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6日 星期三

周氏兄弟的史觀


先引一段胡洪俠《微書話》裡的一則“微書話”:
朱天心說,如果你今年32歲,又是個讀書人,那你的年齡就是5032歲了:“5000當然是5000年文化的泛指。就是說,你的年紀不止於你這個肉身的年紀了。”這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說法,可用來妙答“人爲什麽要讀書”之類的問題。只是現在人們都以年輕為榮為傲為力量,又有多少人願意有5000歲那麼老。
五千年云云,未免托大。不過,若把比喻當真,則失卻了真趣。
的確,這既是妙答,但也是妙想。然而讀書的堂皇理由,搜遍枯腸,大概也僅此一端,尤其在只會讀書而不事(文化、智慧)生產的無用書生而言,更是如此——朱天心等人自不預此流。可幸如今正是量產的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專書專論刊物雜誌排排隊你方唱罷我登場,百家爭鳴,樂此不疲。

然而若真有讀書人覺得自己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積澱,最常見的反而是倚老賣老的為老不尊者,以為比別人多讀了幾本書,自尊自大,高屋建瓴,指點江山,俺說的就是聖言賢話。然而細繹也就是剩言閑話(就如如今的我,在說的在做的,正是剩言閒話)。不若學學周作人,乖乖“閉戶讀書”才是最要緊的。什麽刊物雜誌,等自己厚積了後才來厚發也不遲。畢竟人生流流長,不怕沒機會。那麼急於用世,又是何苦來由。

自然,若只是隨便玩玩,刊物也好,雜誌也罷,倒也無傷大雅。就像前年出版社風波,與長輩的合作關係告吹了後,為重整旗鼓,放棄初衷,改而辦什麽求真理的雜誌,空腹高心,只要一個爽,也就闔家歡樂。——不過也不關我事了,真理嘛,還不如往《聖經》裡邊求去的好。


一九二五年一月,魯迅寫<忽然想到>,表露了他對正史與野史的態度: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兇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兇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同年末,魯迅寫了<這個與那個>,裡邊“讀經與讀史”一節,表達了相同的意見:
“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裡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裡行間是也含著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帳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三年後,周作人寫了<閉戶讀書論>,裡邊亦同樣論及他對“史”的看法:
我所覺得重要的還是在於乙部,即是四庫之史部。老實說,我雖不大有什麼歷史癖,卻是很有點歷史迷的。我始終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但現在與將來也就在這裡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於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歎遺傳之神妙。正如獐頭鼠目再生於十世之後一樣,歷史的人物亦常重現於當世的舞台,恍如奪舍重來,懾人心目,此可怖的悅樂為不知歷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歷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見鬼,無論自稱為什麼,他都能知道這是誰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原形,自盤庚時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跡若示諸掌焉。淺學者流妄生分別,或以二十世紀,或以北伐成功,或以農軍起事劃分時期,以為從此是另一世界,將大有改變,與以前絕對不同,彷彿是舊人霎時死絕,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湧出,或從空桑中跳出來,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此正是不學之過也。

縱然兩人已經失和,然而兄弟畢竟是兄弟,對野史的意見可謂無二。至於正史,乍看卻是不一:周大持著調侃的姿態,認為它“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周二則相信正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就“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卻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這就有點像墓誌銘類的文章,總是寫得特別莊嚴,說得特別體面,儼然聖人再世恩澤如流的模樣,在裡邊是很難挑出往者在生時的一點不堪的。

然而,縱然魯迅調侃正史,卻不至於棄之如敝屣,完全不碰不看的。正因為他讀過,才能得出如上意見。歷來中國的官方史家,傳承了眩人耳目的春秋筆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結果直事曲說,深文周納,為後來讀史的人平白製造了一層煙霧,非天縱英才而難以勘明本意不可。當然,就史家所該有的史學素養而言,是不該生搬硬造的,《馬太福音》正好就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那麼,對於那些少說,或者隱說,乃至曲說者,又是出於惡者乎?非惡也,而只是出於偽善,出於鄉願,出於虛偽。說白了,就是出於以自身利益有無損害爲準的考量,然後不必等到上邊來測查,而會先主動自我過濾。



話說回來,魯迅有個很有名的“歷史螺旋論”。還在他二十七歲時就認為,“所謂世界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進退久之而達水裔”。這就難怪在他行文裡,總要見到“古已有之”的慨歎。直到晚年為止,他依然不改此論。借用《聖經》的話來說,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只要稍微瞭解五四背景,就不難明白兩兄弟的史觀究何所指:復辟、篡位、合作、相輕、倒伐、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革命……翻開舊賬,與今對照,仿佛舊酒裝新瓶,故人換新衣——外表雖不同,氣質依然是那副氣質。難怪當代有個史家為自己的一生研究作總結時,說:人類永遠不會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真是哀哉!此時此刻,不免又要反顧自身了……

然而,太陽底下再怎麼無新鮮事,還是不可能一模一樣地完整再現,本質不差是真的。於此想起魯迅曾經做過的絕妙比喻: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得著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著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帳的用處就在此。
因此他又說,“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就如同老去的孫女兒不等同於死去的老祖母。只是,若有人追問,今之與昔的小有不同究竟為何,答曰:於今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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