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5日 星期六

肖鋒: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

除了韓寒去年寫的那篇〈太平洋的風〉引起廣大島民的共鳴和——用當地人慣用的話來說——自high之外,這篇由廣州《新週刊》總主筆肖鋒兩年前寫就的一篇「我看台灣」的文章,比之韓寒可說更有深度,讀畢所引起的共鳴也更為深遠,在臉書頗受好評。雖然,來了這兒沒一段時間,卻可以明顯感受到島民不安的情緒在潛流躁動著——媒體的浮華、K數的定制、國教的拉扯、馬的幫不樂、藍綠的難調(關於這一點,就我所遇到的部份本島人,似乎仍為「投黨不投人」的意識給牢牢框住)、菲島的叫囂、美國的曖昧……還有那最關鍵的,來自在水一方正步步逼近的所謂伊人,使盡渾身解數,或千嬌百媚軟玉溫香,或河東獅吼拄杖落手,明裡暗裡,似急還緩,一點一滴,越滲越透,使得一些憂國憂民的本土分子,認為形成完美鐘乳石雕熟透青蛙的那一天,就在眉睫。這一切,借用何春蕤老師的話來說,就是「民困愁城」。

拋開這一切愁不論,文章寫來娓娓動人,能見作者細緻的觀察。譬如以路名來對比兩岸三地的「意識形態」和敘及蓬萊子民的「心靈信仰」以及他們對自身的「身份認同」這幾處,頗見作者的敏銳與溫情,讀來充滿敬意。然而,這三年來,於我自身的感受,南韓與中國,多數台灣人對前者似乎更有敵意。這大概又是因為島國那閉塞瑣碎的媒體所造成的吧。天曉得。

然而,對於這座島嶼,因為那些人那些事,仍然讓我無可救藥的,深深迷著,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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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肖鋒╱廣州.《新週刊》總主筆

在台灣找中國,你能感悟到一種久違了的溫馨。我們與他們,似曾相識又彼此陌生。
不少陸客初看台灣會有些心理落差。台灣怎麼連個氣派的機場都沒有?

台灣不是用看的,台灣是要細細品味的。就像一個女人..
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
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

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跟我們又不一樣,太不一樣了.
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
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

中國漢字是我們與古人交流的密碼。
密碼不失,方能傳承.
他們的書店是有主張的,堅守在黃金地理位置。

逛書店是一種享受,讀書是一種態度。
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只會淪為低智商社會.

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
台灣的路名很中國,
香港的路名很殖民,
大陸路名很革命。

路不只通東西南北,也通古今。
東西主幹叫忠孝路,南北縱橫叫復興路(台北);
還有仁一路、信二路、義三路、愛四路(基隆);
或者一心路、二聖路、三多路、四維路、五福路、
六合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十全路(高雄).

他們的機場翻修,會一步一個道歉啟事。
謙恭本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公權更應如此。

人臉是城市最細緻的風景線。
台灣人的臉從容淡定,優雅內斂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
新一代甚至會拿出手機,耐心為你google,將地圖解釋給你看。
中華民族以助人為樂,美德有傳。

他們一般不拒絕你借電話;迷路了員警不拒絕開車送你;
你不買東西不會嫌棄你,會說「謝謝,歡迎下次再來」;
臨行前被告知,大陸砍價殺一半的作法在台行不通,且會招致鄙視。

通常,他們不認同討價還價,減半還價更是拒絕,
買賣誠心、童叟無欺本是中國人的從商傳統
他們仍把「小姐」當禮貌的稱呼,而「老師」是極令人尊敬的稱謂。
他們宣導獻愛心、捐發票。

發票定期搖獎,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
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
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他們的小吃攤有幾十年歷史,並不因城管掃蕩一空。
小吃攤是城市一道誘人的風景線。
友善是台灣人的關鍵字。
友善不是靠標語,也裝不出來,不是面子,而是裡子

他們仍保持里長、鄰長的設置,
居民一有矛盾或問題,先靠傳統的辦法協調。

中國式友善是鄉土社會出發,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的。
中華民族的裡子是鄉土中國.
台灣最值得你推薦的是什麼?
導遊說是人情和文化。真準,此兩物大陸最缺。
文化與人情沒寫在樓面上,卻寫在人臉上。

