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8日 星期五

“學生”不服從?


這半個月以來,那個父總在妻跟前數落這次社運的“學生”,說他們被操弄、被利用,只是一群無知而又沒生產力且又要靠大人才能生活的天真屁孩。或許,這群孩子的血氣無處發洩,剛烈得緊繃,才如同媒體所說的——是的,畫面會說話——以破壞國家的神聖機關為樂。想到這,他暗暗嘀咕:真可憐。所以,這段期間,但凡看起來青澀稚嫩的面孔,在他眼裡,盡是一群叛逆無為的劣質草莓。

他慶倖兒子早在幾年前已經畢業,脫離學生身份,進化成幫助社會運轉正正經經的小齒輪一枚的成人,彷彿忘了學生也是成人這件事。或許,在他眼裡,學生是軟弱的,是無知的,是無能力的,是容易鼓動的,是只會空想的,同時,也是最沒勢力的。舉凡血氣方剛、暴力、直率、天真、沒有獨立判斷、不會成熟思考、缺乏理性感知、未諳世故,都可以完完整整地套在“學生”頭上。也因如此,比起應付其他難以歸類的社運人士,以“學生”這兩個字來污名化這次的社運,顯然更能達到自我滿足。

儘管如此,他在店鋪開門做生意時極度敏感,不隨便議論。放眼一看,店裡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文具,有鋼筆、自動筆、墨水筆、文件夾,還有擺在壁櫃的一些書,其中並排著好幾本梭羅最後的演講——《公民不服從》呢,它們都等著學生抱回去的。

“阿蓮,一會兒幫我打到xx出版社,說我們店要再訂三十本《公民不服從》。抓緊時機,記得趕快!”說完坐在收銀台,繼續看TVBS。

2014年3月10日 星期一

狂人原不狂:從袁粲與魯迅開始說起

裘沙、王偉君夫婦所繪魯迅。
魯迅是誰,不必多說。袁粲呢?也不用多說,只要上維基百科一搜,就可以有個大概的了解。於此所要說的,是關於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袁粲的〈妙德先生傳〉。

號稱驚天一聲雷的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相信大家是看過的。而〈妙德先生傳〉,說實話,我是近來隨便翻翻時才讀到。

魯迅筆下的狂人,在一眾常人眼中,他患上的,是「迫害狂」症:凡入目所及,盡是想吃他害他的非正常人。直到身邊所有人想方設法將他的病治好後,「迫害狂」症於焉得治。從此,他過著平凡正常的生活,家人安心,同儕寬心,天下太平,日月清明。

至於〈妙德先生傳〉,載錄於《宋書》第八十九卷〈袁粲列傳〉。這篇傳記,乃中國古代的南朝宋名士——袁粲,效仿魏人嵇康的《高士傳》所作。 「妙德先生」,便是袁粲的自況,以顯其有別於俗的風操。其中,他說了狂泉與狂人的寓言,姑且名之曰〈狂泉記〉:

「從前有一個國家,國內有一潭泉水,叫做狂泉。所有喝過泉水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癲狂的。唯獨一國之君,在自家皇宮裡穿了井,常年來只飲用井水,所以一直正常。奈何,世事往往就是這麼弔詭。舉國之民既已癲狂,對於正常的國王,反倒認為他才是瘋癲的。於是,在夜黑風高的時候,所有人民聚在一起,籌劃要如何把國王抓住,以治療他的癲狂病。終於,人民抓來了國王,用盡方法:藥草治療、針灸拔罐、割肉燙骨,只求國王能夠趕快痊癒。直到國王再也受不了這種苦頭,於是讓人汲來泉水,一飲而盡,從此瘋癲。自此,舉國君民,全都癲狂,他們將這一日定為國慶日,普天同慶。」妙德先生說完故事,續道:「處在如此時勢,若我也不和流俗一樣瘋癲,實在難以容身,真想找到這潭泉水,喝了也好和大家一樣瘋癲啊。」

眾人皆瘋我難獨醒

幾乎眾所周知,魯迅是非常熟悉六朝事蹟的。雖然論者大都認為,他的〈狂人日記〉乃受到西方的影響,如果戈理、安特萊夫、尼采。但是,從魯迅本身對中國古典文獻極之熟悉的情形來看,我們不排除,他的〈狂人日記〉,與袁粲所寫的〈狂泉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在立意方面,兩篇真有異曲同工之妙。若要再推溯袁氏這則故事源自何處,則可以把屈原的〈漁父〉給拱出來,再行比較,一切了然。 ——然這不是重點。

