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民主

前幾年當杜維明先生在中央大學宣揚儒學之後，一位哲學系博士班修習政治哲學的同學舉手發問：爲什麽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沒有聽說哪位儒者拋頭顱、灑熱血的，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不斷地利用民主所賦予的權利來批評民選政府？杜先生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而具體的回答，畢竟他常年旅居國外。但縱觀中國儒家的歷史，當代新儒家會討論的儒者，爲了抗爭體制的合理性而下獄或被殺頭的，大概是零吧。被皇帝看不順眼而下獄的有一些；爲了皇帝而死而不管他是不是好皇帝的而出名的，則有宋代的文天祥與明代的劉宗周等人。大家都知道，金庸《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就是在諷刺這樣的倫理觀。只有為皇帝死的儒者，沒有為民主賣命的儒者，過去的台灣如此，過去的中國也如此，至於現在的中國呢？一樣的，恐怕那位質問杜先生的學生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從六四到現在，在中國提倡儒學的人數非常多，但在中國爭取民主的，就我所知，一位也沒有。

如果歷史所顯示的是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儒學裡這種和民主相異的倫理觀，適合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教導給高中生嗎？儒家倫理觀與民主相異的部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說，是一種極端人格倫理學，這種倫理學重視自我，而忽視倫理或道德的外在處境；第二點，也就是第一點的外顯結果，就是對於制度的倫理的忽視。而這兩點和我們如何定位儒家倫理學，以及在今天的民主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倫理/道德視野密切相關。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6。

鈔後：

哲學系博士生的提問，很一針見血。自五四以來，在反傳統的浪潮中，一與傳自西方的現代政治學與人類關懷——民主、自由、人權——相照，儒學即刻被貼上維護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的標籤。固然，儒學對華人社會文化、思想均有深刻影響，然而，在現代政治上，就如那位提問的博士生所表明的意思（不少學人均有此認知），「儒家一直在各種重大政治改革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這一點更是一直為自由主義者（如被中國列為台灣不得不認識的百人之一殷海光即是）所詬病。

所幸，徐復觀在這一議題上並不採取龜縮的態度。他曾經檢討儒學內部妨礙自己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曰：

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這一方面來看，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整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正因為這樣，所以雖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並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斷考慮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被覆之德，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上，不曾將其客觀化出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

這一深切反省，說明了何以儒家給人的印象大抵都是統治者的附庸、喉舌。至於儒家的理想，徐復觀亦承認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實現過。台大中文系陳昭瑛教授在徐氏《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本書裡，得出徐復觀雖然面對這樣的事實，卻沒有從「懷才不遇」的情緒為儒家辯護。徐復觀反而探進更深一層次的因素，認為儒家總是想從「君心」去解除「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即理念上「民」是政治的主體，而現實中「君」才握有絕對權力），亦即從道德上去解除此一矛盾；但是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則是從制度上、法制上去根本的解除此一矛盾。當時，殷海光讀到了徐復觀的反省，寫了一篇讀後感想，肯定徐復觀「承認制度化的重要。民主之從制度上解除中國政治上君民對立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較之『從「君心」方面去解除』，要具體而著實的多了。」但殷海光對徐復觀所寄寓的「聖人」、「聖王」則持消極的懷疑態度，畢竟「自古至今，無論中外，究竟有多少『聖王』，尤其令人懷疑」。所以殷海光最後認為今天的儒家寄希望於聖人、聖王是很不安全的（說得挺客氣），唯有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才是維護人民權利、福祉的真正安全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