『為什麼在跟台灣人交流時,總覺得他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呢?』
『為什麼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時,他們會生氣?』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不喜歡中國啊?』

相信這是每位與台灣交流過的大陸人民對『大部分』台灣人的印象,
並且深深感到怎麼台灣人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
跟課本裡說的『我們與台灣同胞血脈相連』大相逕庭。

這之間的認知差異,為什麼」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認同『中國』,
即便原本二十年前大多數台灣人還是自認為是中國人,
這之間變化的原因,
本文將試著以多方角度解釋為何台灣人自我認同的發生劇烈變化。
但我們要先認清楚一個相當重要但不好理解的概念,
就是這種認同上的轉變不能與台獨劃上等號,這不是等價的。


前言:台灣人原本的認同

每個在國民黨威權時代(1945~1980末期)的台灣唸過小學的同學,
都對小學用的制式作業本非常有印象,畢竟陪伴了每位小朋友六年的時光。

但以現代審美觀點來看,當時的作業簿可以說用『俗氣』兩個字來形容。

不過小孩子總是傻裡傻氣的,對這難看的作業本也分不出美醜。
而這作業簿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在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
『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於是為了要滿足某些政治上的目的,因此黨國教育與宣傳系統對台灣人民大舉宣傳,
台灣人是中國人的『政治術語』。

在那威權的時代,統治者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我』是『中國人』?

反而大家認為堂堂正正的人就是中國人,
所以我就要努力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中國人。

同樣的,
威權的教育系統告訴我們大陸的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必須反攻回去才能解救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 但沒人質疑大陸人為什麼是同胞這件事情, 反而會想到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國人, 對岸的大陸同胞也是中國人; 我們在偉大的蔣總統領導下生活富足又安樂, 大陸同胞則被萬惡的共匪荼毒。 基於『同胞愛』,我們必須去解救大陸同胞。

因此在過去,台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 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 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 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

但這畢竟是威權時代, 隨著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兩岸之間的互動,造成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圖)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
esc點nccu點edu點tw/modules/tinyd2/content/TaiwanChineseID點htm

取自於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資料庫。

台灣陸委會委託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選局研究中心調查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研究,計畫已經持續了近20年,是台灣針對同一議題不同時間的民意調查最具權威的一份資料,根據這張由調研結果繪製的圖表透漏了驚人的變化,從1992年起:『認為我只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民,已經從1992年的25.5%下降到2011年4.1%,剩下不到原來的五分之一。認為我只是台灣人的台灣人民從1992年的27.6%,上升到2011年的54.2%,比率成長了三倍,認為自己僅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民,已經超過台灣人口比率的一半。而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也在逐漸減少中。』

有一派論點認為:1990年代後,台灣由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執行去中國化的教育政策。導致台灣人認同發生改變。這論點非常不牢靠,因為台灣人改變認同的比例變動相當大,遠遠超過當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有非常多受過正統『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教育的中老年人改變了他們的自我認同,理論上他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並非是一個簡單的去中國化政策就能改變。

凡事出必有因,在此先提出一個觀察的角度切入問題:為什麼台灣人不認同『中國』呢?

1.中國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

由於1970年代,美國逐漸改變冷戰策略,改變策略聯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圍堵蘇聯,導致原本較為孤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於是中華民國這個稱號逐漸得不到世界的認同。 因此在這大前提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等式逐漸得到大部分國家認同。又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昧於事實宣傳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隱含著中華民國不准出現在國際舞台上,這種不讓台灣也是中國(中華民國)的態度,意味著也不讓台灣人稱做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對台灣人來說就出現這樣的疑惑:『如果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意味著中國人≠中華民國國民),那我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我是中國人嗎?』

