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賣身·乞討=一個家國？

「……而籠罩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魯迅：〈死〉，《且介亭杂文末编》。

做戲的利益主義者，必然的，將草草了之。傳召，問話，也終究是做戲……例如，十年的凍結，因「上蒼」有好生之德，結果，提早七年解凍。
回身一想，這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文化積澱越薄弱的民族，越是會做出不少令人難以理解的動作（例如，「阿拉」的「獨裁」、教堂的襲擊、干训局的洗腦）——據說，這是為的保存自己所謂純正的血統。殊不知，泰山不讓土壤，一個偉大的國家，是海納百川的（例如漢唐，例如英美）。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一直以來，他們所怕的，是「馬來人」這個名目要消滅，衹是說，再如此的極端保守下去，真正應該怕的，是馬來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關於紅樓，關於考證，關於夢

《紅樓夢》一書，據作者說，除了這書名外，還有其他書名：《石頭記》、《風月寶鑒》、《金陵十二釵》。而我個人，不懂是不是因為一直很嚮往北京裡舊時的紅樓的緣故，雖然兩者沒聯繫，但也就因此偏愛「紅樓夢」這三字（雖然，乾隆年間，初面市時，是以「石頭記」為名），而且，著一「夢」字，更有「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的虛無美感。其他的三個名字，在我而言，则嫌片面了些。

我之開始讀《紅樓夢》，是以人民文學出版社本入門的。此版本雖然惹人詬病，但好就好在有很多注釋，非常適合程度低淺如我者作紅樓入門書。所以，直到今天，對於人民文學本，縱然知道了它的校訂沒那么全面，但依舊收藏，不舍得「過河拆橋」，鬻之換食。

話說大二前夕的三個月長假，時值年杪——年杪的丹州，因著東北季候風的緣故，風雨芭蕉的——所以我，便守在和我同齡的祖屋裡，看天看地看雨看雷，也看書——那時，手頭所捧的，便是《紅樓夢》。作為出身番邦中的番邦并身上流著六分之一的番人的血的我，換作中小學時就去碰這本名著的話，不到五分鐘，必定掩卷，非沉思（默哀），非慟哭（曹侯），而是連鋪蓋也卷了，到外頭打鳥去！

雨水就這樣一直一直落，沒完沒了的，落到我家裡也浸水了，還不甘愿停。因為這樣，電源就短缺了。然而，正是在如此黑天濕地的背景底下，初讀《紅樓夢》的印象，至今，依舊銘刻不滅。

當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漸漸地轉到太陽的另一面時，周圍的世界也就漸漸地變黑。夜黑雨急，雷鳴電閃，到了就寢時間，我於是憑著一枝蠟燭，右腋下夾著《紅樓夢》，經過陰森詭異的走廊（聽侄子們說，常在這條走廊上見鬼），到了門前，右手將門把一轉，走進房，掩上門，欽了門鎖，將左手抓著的蠟燭小心翼翼地擱在几上，坐在床頭，手捧《紅樓夢》，待火光定格，火影不動後，繙開書，一字一字讀，一頁一頁看。看至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後她向鳳姐報夢那一段時，那開口說的第一句話：「嬸嬸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嬸子，別人未必中用。」不知是不是因為已經到了睡眠時間，所以一讀之下，頓覺毛骨竦然！另外就是，讀到晴雯臨死之際同寶玉哭訴衷情的那一回時，心裡便如同遭了千枚針，衹想遁入書裡揪出王夫人，狠狠給她蓋上幾巴掌，然後，再將這俏丫鬟救出！——所以放完假後的開學之時，同學之間很流行一個問題：你喜歡《紅樓夢》裡的什麼角色？而我，必定會很興奮地回答道：「是心比天高的晴雯！」然後便滔滔不絕……
後來，經業師紹介，於是便去碰脂評本了。所碰的第一本，便是甲戌校本修訂第四版。說起這本甲戌脂評本，修訂了好多次（很有撈錢的感覺>.<）。上回恰蒙友人帶回第七版，據說，這次是終結版的了。讀紅樓脂評本，好就好在行文中有很多批語， 每一條批語就像是一把揭開謎題的鑰匙，雖然有些批語略嫌天馬行空唯心主義更不乏個人情緒。衹是說，難能可貴的是，據說甲戌本乃曹雪芹最原始的書稿，所以裡頭的很多字，與今天市面上一般的通行本迴然有別，因此也就「更能窺見曹雪芹原意」。舉個例，甲戌本第八回中有一句話，曰：「……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地潗上茶來，每人吃了兩碗，薛姨媽方放下心。」那加深了的部分——「又釅釅地潗上茶來」，校訂者在此處作了詳細的考證，曰：

