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在北京海甸區的友誼賓館裡頭睡覺。電話響，太太聽，回來告訴我天安門開了槍，殺了人。我穿上衣服，騎自行車到附近的人民大學的大前門去。那裡學生設了廣播站，從市區各方回來的同學一個一個上臺說他們所看見過的事情：
「長安街上我看見了坦克車軋死七八個堵路的老百姓。」
「木犀地那裡開槍殺了許多人，包括孩子。」
「歷史博物館旁邊突然掃射，有人倒在街上，一會兒有幾個人回去幫那些倒了的人，突然又來一次掃射，回去的人也倒在街上。」
這種故事不斷地來，說故事的人有的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大聲哭著嚷；有的用很低的聲音，幾乎沒有嗓子，切齒痛恨。看到這種場合，聽到這種故事，不能不受很深的感動。我看了看周圍跟我一塊兒聽的人們。除了年輕學生以外，也有年紀大的人。有許多人很顯然不是知識分子。對面雙榆樹的鋪子裡的人出來了，馬路上開卡車的司機也停下來了。進城賣菜的農民也過來了。我也注意到，我不是唯一的外國人。有幾個法國學生，兩個非洲學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本來很不同的、在日常生活裡頭對各種問題會有很多不同看法的人們，那天，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之下，都顯得出非常相同的「良心反應」。我看到一個中國農民，他看到我的眼睛；我再看到一個法國學生，他也看到我。幾個人的眼神兒都是一樣的。我不認識那位農民，也不認識那位法國人。但那天我們都覺得親切。不需要說話，也不知道話怎麼說，但就覺得親切。
——節錄自Perry Link（林培瑞），〈人權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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