在這邏輯下,台灣人覺得大陸人搶了中國的名號。也讓台灣人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詢問:『你是中國人嗎?』時,自然認為大陸人指的中國人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自己又不是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因此就會回答:『我不是中國人。』也就是因為為了避免被混淆,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出區隔,於是採用台灣當作他的招牌。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昧於事實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態度,直接否決台灣人的存在感,硬把台灣人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對台灣人民相當不尊重,造成台灣人民對中國政府的反感,因此影響了台灣人的認同。

2.中國人不把台灣人當中國人看
一連串不得台灣民心的政策與事件。除了中國的象徵意義的改變與昧於事實的政治觀念外,這裡我們談到海峽兩岸重要的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降低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影響了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下我們按照時間次序排列。

《開放大陸觀光》
隨著台台灣人反抗蔣氏威權政府,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政治環境逐漸寬鬆。隨著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過去只能透過政府才能認識大陸,而現在能親眼見到。由於當時海峽兩岸歷經四十年的分治,已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因為只有少數台灣人去大陸觀光因此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在那時候不大,但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越深,對大陸越沒有認同感。

之後在1989春夏的那場騷動,共和國的決策讓台灣人開始有了「自己跟中國人不一樣」的想法,這個想法雖小,但是所造成的結果卻相當巨大。因為在約莫半年後,台灣發生了一樣的事情,台灣學生萬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要求政府政治改革,只是不同於大陸,台灣領導李登輝接受了學生的要求,之後大刀闊斧的實施民主化,從此專制威權不再,台灣與中國便在90年代初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影響了台灣的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可以說是紮紮實地改變台灣。

所以在台灣人的眼中,台灣已經順應了冷戰結束的潮流,可是大陸呢? 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觀點理解台灣人的視角: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中國文革那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的台灣人看大陸人,就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台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同樣感到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

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的台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

《千島湖事件》
199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的首次低於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那是因為那年發生了《千島湖事件》。 關於千島湖事件,我們先用類似的事情來模擬。
2011年7月浙江溫州兩輛動車在暴雨中追撞,官方說四十人死亡,事故原因眾說紛紜。官方的處理態度讓人無語,如出事後趕緊搶通道路甚至在車廂未確認是否還有受難者就將事故列車解體後就地掩埋,在出事後馬上對傷者提出賠償,令人很難不聯想到鐵道部想息事寧人。 人民對官方報導的傷亡人數深感不信任。至於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一句:『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讓人異常憤怒。

如果你是中國人,看到政府的處理態度你會認同他嗎?如果你對這件事情感到悲憤的話就能理解千島湖事件為什麼能對台灣人的自我認同有這麼大的影響。 千島湖事件簡單說就是一群台灣旅客去浙江千島湖遊玩,結果不知道遇到什麼什麼事情,整船的人全部消失,找到的時候船已經被焚燒,遊客與船員全部死亡。 一開始的官方說法是發生火災,但死者家屬見到親人屍體時卻發現僅有上半身碳化,下半身卻無明顯燒傷,船上彈痕纍纍,死者行李全部消失,火災導致船難傷亡的說法遭到嚴重質疑。

但浙江省政府隨後的處置方式令人乍舌,不僅禁止台灣媒體與受難者家屬上船拍照,還派大量人員將受難者家屬軟禁在旅社中控制行動,浙江省副省長在與受難者家屬開會時,受難者家屬要求帶屍體回台灣,浙江省副省長竟然一副愛理不理,彷彿與受難者家屬談條件是污辱自己人格,於是脫口說出『沒辦法再和你們這些家屬談下去了』,後來浙江省政府發現火災事故不能平息台灣的疑惑,於是宣佈抓到三位搶船的犯人速審宣判後便槍斃,浙江省雖提供官方說法,但沒人信,事情的真相也沒人知道。

對那時處在政治風氣急速變化的台灣人民來說,共和國政府官員一副咄咄逼人,他就是真理的樣子,完全跟當時台灣官員不是同一個層次。於是千島湖事件,成為台灣邁入新聞自由後,全島人民頭一次親身見識到共和國政府一副你能拿他怎樣的態度,對比當時的台灣環境,台灣簡直是天堂。在千島湖事件後,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會認同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嗎?