「潗上茶來」，除夢稿本作「送上茶來」，卞藏本作「斟上茶來」，甲辰本作「吃了幾碗茶」，其餘各本皆與此本同。這說明，當初曹雪芹選擇這么一個音義皆近的古「潗」字（讀如緝，本義為「泉出」、「鼎沸」、「水出而急」、「水沸之貌」等），首創為京語「qi茶」的「qi」字書面語，在他自己的著書圈內，乃至在後來過錄此書的大多數鈔手和整理者中（如立松軒、舒元煒、戚蓼生等），顯然都并無異議。衹有甲辰本鈔主（夢覺主人？）和夢稿本鈔主（程偉元？高鶚？）似乎對此稍感意外，以至在最初遇到此字時，改用了與這個京語詞毫不相干的「送上」、「吃了」等說法。……
至於後來這個「潗」字無端被另一個在音義上都更其疏遠的「沏」字所取代，則已經是曹雪芹辭世二十八年之後才出版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問世之後的事情了。程甲、 程乙都是在脂評本基礎上做了更大篡改和潤色的通行印本，可能在某些現代人眼裡會覺得它們比地道的脂評傳鈔本更完整更流暢（胡適就是一個在文本上特別偏愛程乙本的現代學者）。但程甲首印於1791年，程乙首印於1792年，距曹氏辭世（1763）已近三十年，距甲戌本問世（1754）更達三十七八年，這對於僅僅活了「四十年華」的曹雪芹來說，無意於經過了又一次生命輪回。姑且不說裡面的許多貌似簡潔流暢的改筆既違背了作者原意，本身又并不高明（如這個再創的 「沏茶」，其「沏」字原讀如切，本義雖然也有「水流疾」、「浪相拂」、「水波之迭起」等，卻絕無可以引申為「用開水沖泡」之義的「鼎沸」、「水沸之貌」等原「潗」字所兼備的優點）；就是單憑《紅樓夢》已問世約四十年才由與作者不相干的後人所另創這一點，就不應該在已經真相大白的今天，還依然將其視為此書的原創文字而任其泛濫。

從這大段的引述中，不難從中窺知《紅樓夢》後來出現的各種版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經「違背了曹雪芹原意」的了。然而，尤其讓人因為「文學失憶」而造成「約定俗成」并感到暮鼓晨鐘，猶如整瓶醍醐灌在我頂的，是接著的這段話：

然而事情的發展竟是如此的捉弄人。自《紅樓夢》面世（以1754年計）到俞校本（1963年首印）特別是新校本（1982年首印）出版的兩百餘年間，真正能夠體現其作品原貌的脂評本特別是甲戌本和庚辰本，都沒有真正得以廣泛流傳，幾乎全被以程甲、程乙為代表的各種篡改甚烈之「偽本」（周汝昌語）占據了讀者的頭腦。這樣的篡改之本，又經過如此長時間大規模的普及流傳，《紅樓夢》中許多重要情節、重要人物形象的篡改就不用說了，單是包括曹雪芹原創京語（如「潗茶」）在內的許多原汁原味的文字，也都被程甲、程乙的篡改文字（如「沏茶」之類）所取代，從而在讀者中甚至在專家學者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學失憶」。也許，一些情節和人物形象上的「失憶」，尚可通過像新校本這樣更接近原著的脂評本來重新占領讀者而得以恢復。然而，一些長期以假亂真到深入人心地步的特定詞語，卻會因約定俗成法則的制約而難以改變。這裡面較典型的事例之一，便是「沏茶」這個新詞的被「調包」。其明顯後果，便是在目前出版的各種大型字詞典中（包括《辭源》、《辭海》、《漢語大字典》等在內），凡注明了「沏」字可以用於「沏茶」這個派生出來的新音新義的來源出處者，皆首先引證《紅樓夢》；而所舉例句，又全都步新版《辭源》之後塵（舊版《辭源》「沏」字無此音此義），單單挑出第二十六回的一句話：「紫鵑，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喝。」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此回的這句話，又恰恰衹有對原著動了更大手術的程乙本及其校印之本才用了京語；在現存所有的脂評本裡，甚至在程偉元最早印行的程甲本裡，這句話都清一色地寫作：「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是地道的南方聲口（因為作者當初生活的家庭環境，原本就是南北口音混雜，所以書中人物的語言便常有這樣的情形出現。）你看，以探求字詞淵源為要義的《辭源》，竟帶頭將一部名著中恰巧被後人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一句話，當作一個本來就和該原著完全無關的新詞新義的淵源出處，是不是有點太過離譜了呢？
所謂「權威」，有時也不盡可靠。其實，關於「約定俗成」，并不衹限於以上的事例。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因為「不拘一格」，造成「陳陳相因」，因為「陳陳相因」，造成「約定俗成」，既「約定俗成」了，也就「從來如此」了。「從來如此」有什麼不對嗎？沒，沒不對，至少，它符合了大眾的意愿，符合了公理的口號，符合了民主的把戲，符合了以多凌寡的原則……稍稍不符？那么，你就會被目為不合群，被目為瘋子，被目為變態（相對於所謂「正常」）。衹是說，像這樣的「規范化」之中，究竟又符合了多少的合理性？（不，我沒要你回答，你不必回答。）

話又扯遠了，現在回來說說鄧先生。在本書中，鄧先生還考察出，原來這位署名脂硯齋的先生，是曹公的紅顏知己，曹氏每寫好一回，便讓脂姑娘評閱一回（雖然「科學論證」不足，更多時候，還屬「臆斷之詞」，但能肯定的是，此人與作者關係匪淺）。不怪乎「脂批」顯得非常重要了，因為既是紅顏知己，對於作者，定然非常相熟，而一般小說家寫小說時均是以自己或周遭的人事物的經驗為素材的，自然而然，脂評就能夠揭穿小說內容背後的隱喻了。若再將各本脂批作深一層次的探究的話，甚至也能考察得出其中「隱喻的流變」也不定，呵呵。

聽說，清代還有一種紅樓夢是八家評批的，以宋明理學的角度來批。聽了煞是好玩，可惜，依舊沒機會繙玩。還有戚序本、鄭藏本、蒙府本，甚至「情色」本，也還沒碰著……

歲初雜記

北京清華大學禮堂前大草坪的古典計時器——日晷，原圆明园遗物。下部鐫刻四字：行勝於言。

一月已然過了大半。從鄉歸來業已一星期。念及自己在異地「風流快活」，衹留兩位老人家在祖屋相廝相守，心裡難免的要憂戚一陣。

佛陀座下首席弟子，有「神通第一」之稱的目犍連，據說能夠以其神通，上天下地，窺探人心，預知未來，但因為本性有著古道熱腸的沖動，因此先佛陀而涅磐。——能夠預知未來又怎樣，結局終歸是幻滅……

