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前四史論贊研究》

所謂「前四史」，指的便是中國正史中的首四部史著——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和范曄《後漢書》。

案「論贊」，劉勰謂：「贊者，明也，助也。」也就是說明、輔助的意思。略分之下，有三種：一是贊美，也包括貶斥，如郭璞的《山海經圖贊》；二是說明或總結，如《漢書》每篇末了的「贊曰」；三是輔助或補充，如《史記·項羽本紀》末的「太史公曰」，亦即《漢書》的「贊曰」，裡頭補充了本紀所未記載的材料。唐朝劉知幾在其名著《史通》中對「論贊」的作用和歷代史書論贊的特征及失誤進行了總結時開頭便說，「論者所以辨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寫到這裡，不由想起以前曾經上過的一門課，這門課的先生對「論贊」提出了迴異前人的看法，而且態度強硬，立場堅定，不容辯駁，質疑有罪，無俟商榷，字字洪鐘，鏗鏘宏亮，可惜擲地「無」聲。（笑）

本書作者趙彩花先生一開始先對「史」作了細致入微的爬梳與分析。自中國文明開展以來，「史」即是「巫」，「巫」即是「史」。人類甫誕生，文字不可能與之同時出現。人類學家對原始部落人們的生活習性、精神信仰、思維特點的研究展示，原始人為了生存需要，對提供給他們安全居住和食物的周圍環境的變化十分關注，作者引述一西方學者的實地考察成果來說明這一點，曰：「這裡的土著具有敏銳的官能，他們精確地注意到了陸地和海洋生物的一切物種的種屬特性，以及像風、光和天色、水波和海浪變化、水流和氣流等自然現象的最細微的變異。」這也就是所以古時人對天文地理那么精通那么重視，因為在那個我們今天看來是蒙昧無知的年代，為了生存，他們衹關注那些他們認為「有用」的東西，他們密切注意它的變化以及周遭事物的變化引起它怎樣地改變，如哪顆星移動到某處則第一陣冷風吹起（所以孔明借東風的故事不是匪夷所思的），蟋蟀在某個時候處於某個地方則預示著季節轉換，某朵雲出現則哪里有最好的露水，某個特定的一天的天氣預示著來年哪里最先有鮮美的果子，他們都知道得很清楚。放在今天而言，這些從前被普遍關注且婦孺皆知的常態、知識，在我們卻是那么的匪夷所思。他們相信事物之間的神秘感應，一個事物出現與周圍其他事物密切聯繫。便是這種信念，萬物有靈論便產生，也就是我們中學時所讀到的Kepercayaan Animisme。所以，為保證生存環境舒服就必須保持固有的神聖秩序，與臨近的各種存在著的事物溝通而維持和諧狀態極其必要，於是乎，疏通這種關係的人——「巫」出現了。巫的出現，預示著文字開始受到重視。十九世紀末在中國河南安陽小屯發現的甲骨文便是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隨著人類越來越多，疑問越來越大，思想越來越復雜，「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其中特別能溝通神人的秀出之人成為眾巫的管理者，後發展而成為「史」。所以一開始時巫史同源，天人合一，迨人類社會分工愈細，巫史即分，甚至發展為「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至此，天人分裂。

雖然如此，古時史家所扮演的角色，依舊必須是個通人，通天文通地理通古今什麼都要通如果不通就沒資格稱史，所以司馬遷在他那時代發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宣言，不過職責所在，無甚特別。就好比今天為人師表的人類，如果在心裡發出「培養莘莘學子知書達理」的愿，那其實也是他本份所在，并沒什麼值得夸耀的。而本書作者博考文獻後，認為司馬遷所以治史，真正目的乃在於「究天人之際」，因為其時天人分裂久矣，司馬遷試圖力挽狂瀾，重新找回天人之際的光輝時代。奈何，越發展到後來，人類對格致的認識越來越深，理性認知也就越來越高，致使天人之分的裂痕越來越大，所以直到陳壽之後，「究天人之際」的宏愿也就逐漸被遺忘了。在〈陳壽的天道觀〉末，作者謂：「陳壽把相人、占天、推度災變看成不是常人皆可具備的技能，他作為史官把它記錄下來不是要以此探究天人之間的玄奧，僅僅是為『廣異聞而表奇事』而已。《三國志》已經不強調追究天人之際，似乎在陳壽的意識中，天人關係不是寫史者所必須關注的問題。」