《飛彈危機》
如果美國因為中國人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宣佈在上海與廣州外海50公里處宣佈禁區舉行飛彈試射,禁止船隻通行。 然後CNN天天播放美軍軍事演習影片,一副要對中國宣戰的樣子。 你是中國人,你會不會對耀武揚威的美國反感呢?

因為在1995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以及預計在1996年舉辦第一次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人民直接選總統,一人一票普選)。 在共和國認知這些行為就是搞台獨,於是共和國企圖干擾台灣這次的總統選舉,於是就在95、96年舉行了兩次飛彈試射,飛彈點著在台灣兩大港口高雄港以及基隆港外海,解放軍於同時間進行無數次的軍事演習,對台灣進行」文攻武嚇」。那時候CCTV天天撥放軍事演習新聞片段,營造一副即將攻打台灣的情景。

當時台灣軍隊已經進入戰備狀態,各國已準備自台灣撤僑。對台灣人來說,台灣人只是選個總統而已,中國的反應就如此激烈。所以台灣人的反應就是:中國就是一個侵略者。 因為在共和國政府的宣傳裡,常常說一句話就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95、96年中國政府的軍事反應來看,中國政府明顯並不把台灣人當作是自己同胞來看待,就是因為自己不是中國人所以共和國政府才如此的對待。也因為那年共和國政府的大動作,造成台灣人民同仇敵愾的心理,大大加深自我身份認同的轉變,也導致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的大勝。

《921大地震》
之後1999年,台灣發生近年來最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造成兩千多人死亡,十餘萬戶房屋損毀,是台灣近年來傷亡最大的天然災害。當時國際紛紛對台灣伸出援手,但北京政府聲稱國際救援物資以及捐款必須交由北京政府統籌,各國救難隊需要北京政府允許才可以進入台灣,並且多方延誤外國救援團體來台以及擅自代表台灣人民向各國致謝。這些中國政府的作為,台灣人民是看在眼裡,怨念在心裡。

《SARS非典疫情》
2003年SARS(非典)疫情擴散,由於中國掩蓋非典在廣東的疫情,直到擴散鄰國後才向各國道歉。但隨著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台灣也成為非典疫區,由於台灣不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內,無法接收最新防疫報告與防疫政策建議,因此台灣決定申請加入世衛組織。 但此舉遭中國強烈反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世衛大會中發表:『(對於邀請台灣加入世衛組織)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合。』會後台灣記者向中國代表團詢問說:『你聽到台灣兩千萬人民的需要嗎?』中國官員沙祖康堅硬表示:『早就該拒絕了』,之後沙祖康更說出『誰理你們』這四個字。

『誰理你們』
非典對台灣來說,是個全民危機,但中國政府在這次災害的表現嚴重失常,根本沒把台灣人民當」人」看,尤其是當這個新聞在台灣播放時,大大傷害台灣人民的情感,對台灣身份認同影響相當大。 所以台灣人民常常說,其實民進黨的最佳助選員就是最反對民進黨的中國共產黨。 除此之外,中國對台灣人的在大陸的生活政策也令台灣人覺得自己在中國被視作是外國人。如在2003年前,共和國遊樂區的門票是屬於雙軌制,也就是說中國人買較便宜的票,外國人買的是比中國人貴幾倍甚至是十倍以上的票。台灣人一定得買外國人買的票,買中國人的票還被要求重新購票。

再來是中國人對外國人進入西藏有額外的管制,必須申請入藏旅遊確認函(入藏證、入藏函)通過後才能進入西藏,但共和國的規定就是台灣人與所有持有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外國人一樣,要進入西藏必須先申請入藏函,重點是港澳人士不用申請。就以我個人經驗來看,有一次參與北京某團體的聚會,在北京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店舉辦,其中一位參與的同學是台灣人,而他是就讀於中國政法大學,那時因為時間已經太晚,肯定會因為門禁回不去宿舍,因此舉辦單位就幫他訂了一間在萬聖書店旁的旅社。因為活動辦得很晚,超過十二點了,在中國住宿都要登記身份證,台灣同胞因為沒有身份證是拿著台胞證入宿。可是當櫃檯人員看到那位台灣同學拿著台胞證時,就表明過了12點外國人不可以入住。接待的人大同學就很生氣,說哪有這種規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理由都出來了。可是櫃檯人員就是一句話說:『台灣人就是外國人,你自己去問北京市公安,他們就是這樣規定,過十二點我們不收外國人。』然後要求我們離開旅社。