在鄉時間短，就沒去見什麼人，但卻也難得的和香小妹聚了一會兒。話說這位「小妹」剛從廈大游學回來，帶了幾本書給我，之餘，便打開話匣子，聊開了。她說我老是「舊事重提」。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人活到一定的階段後，和故友相聚時，除了以前曾經「輝煌」過的時光（哪怕是那么的荒誕不經、放浪不羈）——經過歲序之遞嬗，到了黯淡了的今日——可供談資外，也似乎再難找著可產生共鳴的話題了。其實，這也無可厚非，本就「從來如此」，否則，焉稱敘「舊」。除非，彼此間都是同一條道上的人。

當天，會晤了香小妹後，回到家，便立即隨便繙閱了從她手上得來的書。飜至陳平原先生的〈「好讀書」與「求甚解」——我的「讀博」歷程〉這篇文章時，便被題目吸引。通讀一遍後，始確切明白何以在選擇學術論題時，導師不應該給學生定題，甚或限制。文中談及他讀博士，師從王瑤的經歷時，即說：

王瑤先生的指導博士生，有幾點明顯與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來討論。第一，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理由是：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泄，做不成大學問。這還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時可能揣摩風氣，投其所好；或者發表後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第二，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衹負責首肯或否定你的選題。理由是：所有好的學術選題，都內在於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別人取代不了。更何況，對於學者來說，此舉生死攸關，正是研究生教學的重點。第三，碩士論文不要超過三萬字，博士論文不要超過十萬字。理由是：學位論文必須凸顯作者的眼光、訓練與表達能力，不能弄成臃腫蕪雜的史料長編。你可以有很多附錄，但正文部分必須干凈利落、嚴謹簡潔。王先生的這一「戒律」，日後有所松動，但基本思路沒變，即學位論文并非「以長為美」。……。

王先生指導研究生的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給學生出題這一招，在我看來，實含至理。今日中國學界，不管是理工醫農，還是人文社科，名氣越大的博士生導師，越像運籌帷幄的「將軍」或「老板」，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分派題目，合作攻關。這種工科教授得心應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處是學生上路快，而且旱澇保收；缺點則是可能限制學生才華的發揮，就好像是孫悟空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學者戴震說過這么一句驚心動魄的話：「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為什麼？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國手」所具有的無邊法力與無上威嚴，成了其「門下」自我表達以及突圍的巨大障礙；而「二國手」、「三國手」的「門下」，精神負擔小，放得開，故反而可能有大發展。對於真心希望「青出於藍而甚於藍」的學者來說，戴震的這句話值得仔細咀嚼。

猶記，初出茅廬的王叔岷將自己的詩文呈交傅斯年過目時，傅斯年翻了一翻後，便定下了一條規矩：「要把才子氣洗凈！三年內不許發文章！」這很與王瑤先生的不鼓勵研究生在學期間發表論文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不壘高壩，提不高水位；隨處發泄，做不成大學問」，以免「發表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至於「不給學生出題」、「將眾多研究生編入自己的課題組」云云，回顧在校時的「前塵往事」，不禁浮想聯翩。而對於自己先前的向老師請教有關自己該攻何關并遭拒一事，也「大徹大悟」。

今，且东施效颦，再仿魯迅先生，將不久前獲得的書，鈔寫於下：

陳平原：《大學何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陳平原：《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陳平原：《大英博物館日記》，臺北：二魚文化，2004年。
陳平原：《人在北京》，臺北：聯合文學，2003年。
陳平原：《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陳平原、夏曉紅編注：《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陳平原：《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陳平原、夏曉紅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陳少明：《齊物論及其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莊萬壽：《嵇康研究及年譜》，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
舒蕪：《書與現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版。
唐弢：《晦庵書話》，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2版。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胡適：《白話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鍾曉陽：《春在綠蕪中》，香港：《天地圖書》，2009年。
鍾曉陽：《愛妻》，臺北：洪范，1986年。
鍾曉陽：《流年》，臺北：洪范，1983年。
柳詒徽：《國史要義》，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0年。
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5年第2版。
閻連科：《我與父輩》，臺北：印刻，2009年。
閻連科：《風雅頌》，臺北：麥田，2008年。
閻連科：《受活》，臺北：麥田，2007年。
閻連科：《丁莊夢》，臺北：麥田，2006年。
周令飛：《三十年來話重頭》，臺北：時報文化，1982年。
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臺北：行人出版社，2008年。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2007年。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年。
錢理群：《致青年朋友：錢理群演講、書信集》，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8年。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共十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續編》（共十冊），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
張大春：《小說稗類》，臺北：網路與書，2004年。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下冊），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79年。
【清】曹雪芹著，【清】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修訂第七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
【清】李慈銘：《越慢堂讀書記》（共六冊），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注，繆天華校閱：《喻世明言》，臺北：三民，2003年。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警世通言》，臺北：三民，1983年。
【明】凌濛初著，劉本棟，繆天華校閱：《拍案驚奇》，臺北：三民，2008年第2版。
《讀書》2009年7月份，北京：三聯書店。
《讀書》2009年9月份，北京：三聯書店。

