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8日 星期二

「又是政治的把戲」——讀《兩個故宮的離合》


一、故宮文物與所謂道統

「中華民族的文化有一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千年歷聖相傳的道統,共匪想在文化大革命時將這道統文化連根拔起,但終究失敗。愈想破壞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愈是發光發熱。因為有共匪的文化大革命,才有(蔣)總統的文化復興運動,總統從孫中山繼承道統,就是繼承孔子的道統。」

這段話出自蔣介石在位期間擔任台北故宮院長的蔣復璁之筆。行文充分闡釋了蔣介石繼承文物的政治性意義。「道統」云云,乃自唐人韓愈之手正式發揚。他當時自詡繼承了孔孟以來的「道」,亦即儒學正統。直到宋代,在道學家手裡,「道統」才愈加地被大大炒作。再到國民黨蔣介石之手,國共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已敗無可敗,在逃來台灣時,一併將故宮文物給挾過來。道統的精神,於此便表現在反映天意、追求美學的書畫、銅器和瓷器上。因而故宮在一九三三年離開北京時,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了以下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說得冠冕堂皇。

然而,事實往往沒有字面那麼好看。

二、搬遷文物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中國,國民黨便開始從北京南運故宮文物。故宮文物從此沒一刻閑下。國民黨節節敗退,在「遵循」蔣介石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偉大戰略」之下,從南京逃到湖南、貴州、四川等地,文物也同樣「疲於奔命」。根據本書作者野島剛的記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文物在一九四七年回到設於南京的故宮分院。這十四年間,這些文物經歷了一萬公里的旅程。直到國共爆發內戰,文物終於橫渡台灣海峽運抵台灣。

基於人道立場,這一不合理搬運的決策,因其勞民傷財,在北京時就已經備受爭議。這就如一個家發生火災,為人父者,即使家裡藏著十代祖傳的古董,在還沒將愛妻愛子救出之前,也不該先考慮古董的存亡。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視人如草芥。不過,理解了它背後所隱含很濃厚的政治意味後,就會知道這不合理搬運的決策對蔣介石而言是勢在必行的。奈何耳食淺薄者卻大抵認為蔣介石此舉是非常公義非常偉大的。

或許,國民黨真有保護文化的意思,但是,正如作者所說:「失去中國大陸的人自稱是中國的主人,無論是從誰的角度來看,都顯得不太真實。此時需要一個讓世人接受理解的象徵,而集中國五千年曆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宮文物,正好具有這種意義。」換言之,這其中隱含了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判斷,才會耗費鉅資將文物遷運。這本書正是基於此一思路,借由檢視故宮文物的足跡,希冀解讀這個政治判斷的個中內涵,透過故宮的故事,讓讀者瞭解中國近代及現代歷史,乃至於理解中華民族的政治與文化關係的真正精髓。

三、故宮與大中華主義

在正式記述兩個故宮的點滴前,作者站在宏大的視野下,提出了他對故宮的觀察。世界著名博物館,如法國的羅浮宮、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等,收藏的文物不僅是西洋的東西,還含括中東、亞洲、非洲等地的文物,絕非浪得「博物」之名,他們多元的收藏值得誇耀。雖說收藏品亦背負了殖民地經營及侵略的負面歷史,但無損於博物館的價值。然而,在台北和北京的故宮,幾乎看不到中華文物以外的其他亞洲各國文物(也許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朝鮮、東南亞等使節贈送或進貢的禮物)。這裡有的是僅以中華文化為對象的「單一文化」博物館。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故宮可謂是「大中華主義」的投射。中國自古便有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自以為己身文化最優良,能夠感化「動物性」未脫的蠻夷異族,使其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因此,對其他民族的文化大抵都抱著排外、不屑的態度。然而,作者在書中提出了有趣的觀察,即:「台北故宮的所在地是台灣,卻很難在台北故宮看到台灣文化的任何片段。在參觀者的腦海中,可以閃過創造中華偉大的歷史文物、投注心血的藝術家及工藝家,但是跟台灣的歷史、文化、民眾生活等有關的層面,卻是造訪台北故宮所體會不到的。」

四、政治與文化

一代文化名人張元濟曾說:「余喜蓄書,尤嗜宋刻,每一展玩,心曠神怡。余嘗言一國藝事之進退,與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況在書籍,為國民智識之所托,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貽。抱殘守缺,責在吾輩。」確然,政治與文化是分不開的。儒學與忠君、讖緯與今文經學、唐詩與試帖、四書與八股、考據與文字獄、公羊學與經世致用等,其興衰率與政治氛圍息息相通。