同行的一位大陸同學感嘆地說:難怪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台灣人來大陸,『藍的會變綠的,綠的會變成深綠。』 所以在共和國的身體力行下,告知台灣人一個明確的訊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於是國民黨四十年的洗腦教育就被完全抵消,這也是共產黨令人欽佩的地方。

雖然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在陳水扁執政下(2000~2008),因為陳水扁刻意營造台灣主體意識造成台灣人的反感,自我認同的比率沒有明顯增加。但在2008年後,隨著馬英九政府的親中政策開始實行,台灣人的自我認同已呈現一去不復返潮流,馬英九再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擋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認同了。

共和國政府又推波助瀾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省份。對台灣人民來說,這是中國在公開說謊。而且共和國的對台政策,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政權,意圖破壞台灣人民的生活,在這樣的疑慮下,台灣人怎會對『中國』有好感呢?

我想一定有人問,為什麼我不提中國對台灣的好呢?因為從人性角度,人本來就比較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壞,比較不容易記住別人對自己的好。就像是現在大部份的中國人一談到美國與日本,便會聯想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日本在二戰的侵略,而自動忽視美國在二戰時對中國的援助以及現代科技的發明與日本戰後給予中國的開發貸款以及各方面的無償援助。

而且,如果你是位男生,你想追求一位美好的女孩,你千方百計去討好他,可是你卻又常常對他拳打腳踢,你覺得你會追到那位女孩嗎?中國常常義正嚴詞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中國還認為台灣人民是中國人的話,可不可以請中國不要再傷害自己人民的感情呢?

3.台灣人在文化上找不到認同:

要讓台灣人認為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台灣人覺得自己的文化和中國大陸現有的文化相同。但由於兩岸分隔60年,兩岸人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社會風氣下,因此兩岸文化的演繹、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岸呈現極大的差異,而這差異讓台灣人感受到台灣與中國的不同。

在文化演繹的部分,海峽兩岸自1949年後經歷不同的政治制度與各自發生的歷史事件,使原本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大陸與台灣出現不同演化,如簡體字與繁體字的使用已使海峽兩岸字典出現的明顯差異,兩岸使用的中文辭彙差異相信有一日將比英美英文辭彙差異大的多。再不用說對同一事件,兩岸人民很少有共通的情感。比如劉翔拿奧運田徑金牌,大陸人民會感到無比驕傲,但台灣人民會毫無感覺。

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拿勝投,台灣人會感到歡樂無比,但大陸人會問說他是誰?更何況對同一件政治事件,如1995年李登輝訪美兩岸人民甚至會出現相反的感覺。 在對傳統文化的保留上,兩岸也出現極大的歧異,大陸由於出現破四舊立四新等運動,對傳統文化不友善對待,這也是兩岸出現分化的原因。

如在台灣民間信仰裡,台灣的佛教、道教都可追根溯源到大陸。例如台灣的媽祖信仰皆可溯源到福建莆田湄洲;三山國王信仰則可追溯到廣東潮州。但由於文革破壞,造成大量廟宇損毀,現有湄洲媽祖祖廟以及廣東三山國王祖廟皆經歷文革浩劫,同樣遭到神像搗毀、建築遭破壞、祭祀儀式被迫中止、神職人員被批鬥等宗教迫害。雖於改革開放後得到台灣各廟宇捐助修復,但已失去一脈相承統的情感。

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提倡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不鼓勵宗教行為,在台灣常見的進香以及繞境等民間宗教活動在中國完全消失,這些原本屬於傳統中國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在台灣深化,在台灣人的眼中,現在中國所謂的宗教儀式以及傳統活動,表演的意義遠大於實際的意義。在台灣這些所謂的傳統,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又加上黨對宗教採取嚴格管制,黨組織深入宗教團體,因此在中國常出現違反宗教精神的神職人員,於是在中國神職人員成為鬧劇:道士不像道士,和尚不像和尚。如河南嵩山少林寺住持釋永信,有『少林寺CEO』的稱號,將少林寺沾染了商業氣息,讓佛門重地失去了莊嚴。