人說一元復始。可就真的是復始？始是始了的，衹是，萬象不新。

無聲的……

宋以前，在中國印刷技術仍未那么發達時，流傳至今的詩詞曲賦，除了口耳相傳，所倚靠的，便是「涂鴉」了。

一般而言，詩人（涂鴉者）多在寺廟、驛站、住宅、橋梁等建筑物的壁面上「涂鴉」。對於「涂鴉」作品背後所欲帶出的微言大義，端看涂鴉者所「涂」之內容。其內容，涵蓋甚廣：有自剖心跡，有傳情達意，有寄托幽思，有緬古懷今，當中更是不乏譏刺諷諫之作。不怪乎有人會說「涂鴉也有積極意義」，實在一語中的！蓋「涂鴉」文化，古已有之，而其所傳布之影響，絕非等閑。

廢話了一籮筐，且來看看今天的涂鴉技術，較之古往，有沒進步。

《春秋左傳序》將孔子的「春秋筆法」歸納為五大「藝術特色」：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彰。

按此，照片中的涂鴉可以用第一、二、三則來分析。然而，再仔細歸納，可以發現，不管是「微而顯」還是「志而晦」，都是委婉表達的意思，所以第三則的「婉而成章」可以忽略，因為它所包含的意義可以并入第一則或第二則。 在開始分析以前，先大略解釋以上幾則「春秋筆法」的晦澀術語。《春秋》之中，稱名還是稱字是見褒貶的一種方式。舉例而言，《春秋》對天子諸侯士大夫，都稱其字，倘以名代字，則為貶義。此外，提煉動詞來表達特殊的含義以及對句子語序的調整或刪除句子的某一部分并通過記錄不該記錄者或該略記卻詳寫以達到「微而顯」的敘事效果更是「春秋筆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至於「志而晦」，主要是指忌諱之辭。《春秋》本著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宗旨，在記錄歷史事實時多處不按照事件的本來面目書寫，而是以更為「體面」的語言來表達。

「吃人不吐骨×資金不夠
×FAIL學生×不準Resit
×衹可Repeat×要錢不顧華教
×沒良心的×詐騙大學」

開頭的「吃人不吐骨」，略去了吃人不吐骨的機構/單位名字，以無名代有名，比稱名或稱字以見褒貶更勝一籌。「吃人不吐骨」五字，是經過反復吟詠流傳已久的民間俗諺，一句「吃人」，便道儘綿綿無絕的痛恨，更因為尊者諱，所以這是「微而顯」與「志而晦」并用。接下來，從「資金不夠」一直到「衹可Repeat」，用的是「直書其事」，但又因為衹有檻內人方知怎么一回事，檻外人看的話衹有一頭霧水的份兒，所以無形中又用了「志而晦」的筆法。

雖然，對於茅廁詩人的一言一字，我不全然茍同。然而，所謂的民主社會，除了遵循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同時多數却也應該尊重少數所發出的聲音。所以，生活在這所謂民主的時代，它應該體現的價值是寬容、開放、多元、富於同情心，而不是一昧以公理的把戲抹殺除此之外的一切聲音，如此才是人住的環境。除非，那是以民主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的「機構」！

或許，對於溫柔敦厚之輩以及正人君子之流，尤其是反對以匿名、筆名撰文者，乍看此涂鴉，或喟嘆扼腕，或怒髮沖冠，并罵：「豈有此理！究竟是哪個兔崽子胡亂涂鴉的！？有膽寫沒膽留下名，真是孬種！」

是啊，究竟是誰幹的好事？大伙兒忙著找兇手，若找到，再慢慢「說之以理，動之以情」：這位同學，你這么做是不對的哦。找不到，怎么辦？清潔先生，請您抹得干凈些，——就好像不曾發生過任何事。至於為什麼會有人那么無聊「破壞公物」，涂鴉茅廁，這一點則未曾列入考量的范圍內，也永远不会去考量。他们要找的，不是肇因，不是導源，卻是用來祭旗以求了事的「元兇」——世事往往就是這么本末倒置。

因為無處宣泄所以選擇在茅廁涂鴉。然而涂鴉前或許已經知道就算涂鴉了，它終究於事無補，改變不了什麼。涂鴉了又能如何？縱然明知終究不能如何，我們卻不能不做，正如同於，我們知道人類本身的歸宿是滅亡，可還是照舊地吃飯。張愛玲一次提及周作人的〈婦女會的工作〉時說，「報紙是有時間性的，注定了衹有一天的生命，所以它並不要求什麼不朽之作， 然而《亦報》在過去的一年間卻有許多文章是我看過一遍就永遠不能忘懷的。譬如說十山先生寫的有一篇關於一個鄉村裏的女人，被夫家虐待，她在村裡區裡縣裡和法院裡轉來轉去，竟沒有一個地方肯接受她的控訴，看了這篇文章，方才覺得『無告』這兩個字的意義，真有一種入骨的悲哀」。

所以無處宣泄者最後祗能走上涂鴉的「不歸路」。而他也衹有涂鴉一路……

或許，涂鴉也衹能對「無告」這一悲涼的窘境所作出的最後一點掙扎。就如同一尾擱淺在岸的魚，噼噼啪啪跳個不停，希冀吸引路過的人的目光，好將自己放回水裡。奈何，掙扎到最後，路過的人不聞不問，反而投以鄙視的眼神，心裡暗說好吵好無聊。掙扎到最後，那尾魚，衹得永歸幻滅。——看到這尾魚，「方才覺得『無告』這兩個字的意義，真有一種入骨的悲哀」……

