從此,他過著平凡正常的生活,家人安心,同儕寬心,天下太平,日月清明。

至於〈妙德先生傳〉,載錄於《宋書》第八十九卷〈袁粲列傳〉。這篇傳記,乃中國古代的南朝宋名士——袁粲,效仿魏人嵇康的《高士傳》所作。 「妙德先生」,便是袁粲的自況,以顯其有別於俗的風操。其中,他說了狂泉與狂人的寓言,姑且名之曰〈狂泉記〉:

「從前有一個國家,國內有一潭泉水,叫做狂泉。所有喝過泉水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癲狂的。唯獨一國之君,在自家皇宮裡穿了井,常年來只飲用井水,所以一直正常。奈何,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弔詭。舉國之民既已癲狂,對於正常的國王,反倒認為他才是瘋癲的。於是,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所有人民聚在一起,籌劃要如何把國王抓住,以治療他的癲狂病。終於,人民抓來了國王,用盡方法:藥草治療、針灸拔罐、割肉燙骨,只求國王能夠趕快痊癒。直到國王再也受不了這種苦頭,於是讓人汲來泉水,一飲而盡,從此瘋癲。自此,舉國君民,全都癲狂,他們將這一日定為國慶日,普天同慶。」妙德先生說完故事,續道:「處在如此時勢,若我也不和流俗一樣瘋癲,實在難以容身,真想找到這潭泉水,喝了也好和大家一樣瘋癲啊。」

眾人皆瘋我難獨醒

幾乎眾所周知,魯迅是非常熟悉六朝事蹟的。雖然論者大都認為,他的〈狂人日記〉乃受到西方的影響,如果戈理、安特萊夫、尼采。但是,從魯迅本身對中國古典文獻極之熟悉的情形來看,我們不排除,他的〈狂人日記〉,與袁粲所寫的〈狂泉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在立意方面,兩篇真有異曲同工之妙。若要再推溯袁氏這則故事源自何處,則可以把屈原的〈漁父〉給拱出來,再行比較,一切了然。 ——然這不是重點。

處在浮躁惡劣的環境,要保持一點獨立的思考和自由之精神,實在難。尤其在一個「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們對這兩個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的時候,一旦發出一點異議,動輒就會被孤立、為口水淹沒、乃至精神虐殺。最嚴重者,莫過如耶穌之被送上十字架。但是,能為一己獨立與一心自由而不隨俗,如此精神,畢竟難得。

以1919年受大眾讚賞的五四運動為例。不說文學革命、不說文化重建、不說白話文運動,只說集會發生當天,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的批判。前者的房子在此次事件中被燒毀,而後者則被激動的學生們打昏了過去。事發後,大家拍手叫好,後來人也認為無可非議。然而,與他們同時的人——梁漱溟,對這事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他唯一的公開評論中,他有意挑釁地強調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公民權。雖然梁漱溟對學生及其動機也寄予同情,但他反復重申他在兩年前反軍閥的小冊子裡的話:如果中國能實現穩定,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從法律,反對暴力,無論是北方的軍閥還是南方的立憲主義者,無論是警察還是學生。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麼為未來而奮鬥的人們應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他再三懇請學生應對這次襲擊負責並把自己交給警察處理。 (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一態度在當時真可謂「有意立異」。不過,正如梁漱溟研究專家艾愷所說:「他的這番議論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態度:他只贊成那些符合本人道德準則的方法並只願依據這些手段行事。」

可以看到,在當時幾乎已經失了理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呼聲中,梁漱溟仍「獨醒」地潑出這灘違背眾意的冷水。其著眼點,不過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底線。

執行屠殺如屠宰場屠夫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針對德國納粹時期的反猶主義說到,「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反猶主義獲得愛國主義的道德支持和獨裁政權的權力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的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後果的畏懼。於是,具體執行屠殺的個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責任,把殺人視為踐行『國家正義』和『民族正義』,進而把殺人視為一種工作、一項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場裡的職業屠夫必須完成殺豬的指標一樣」。

這些沉浸在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愛國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人們,發起狂來時,少許異響也是間不容髮的。凡有誰發出異議,他們於是在異議者身上安個足以抹殺其原來價值的名號,從此杯葛他、攻擊他、甚至殺了他,也不獲其咎——反正千夫共指,暴力也就合法化。這就如〈狂人日記〉裡第十節描寫狂人和他大哥說話時,狂人勸他大哥放棄吃人的念頭,這時許多人都跑來圍觀,大哥對此不甚暢心,於是高聲喝道:「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狂人聽後,霎時產生一種「迫害狂」的想法:「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佈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魯迅曾在〈隨感錄三十八〉裡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順著說下去,其所生結果,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浴血聖戰、砍手斷腳、千依百順俱樂部、每天構思一交媾技巧、吾族萬歲、華人滾回中國、誰應該為雪州馬來人成為基督教徒負責、用華人的血清洗馬來短劍、馬來人至上、伊斯蘭主權、叛(伊斯蘭)教是侵害人權的最大罪行、印尼排華事件、九一一恐怖襲擊……等等,不一而足,絲絲見血,血血生悲,令人目不暇給,心寒體顫。誰不知這些假借宗教、民族大義的投機分子背後的目的為何。而平庸之眾就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地盲目響應。卻不知,所響應者,原來只是少數幾個「貴族分子」一肚子的個人算計!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10月30日。

2014年1月5日 星期日

政治與宗教

朱師如此區分政治與宗教的範疇:
政治管的是外在秩序;道德/宗教管的是內在秩序。以使用的方法來說,政治是訴諸強制;道德/宗教必須符合自由意志、接受者心悅誠服的要件。以是非尺度來說,政治會講求妥協,泰半在灰色地帶進行;道德/宗教講求黑白分明,某些基本戒律不容打折扣。自言行評判而言,政治只管現實果效,政策、政務推動者居心如何,不予追究;道德/宗教則要求動機、心態純化。
若按照馬克思的認知,對於宗教的絕對純潔之要求,乃人類本身將一切美好的價值投射在一個原本不存在的超越之想像的行為。比如“神愛世人”,這是非常純潔美好的價值觀,然而,在現實中很難做到,於是人類就把此一價值加諸“上帝”身上,讓這位超越的存在體,成為人類模仿、學習的對象。換句話說,“上帝”的真善美是人類經過一代又一代的遞嬗後所層層累加的理想投射。

這沒什麼不好。英國哲學家Anthony Kenny的Faith and Reason便說:“如果上帝不存在,那麼上帝就是人類無數想像中最偉大的一個創造而已。沒有哪一個想像之創造如此富有思想內涵,且對哲學、文學、繪畫、雕塑、建築和戲劇之靈感如此重要。若拋開了上帝之觀念,數學家們最具創造性的發現和戲劇中最難忘的人物也只是想像的次要產品:哈姆雷特和-1的平方根比較起來會變得蒼白而毫無意義。”

至於政治,在人口與日俱增的情況下,成為了維持秩序的必需。但當它成爲了必需,啟動它的人們對它的焦慮也隨之而來。《舊約·約伯記》裡有名的比喻——或稱鱷魚,或叫利維坦,總歸是水族之王——便形象地指出了人與國家(政治)之間矛盾的存在。不過,從上帝對約伯的訓示中約略看出,政治與宗教,真是冰炭不投的兩個領域,雖然史上確有政教合一的案例在,但政教合一的結果,往往就是利維坦淩駕在上帝之上,後者成為前者利用來愚民的工具——儘管,在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看來,一切都只是人為的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