梁啟超曾指出,傳播現代文明有三個利器:學校、報紙、演講。此三者也正是文化所最賴以傳播的工具。掌權者爲了有效宣揚其思想意識或所謂理念,更不會忽視這三大利器。因而塗脂抹粉地、暗度陳倉地盡可能有效利用它們。在政治強權底下,則簡直就是直接受控:一連串與其相關的法令,或束縛或遙控,使得有些爲了飯碗的相關人員,有時會先進行自我審查,以求不違逆掌權人的意識形態。世華集團之下的《星洲》等,便是顯例。在看起來相對民主自由的台灣,他們的平面媒體,背後也各自被政黨的陰影所籠罩。

自然,台灣學界因為要符合國科會的「期待」而必須順從地提出相關研究,還有多少年國教的決定,以及台文所、客家學院的成立,它們與政治之間的瓜葛,更是剪不斷理還亂。在馬來西亞的學界,有學者爲了獲取某政黨的經費,也一樣按照政黨所希望的方略進行研究。此正如作者所言:
從廣義來看,政治的庇護對於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政治,文化得以振興;因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破壞而無法挽回。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破壞了許多藝術和文化。這種透過否定文化來否定政敵的行為,在世界歷史上也非新鮮事。創造文化雖然是個人的藝術行為,但對於文化價值的評價卻也經常在政治浪潮中擺蕩著。
五、台獨vs統一:去中國化?

至此,我大約能夠理解何以「深綠」的「台獨派」那麼汲汲於去除中國化了。這是因為,文化與政治的關係是分不開的,尤其是中國這個自古便以儒家作為主要政治指標、生活倫理、宗教情懷的「政教合一」的國度。很多時候,文化是作為意識形態成為掌權者謀取自身利益而加以利用的工具。爲了獲得獨立,首先就必須去除象徵。譬如愛爾蘭自英國獨立時,也以愛爾蘭語作為與英國區分的界限。東亞在以前大抵皆屬於漢字文化圈,韓國和日本也同樣創造了屬於自己國家體系的語言,以此與中國做個區別。此外,越南語也曾以漢字表記,現代則使用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再添加若干個新字母及聲調符號的國語字書寫。儘管在血脈上仍能探索彼此的內在因緣,但是,只有從象徵意義上與原本影響自己很深的元體分化出來,在民族色彩下才更能有屬於自己的獨立特色。上個世紀魯迅等人提出廢除漢字的倡議(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以及兩年前發生的蔣偉文嗆黃春明事件,在有了這一番「政治—文化」複雜關係的領略之後,對兩者的作為反更能有一種同情的理解。

由此,以台北故宮來看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政治意識,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角度。比如,作者記述,民進黨政權在二〇〇四年時進行了台北故宮的整修工程,把孫中山的銅像從正面門廳移走,放在戶外風吹雨打。國民黨在取得政權之後,立刻修復銅像,二〇一〇年起改放在展示館的正面,成功「復活」。復活的孫中山銅像與聚集在此爭相與國父拍照的中國觀光客(二〇〇八年五月誕生的馬英九政權為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政治協議取消了原本不准中國觀光客訪台的嚴格限制),說明了政治對於文化的巨大影響。作者又說,台灣在這十年當中,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政黨在文化的對決上,展開激烈競爭。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後,提出了「故宮改造」的計劃。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背負著故宮所象徵的中華文化,民主進步黨借著改造故宮,試圖否定中國國民黨長久以來所灌輸的「黨即國,國即黨」的威權存在。

另一例子,便是臺北市的自由廣場。在二〇〇七年以前,廣場牌匾原題「大中至正」,出處是來自王陽明的《傳習錄》——「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但其實和「蔣中正」的造神運動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二〇〇七年末,民進黨毅然卸除「大中至正」四字,不管背後含有什麽政治目的,這一卸除至少是可以阻止一個獨裁者在一個正常民主國家裡成為大神般被萬民崇拜的滑稽現象。唯有如此,政治自由的香火才有望在這塊土地持久縈繞。否則,兩千多年以來「主子—奴才」的意識形態將會繼續在這個華人民主國家陰魂不散,同時也會更坐實那些爲了己身利益的政客與幫閒文人所說的「華人世界不適合民主」。

六、關於作者

本書作者野島剛,二〇〇一年曾到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其後便回返東京本社擔任政治部記者。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作者發揮他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專長,從這本書探討「兩個故宮」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發展,追溯錯綜複雜的過程,探究至今仍千變萬化的故宮背後,究竟串聯了什麼樣的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領袖的思維判斷。透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犯結構的樣貌。同時,對於一九六五年台北故宮在台復館的過程、台灣民進黨政權對於故宮的改革嘗試、中國近年大量搜尋追回文物的熱潮,以及二〇〇八年台灣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等,亦成為本書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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