涂鴉了的似青山還在，抹去了的似綠水長流。

一切，也不過是「似」。

後記：
公元前一三八年的時候，東方朔眼見漢武帝微行游獵得太過火了，於是上疏道：「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
八年後，漢武帝征召賢良文學。公孫弘見漢武帝依舊如故，於是對策中繼東方朔八年前的諫疏，婉勸道：「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而大儒董仲舒卻直白地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又是大豐收！

一直以為王力先生衹是詩學和漢語學這兩個領域的大家，直到業師將《希臘文學·羅馬文學》這本書拿到面前，才知道他的涉獵竟廣至斯，除了散文隨筆寫得出眾外，連西方古典文學也有專著。但轉念一想，他那時代的學人并非專治一經的「殘障人士」，更多時候，衹要力所能及，便「四處留情」，又多又深。他的散文集《龍蟲并雕齋瑣語》明明就說了，「大學生正在求博貴於求精的時代，我們怎好叫他們也專治一經」。所以這一次我也買得頗雜。倒不全是為了不愿專治一經的緣故，而是因為性子還沒定，對各方各面的書籍均有興趣。雖然如此的看書法很可能作繭自斃，到最後不過變成一個漫無主見的書櫥而已。不是不知生有涯而知無涯的道理，但好書太多生命太短，有時還真難不對便宜的好書下手。衹是說如今自己正處於必須定個方向的階段，實在不宜漫無所守。——然而還是犯了。

也罷，讀書求博抑或求專這一古老命題，不說了，越說越往死胡同裡鉆，鉆到最後，引來自戕什麼的，就阿彌陀佛了，哈哈。

話說回來，提起王氏的這本散文，其中一篇〈戰時的書〉，開頭那段，非常有名，很多人都愛引：「如果說梅和鶴是隱士的妻和子，那么，書該是文人的親摯的女友。抗戰以前，靠粉筆吃飯的人雖然清苦，也頗能量入為出，不至於負債；如果負債的話，債主就是舊書鋪的老板。這種情形，頗像為了一個女朋友而用了許多大可不必用的錢。另有些人把每月收入的大半用於買書，太太在家裡領著三五個小孩過著極艱難的日子，啃窩窩頭，穿補訂衣服。這種情形，更像有了外遇，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了。」真真是說進了我們這些酸書生的心坎裡去。——這一次的大眾書局大清倉，我便陷入了這樣的窘境>.<

似乎越寫越亂，也快不知自己所言何物了。事情是這樣的，前幾天，友人來訊說首邦區的Summit大眾書局正在大清倉，促銷高達80%。這一消息，不啻是一股強心劑，雖然這星期開始綠野仙蹤也辦著書香。但因為今年的五月，那裡也曾清過一次倉，而我也從中受益不淺，於是乎昨天便約同師友，屁顛屁顛地「趁火打劫」去！

在那裡看到了又一本大學書系——《海德堡歲月》。我不認識那作者，之所以下定決心買下，是因為先前看了一系列的大學書系，如《老北大的故事》、《哥大與現代中國》、《劍橋語絲》、《海德堡語錄》等，非常感興趣於各大名校的人文紀實、逸聞軼事。讀著各個大師在課堂上手舞足蹈的情形，想像自己也親炙大師風采，奈何自己學力不逮……

或許，正是因為過去的三年裡，沒體會過從這些書裡溢出的人文景觀與大學精神——不是衹會一股腦兒點頭稱是的「民辦」學校；不是衹會舉辦One Malaysia的演講比賽來迎合政府的「民辦」學校；不是衹會提倡全譯本提倡使用三流期刊論文提倡使用鑒賞辭典的「民辦」學校；不是衹會因為辦公室裡頭的政治斗爭而對可能是那派系之下卻不知情的學生施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必誅——的「民辦」學校；不是衹會這裡高喊言論自由那裡卻極盡禁止之能事不許學子發表些不是主流的言論的「民辦」學校；不是不不是不不不是不不不不是……「民辦」學校。——所以衹好求之於書了。

我愛我的學校。正如同於，我愛我的國家，我衹是不愛操控這個國家的政府罷了。這叫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呵呵。

有點意外的，在那裡搜到唐德剛的臺版《胡適雜憶》。先前翻過他的《胡適口述自傳》，才知道原來《雜憶》是《自傳》的序，因為過長，結果獨立成書，另行出版。先前這本書也找得蠻久的了（便宜的，呵呵），這次卻得來全不費功夫。知道唐德剛，是因為胡適的緣故——要研究五四和胡適，唐德剛必不可繞開。有點意外的是，這幾天因為讀夏志清，才發現原來他和夏志清竟是如此深有淵源——既是好朋友，又曾經筆戰，可惜如今還沒機會拜讀這些論戰文章。夏志清給這本《胡適雜憶》寫序時說，唐德剛先生「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如此功底深厚的學者，如此才情橫溢的散文家，剛於上個月26日去世。