處在浮躁惡劣的環境,要保持一點獨立的思考和自由之精神,實在難。尤其在一個「民主制度」不完善、且人們對這兩個字的了解也非常有限的時候,一旦發出一點異議,動輒就會被孤立、為口水淹沒、乃至精神虐殺。最嚴重者,莫過如耶穌之被送上十字架。但是,能為一己獨立與一心自由而不隨俗,如此精神,畢竟難得。

以1919年受大眾讚賞的五四運動為例。不說文學革命、不說文化重建、不說白話文運動,只說集會發生當天,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對「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的批判。前者的房子在此次事件中被燒毀,而後者則被激動的學生們打昏了過去。事發後,大家拍手叫好,後來人也認為無可非議。然而,與他們同時的人——梁漱溟,對這事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他唯一的公開評論中,他有意挑釁地強調曹汝霖和章宗祥的公民權。雖然梁漱溟對學生及其動機也寄予同情,但他反復重申他在兩年前反軍閥的小冊子裡的話:如果中國能實現穩定,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從法律,反對暴力,無論是北方的軍閥還是南方的立憲主義者,無論是警察還是學生。如果中國能有未來,那麼為未來而奮鬥的人們應為建立起碼的公民權而共同努力。他再三懇請學生應對這次襲擊負責並把自己交給警察處理。 (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

這一態度在當時真可謂「有意立異」。不過,正如梁漱溟研究專家艾愷所說:「他的這番議論也反映了他一生的態度:他只贊成那些符合本人道德準則的方法並只願依據這些手段行事。」

可以看到,在當時幾乎已經失了理性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呼聲中,梁漱溟仍「獨醒」地潑出這灘違背眾意的冷水。其著眼點,不過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底線。

執行屠殺如屠宰場屠夫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針對德國納粹時期的反猶主義說到,「單純的反猶主義,即便達到『仇恨的頂峰』或『最猛烈的反猶』,也不足以解釋高度組織化或國家化的大屠殺何以發生。唯有反猶主義獲得愛國主義的道德支持和獨裁政權的權力支持之時,反猶主義才會由自發的民眾行為轉化為自覺的國家行為,從而使每個執行屠殺任務的個體,在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的雙重庇護下,不必承擔任何的罪責——既沒有個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沒有對法律後果的畏懼。於是,具體執行屠殺的個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責任,把殺人視為踐行『國家正義』和『民族正義』,進而把殺人視為一種工作、一項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場裡的職業屠夫必須完成殺豬的指標一樣」。

這些沉浸在民族主義、反猶主義、愛國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的人們,發起狂來時,少許異響也是間不容髮的。凡有誰發出異議,他們於是在異議者身上安個足以抹殺其原來價值的名號,從此杯葛他、攻擊他、甚至殺了他,也不獲其咎——反正千夫共指,暴力也就合法化。這就如〈狂人日記〉裡第十節描寫狂人和他大哥說話時,狂人勸他大哥放棄吃人的念頭,這時許多人都跑來圍觀,大哥對此不甚暢心,於是高聲喝道:「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狂人聽後,霎時產生一種「迫害狂」的想法:「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佈置;預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吃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魯迅曾在〈隨感錄三十八〉裡說:「『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製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順著說下去,其所生結果,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浴血聖戰、砍手斷腳、千依百順俱樂部、每天構思一交媾技巧、吾族萬歲、華人滾回中國、誰應該為雪州馬來人成為基督教徒負責、用華人的血清洗馬來短劍、馬來人至上、伊斯蘭主權、叛(伊斯蘭)教是侵害人權的最大罪行、印尼排華事件、九一一恐怖襲擊……等等,不一而足,絲絲見血,血血生悲,令人目不暇給,心寒體顫。誰不知這些假借宗教、民族大義的投機分子背後的目的為何。而平庸之眾就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地盲目響應。卻不知,所響應者,原來只是少數幾個「貴族分子」一肚子的個人算計!

原刊《獨立新聞在線》,〈獨立書話〉,201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