分裂了，可惜；被遺忘了，更是可惜，尤其當我讀到關於西漢天文學家成就一節時，猶感如此。古人對行星運行規律有精密的觀測，翻一翻《史記·天官書》便可得到印證。其中記道木星（歲星）12年運行一週天，這與現今天文學所觀察到的11年10個月衹有兩月之遙。而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成書於西漢初年，其中記載的地球與金星（太白）會合週期為584.4日，比現代天文學觀測到的583.92日衹大0.48日；土星（填星）與地球的會合週期377日，比現代觀測值小1.09日，可見中國很早對天道運行就有精確掌握。令我深感神奇的是，嘗試翻翻〈天官書〉時，原來中國自古還真的是將天象與地下萬物的運命聯繫在一起看待的。以前看三國演義時諸葛亮看到有什麼星隕落後，掐指一算，便算出阿誰誰命不久矣，又或者哪個國哪個縣即將發生天災，如今才恍然大悟——原來真有這回事，羅貫中不是誑的>.< 例如月蝕日蝕的發生，〈天官書〉說前者表示人間將發生不利，後者則指惡在國君，總之它們將帶來不幸就對了。看看今年七月剛發生不久的日食現象，太陽被吃後，阿彌陀佛，臺灣遭殃。

是不是說隨著科技的日益發達，人類不管是對自己對周遭的敏感的觸覺便會日益消蝕？正如同於今天的新新人類，因為生活安逸，所以在生活上對於父輩的年代而言是普通的生活技能，在我們這些新新人類而言則全然不曉，更甚者是有些人還擺出一副「『不曉』得有理」的高姿態。衹能說，時代不同了，「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但偏偏當中有些人又很容易對周遭發生的一切誠惶誠恐，例如去年308海嘯席卷我國後，大街小巷便四處蔓延著「華人會被對付」、「513將重演」、「不要亂出街」、「種族暴亂」的流言，身邊的不少人更是熱衷此道——因為脆弱的緣故？呵。結果事實發展如何？有目共睹。

話扯遠了，現在回來。其中讓我忒感興趣的一章，論及「文學」時引述了蔣凡先生的話，曰：「由於文學的發展及時代的進步，以詩歌、辭賦、散文為主的文學創作日益繁榮，文學作品的地位提高了。因此，先秦時代舊有的雜文學觀念開始受到了明顯的沖擊，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也勢在必變。於是在兩漢時代，逐漸產生了文學與學術分離的新趨勢，從而為我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開拓了新天地。《史記》為重要的文學家立傳，而不把他們寫入〈儒林列傳〉之中，證明漢人在文學觀念上已取得一定的進步。漢人開始把『文』與『學』、『文章』與『文學』的概念分開運用，以『文』或『文章』稱文學，而以『學』或『文學』稱學術。」先秦以前，「文學」一詞多是泛指記載先王陳跡的文獻的通稱，在後人看來，先秦時「文學」的范圍非常廣泛，它包括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是學術文化的統稱。南朝皇侃在其《論語義疏》引范寧注解「文學」一詞時謂，「文學，謂善先王典文」，楊伯俊先生更明白說「文學」乃「指古代文獻，即孔子所傳的《詩》、《書》、《易》等」。若將作者這一節與臺灣學者黃偉倫先生的《魏晉文學自覺論題新探》對照一看，對於「文學自覺」命題的了解，則更能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黃先生梳理前人關於「文學何時自覺」的看法時，「漢代自覺說」便拔得頭籌，認為它是「前文學的自覺」，尚不能成為文學自覺時代的標志，但卻對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作好了語言上的準備并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蔣凡先生所說的「文學意識的朦朧覺醒」。

關於本書的價值如何成就何如，非我這黃毛小子所能妄言一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凡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已有談論）。紅樓夢第七回說賈寶玉「不因俊俏難為友，正為風流始讀書」，我之所以讀此書，卻源於從前對某些人的行徑之感到不忿——正為不忿始讀書，發愿要把「論贊」徹底弄通，恰好老師紹介，便買了下來。然而讀完才發現，不忿早就煙消雲散，而自己倒也得了無心插柳之效。獲益弗淺不在話下，將先前讀過的李長之先生的《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聯繫比照後，茅塞的問題也稍稍開啟，尤其作者推翻了李先生這本名著的一些意見時，簡直整桶醍醐灌在我頂——縱是一代名家，也非常常處於屹立不倒的泰山之勢！更何況是徒有空言的一些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