與上回一樣，清倉之際，豐收之時。再這樣下去，很快就會被80%寵壞了。這次姑且效仿魯迅，把昨天買回來的書，寫個書單，并非記在日記，而是列在這裡，權當人生的書簽。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1983年。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舒國治：《門外漢的京都》，臺北：遠流，2006年。
舒國治：《讀金庸偶得》，臺北：遠流，2007年。
蘇偉貞編選：《張愛玲的世界【續編】》，臺北：允晨文化，2003年。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2005年。
唐德剛：《史學與紅學》，臺北：遠流，2003年。
唐翼明：《古典今論》，臺北：東大，1991年。
王軍：《城記：看不見的北京城》，臺北：高談文化，2005年。
王力：《古體詩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力：《希臘文學·羅馬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王明編：《太平經合校》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王元化：《讀文心雕龍》，北京：新星，2007年。
夏濟安著，夏志清校注：《夏濟安日記》，臺北：九歌，2006年。
蕭紅：《呼蘭河傳》，臺北：聯合文學，1987年。
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臺北：捷幼，1998年。
朱天文：《悲情城市》，上海：上海文藝，2001年。
【清】誕叟：《檮杌萃編》，天津：天津古籍，2006年。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訂，廖吉朗校訂，繆天華校閱：《醒世恒言》，臺北：三民，1988年。
【明】凌濛初著，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1991年。
【日】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發條鳥年代記，第一部：鵲賊篇》，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
【法】法布爾著，陳筱卿譯：《昆蟲記》，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
【德】尼可拉斯·宋巴特著，劉興華譯：《海德堡歲月人文紀事1945—1951：一個人文學者的智性之旅》，臺北：立緒文化，2004年。

洪淑苓：飛吧，嫦娥！（轉載）

三潭印月——孔仲起畫

中秋節到了，吃月餅以前，請先回答這個「腦筋急轉彎」的問題：嫦娥為什麼偷吃后羿的不死藥呢？
因為她怕后羿如果吃了不死藥，會變得更兇狠，殘害百姓。
錯！這個答案太八股，最新的答案是──因為她怕超過了保存期限。

常羲：原始的月神

月到中秋分外明，逢此佳節，不禁令人想起嫦娥奔月的故事。尤其唐代詩人李商隱的名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一個「悔」字，判定嫦娥寂寞的一生，似乎偷竊不死藥，奔月長生，都成為錯誤的抉擇，可哀可憐，獨駐月宮的嫦娥，已成神仙，她果真有悔嗎，寂寞嗎？這恐怕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可以了解揣測的。

像許多神話故事一樣，嫦娥神話的形成與確立，迭經流傳增衍，最後才逐漸定型。在最早的時候，人們對於日月星辰相當崇拜，也將之擬人化，想像成人世間的種種。譬如《山海經‧大荒西經》裡，就把日、月想像為一對帝王夫婦，日神帝俊的妻子常羲，生下十二個月亮兒子，而且經常為他們沐浴。這位常羲女神，就是原始信仰中的月神，也可說是嫦娥的前身。常羲生月、浴月，都相當具有母性的象徵，這應該和月亮本身溫潤柔和的光輝有關，皎潔的月光，易使人聯想母親慈愛的眼神與溫暖的懷抱。神話學者王孝廉認為，月亮具有不死、再生、大地、農耕與女性的象徵；此五種象徵都和「生命」的主題有關聯，可見月亮神話、月神信仰的意義非常豐富，也因此後世的中秋習俗有云，若婦女靜坐於月光下，虔心祈子，即可如願。此沐月光而祈子的儀式，有的地方稱中秋「望子」，有的則稱為中秋「送子」，這就是把月神信仰和生殖、豐產的能力聯繫在一起的最佳證明。

羿與后羿的混合

嫦娥被視為月神的說法，則始見於戰國初年的《歸藏》。但這本古籍早已亡佚，只有在後人的注解引文中，才看到蛛絲馬跡：「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雖然只有兩句話，卻已構成了嫦娥服用不死藥，奔月，成為月神的故事內容。可惜這樣的神話故事，後來就斷了線索，直到漢代的《淮南子‧覽冥訓》才又寫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嫦）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

這則資料啟人疑竇甚多。它似乎解釋了前一條資料中，不死藥的來源，以及嫦娥奔月的原因，但故事為何如此演變，羿和嫦娥的關係是什麼？這中間可說錯綜複雜，是神話傳說、上古歷史互相混淆、融匯的結果。

在《山海經》裡的羿，是個神話人物，善於射箭，因此天帝賜給他彤弓素矰，令他為百姓除害。羿的最大功勞，就是為百姓射下九個太陽，只留下一個太陽在空中正常運行，解決了乾旱之苦。而后羿，則是歷史人物，是夏代的小國諸侯有窮氏的國君。他本是個賢君，因此能夠推翻夏代的暴政，代夏而有天下，及至立為天子，卻忘記前車之鑑，也變得荒淫驕暴，終於因而亡國。神話學者袁珂即認為，羿是天神，后羿頂多是具有神性的英雄，二者不可混淆。他們之所以被混為一談，一方面是名字相似，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二人俱以善射著名，又都被其部下所殺害，事跡類似的關係。

如此，把羿和后羿混為一人，嫦娥偷他的不死藥吃，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如果（后）羿已經變得暴虐無道，怎麼可以讓他再吃不死藥，那豈不是遺禍萬年？於是嫦娥先吃了那不死藥，奔向月宮。而因為不死藥珍貴難求，（后）羿悵然失意，也無法再得到不死藥了。

嫦娥與蟾蜍

羿和后羿的混同，在戰國時代屈原的《楚辭》中已可見端倪。直到漢代，除了上引《淮南子》，張衡的《靈憲》一書，也記載類似的故事。張衡明載嫦娥為羿妻，竊西王母不死藥服之，奔月而去，最後化身為月宮中的蟾蜍。

嫦娥化為蟾蜍？聽起來更不可思議，和月宮仙子的形象相去十萬八千里。但這是可以解釋的，有人以為蟾蜍可作長生的藥餌，因此是長壽（不死）的象徵；也有人以為月中有蟾蜍的說法早已有之，蟾蜍搗藥比玉兔搗藥的傳說更早，嫦娥既然奔往月宮，當然就變形為蟾蜍。當然，也有人對嫦娥「竊」藥的行為十分不齒，因此說那是對嫦娥的懲罰，醜化她的形象。

這個問題，樂蘅軍教授的觀點頗為獨到。她認為，嫦娥神話有個「不死藥」的前提，也就是說吃了不死藥的嫦娥必須證明這個藥果然有效。而為了超越這個生死的困境，嫦娥乃以「變形」的方式，非正面的證明了這個事實。嫦娥化為蟾蜍，似乎告訴我們：人類只能以另一物存在於另一世界，方能得到永生（《古典小說散論》）。樂教授的看法，使嫦娥神話具有普遍的意義，促使我們一同思考人類生存與死亡的問題。

飛吧，嫦娥！

嫦娥神話確立後，由於神仙思想的推波助瀾，嫦娥遂成為月宮仙子，娉婷婀娜，引人遐思。傳說〈霓裳羽衣曲〉即是唐明皇遊月宮、會嫦娥之後所得的仙樂，而從唐代詩人多吟詠嫦娥者，也可知道嫦娥及其神話故事，深深打動騷人墨客的心懷。除了李商隱之外，李白、杜甫也曾對嫦娥有類似的感歎：

「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李白〈把酒問月〉）

「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杜甫〈月〉）

大部分的詩人，都從人情人世的依戀著眼，因此對嫦娥奔月後的孤寂情境，十分同情、體恤。甚至像李商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語，誠摯沉重，更染有個人主觀的色彩。

仔細體會，嫦娥奔月確實隱含著兩股衝突的力量。李文鈺女士的碩士論文曾指出，嫦娥神話同時容受追求長生的天真熱情與領悟死亡的深沉哀傷；另一方面，也同時容受珍重人情溫暖與棄絕人情的困境（《嫦娥神話的形成演進及其意象之探究》）。誠然，相信「不死藥」的功效，即是承認人之必死的宿命，因此才會熱烈追求長生不死；而「奔月」本是擺脫人世的束縛，登上自由之境，但也同時必須忍受孤獨一人的情境，蒼涼無比。敏感的詩人，正是為我們指出這種兩難的處境。

然而，落實來看，如果嫦娥嫁的真是后羿者流，難道還要「癡癡地等」，以為野獸可以變為王子，終有一天幸福到來？

再者，從個人自我的發展而言，倘若一個人逐漸領悟到自己該走的路，想要的世界，是不是可以立刻擺脫現實的羈絆，追求更大的自由與自我的成就？

如果你曾經仔仔細細想過這些問題，並且了解，追求自由也可能得到幻滅與寂寞，可以忍受「碧海青天夜夜心」，那麼，你就──飛吧，嫦娥！

——原載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三十日《臺灣日報‧副刊》

讀《前四史論贊研究》

所謂「前四史」，指的便是中國正史中的首四部史著——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和范曄《後漢書》。

案「論贊」，劉勰謂：「贊者，明也，助也。」也就是說明、輔助的意思。略分之下，有三種：一是贊美，也包括貶斥，如郭璞的《山海經圖贊》；二是說明或總結，如《漢書》每篇末了的「贊曰」；三是輔助或補充，如《史記·項羽本紀》末的「太史公曰」，亦即《漢書》的「贊曰」，裡頭補充了本紀所未記載的材料。唐朝劉知幾在其名著《史通》中對「論贊」的作用和歷代史書論贊的特征及失誤進行了總結時開頭便說，「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寫到這裡，不由想起以前曾經上過的一門課，這門課的先生對「論贊」提出了迴異前人的看法，而且態度強硬，立場堅定，不容辯駁，質疑有罪，無俟商榷，字字洪鐘，鏗鏘宏亮，可惜擲地「無」聲。（笑）

本書作者趙彩花先生一開始先對「史」作了細致入微的爬梳與分析。自中國文明開展以來，「史」即是「巫」，「巫」即是「史」。人類甫誕生，文字不可能與之同時出現。人類學家對原始部落人們的生活習性、精神信仰、思維特點的研究展示，原始人為了生存需要，對提供給他們安全居住和食物的周圍環境的變化十分關注，作者引述一西方學者的實地考察成果來說明這一點，曰：「這裡的土著具有敏銳的官能，他們精確地注意到了陸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種的種屬特性，以及像風、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變化、水流和氣流等自然現象的最細微的變異。」這也就是所以古時人對天文地理那么精通那么重視，因為在那個我們今天看來是蒙昧無知的年代，為了生存，他們衹關注那些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他們密切注意它的變化以及周遭事物的變化引起它怎樣地改變，如哪顆星移動到某處則第一陣冷風吹起（所以孔明借東風的故事不是匪夷所思的），蟋蟀在某個時候處於某個地方則預示著季節轉換，某朵雲出現則哪里有最好的露水，某個特定的一天的天氣預示著來年哪里最先有鮮美的果子，他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放在今天而言，這些從前被普遍關注且婦孺皆知的常態、知識，在我們卻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他們相信事物之間的神秘感應，一個事物出現與周圍其他事物密切聯繫。便是這種信念，萬物有靈論便產生，也就是我們中學時所讀到的Kepercayaan Animisme。所以，為保證生存環境舒服就必須保持固有的神聖秩序，與臨近的各種存在著的事物溝通而維持和諧狀態極其必要，於是乎，疏通這種關係的人——「巫」出現了。巫的出現，預示著文字開始受到重視。十九世紀末在中國河南安陽小屯發現的甲骨文便是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隨著人類越來越多，疑問越來越大，思想越來越復雜，「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其中特別能溝通神人的秀出之人成為眾巫的管理者，後發展而成為「史」。所以一開始時巫史同源，天人合一，迨人類社會分工愈細，巫史即分，甚至發展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至此，天人分裂。

雖然如此，古時史家所扮演的角色，依舊必須是個通人，通天文通地理通古今什麼都要通如果不通就沒資格稱史，所以司馬遷在他那時代發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宣言，不過職責所在，無甚特別。就好比今天為人師表的人類，如果在心裡發出「培養莘莘學子知書達理」的愿，那其實也是他本份所在，并沒什麼值得夸耀的。而本書作者博考文獻後，認為司馬遷所以治史，真正目的乃在於「究天人之際」，因為其時天人分裂久矣，司馬遷試圖力挽狂瀾，重新找回天人之際的光輝時代。奈何，越發展到後來，人類對格致的認識越來越深，理性認知也就越來越高，致使天人之分的裂痕越來越大，所以直到陳壽之後，「究天人之際」的宏愿也就逐漸被遺忘了。在〈陳壽的天道觀〉末，作者謂：「陳壽把相人、占天、推度災變看成不是常人皆可具備的技能，他作為史官把它記錄下來不是要以此探究天人之間的玄奧，僅僅是為『廣異聞而表奇事』而已。《三國志》已經不強調追究天人之際，似乎在陳壽的意識中，天人關係不是寫史者所必須關注的問題。」

分裂了，可惜；被遺忘了，更是可惜，尤其當我讀到關於西漢天文學家成就一節時，猶感如此。古人對行星運行規律有精密的觀測，翻一翻《史記·天官書》便可得到印證。其中記道木星（歲星）12年運行一週天，這與現今天文學所觀察到的11年10個月衹有兩月之遙。而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成書於西漢初年，其中記載的地球與金星（太白）會合週期為584.4日，比現代天文學觀測到的583.92日衹大0.48日；土星（填星）與地球的會合週期377日，比現代觀測值小1.09日，可見中國很早對天道運行就有精確掌握。令我深感神奇的是，嘗試翻翻〈天官書〉時，原來中國自古還真的是將天象與地下萬物的運命聯繫在一起看待的。以前看三國演義時諸葛亮看到有什麼星隕落後，掐指一算，便算出阿誰誰命不久矣，又或者哪個國哪個縣即將發生天災，如今才恍然大悟——原來真有這回事，羅貫中不是誑的>.< 例如月蝕日蝕的發生，〈天官書〉說前者表示人間將發生不利，後者則指惡在國君，總之它們將帶來不幸就對了。看看今年七月剛發生不久的日食現象，太陽被吃後，阿彌陀佛，臺灣遭殃。

是不是說隨著科技的日益發達，人類不管是對自己對周遭的敏感的觸覺便會日益消蝕？正如同於今天的新新人類，因為生活安逸，所以在生活上對於父輩的年代而言是普通的生活技能，在我們這些新新人類而言則全然不曉，更甚者是有些人還擺出一副「『不曉』得有理」的高姿態。衹能說，時代不同了，「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但偏偏當中有些人又很容易對周遭發生的一切誠惶誠恐，例如去年308海嘯席卷我國後，大街小巷便四處蔓延著「華人會被對付」、「513將重演」、「不要亂出街」、「種族暴亂」的流言，身邊的不少人更是熱衷此道——因為脆弱的緣故？呵。結果事實發展如何？有目共睹。

話扯遠了，現在回來。其中讓我忒感興趣的一章，論及「文學」時引述了蔣凡先生的話，曰：「由於文學的發展及時代的進步，以詩歌、辭賦、散文為主的文學創作日益繁榮，文學作品的地位提高了。因此，先秦時代舊有的雜文學觀念開始受到了明顯的沖擊，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也勢在必變。於是在兩漢時代，逐漸產生了文學與學術分離的新趨勢，從而為我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開拓了新天地。《史記》為重要的文學家立傳，而不把他們寫入〈儒林列傳〉之中，證明漢人在文學觀念上已取得一定的進步。漢人開始把『文』與『學』、『文章』與『文學』的概念分開運用，以『文』或『文章』稱文學，而以『學』或『文學』稱學術。」先秦以前，「文學」一詞多是泛指記載先王陳跡的文獻的通稱，在後人看來，先秦時「文學」的范圍非常廣泛，它包括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是學術文化的統稱。南朝皇侃在其《論語義疏》引范寧注解「文學」一詞時謂，「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楊伯俊先生更明白說「文學」乃「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若將作者這一節與臺灣學者黃偉倫先生的《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對照一看，對於「文學自覺」命題的了解，則更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黃先生梳理前人關於「文學何時自覺」的看法時，「漢代自覺說」便拔得頭籌，認為它是「前文學的自覺」，尚不能成為文學自覺時代的標志，但卻對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作好了語言上的準備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蔣凡先生所說的「文學意識的朦朧覺醒」。

關於本書的價值如何成就何如，非我這黃毛小子所能妄言一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凡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已有談論）。紅樓夢第七回說賈寶玉「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我之所以讀此書，卻源於從前對某些人的行徑之感到不忿——正為不忿始讀書，發愿要把「論贊」徹底弄通，恰好老師紹介，便買了下來。然而讀完才發現，不忿早就煙消雲散，而自己倒也得了無心插柳之效。獲益弗淺不在話下，將先前讀過的李長之先生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聯繫比照後，茅塞的問題也稍稍開啟，尤其作者推翻了李先生這本名著的一些意見時，簡直整桶醍醐灌在我頂——縱是一代名家，也非常常處於屹立不倒的泰山之勢！更何況是徒有空言的一些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