相反的台灣則是個明顯的對比,在台灣對於民間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中國決然不同。在台灣所有城鎮,都是以當地信仰廟宇為中心發展而成,廟宇在農村提供公眾集會的場所,舉辦各類活動,有時甚至廟宇成為了各種小吃的集散地,發展成夜市。

在台灣祭拜神明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當然其他宗教或是無信仰者是例外),人民遇到各種難解決的問題時都會去寺廟求問神明,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許不科學是迷信,但人們還是習慣遵從祖先們方式試著去祈求神明保佑。你可以在月下老人前看到眾多善男信女在求姻緣,也可以望見考生們希望文昌帝君能保佑他們考試順利,而婦女們則是希望註生娘娘賜予夫妻一個健康的寶寶,這一切在台灣的廟宇無時不刻的都可以見到,人民虔誠的向神明訴說他們的問題與希望,更多的是向神明的感恩。

於是在傳統文化的保存上,中國讓台灣人徹底失望了,加上分治後雙方文化各自發展,讓台灣人感受到自己與中國明顯的不同。 台灣人認為他們是生活在現代中華文化下的人,他們喜歡中華文化,也認同中華文化。但我們要分清楚是,台灣人認同的中華文化並不等於現在在中國的中國文化。

4.中國在世界上的名聲

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雖當今中國聲稱已恢復大國榮耀,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但由於國家價值觀明顯與大部分國家相異,且社會瀰漫著物質主義,導致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讓外人見到中國發生的各種社會事件,只能用『驚人』來形容。

先前在廣東佛山,一輛貨車壓倒一位兩歲的小女童王悅後肇事逃逸,這已經讓人心痛。但驚人的是,隨後經過的十八位路人,卻視而不見不願伸出援手,從重傷的女童旁走過,爾後又一輛貨車同樣輾過後逃跑,最後才由一位元社會底層的拾荒者伸出援手,但早已過了黃金急救時間,女童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這絕對不是個案,各種道德淪喪德的事情在中國早已層出不窮,如包二奶,公器私用、扶摔\倒老人被告。還有地溝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等眾多食品安全問題,相信你已經充耳不聞了。

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後蓬勃發展,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除了令人稱羨的經濟層面外,卻沒有相對應完善的社會制度,以及令人嚮往的文化與價值觀,於是當今的中國卻在精神文明的建設上迷失了方向。

沒人把路口的紅綠燈當真,排隊是奢望而插隊是常態,在公共場合不顧他人大聲喧譁。『八榮八恥』成了空話,自私自利成為標準。做事情爭先恐後,似乎慢一秒就是吃虧成為了中國人的標籤,諸如此類的負面印象不勝枚舉。當然中國還是有人堅持文明生活的,但是在廣大的同胞踐踏下,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

在國家的形象方面,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下的外人對中國充滿了不明白與不諒解。不瞭解為什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的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什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都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什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對為什麼關閉北京農民工子弟小學,讓三萬兒童輟學,另一邊卻投入十億人民幣執行希望工程援助非洲教育感到疑惑;不明白為什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

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太多太多對中國不明白,於是中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些對台灣人來說,距離還太遠。但隨著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後,創造了台灣一般百姓與大陸人直接接觸的機會,於是隨著台北故宮博物院變成了吵鬧的夜市;大陸旅客無視禁煙的標示在禁煙區吸煙;甚至在台灣著名景點野柳女王頭上,刻上簡體字的『中國常州趙根大』紀念到此一遊;為了搶奪阿里山小火車座位,兩團大陸旅行團在車站月臺大打出手。這些不文明的行為,直接影響了台灣人對『中國』的印象。

所以台灣人降低對『中國』的認同,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5.是生活方式的選擇

與其說台灣人認同台灣,不如說他認同的是台灣的生活----一個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他所受的教育,是教他如何成為一個公民,而不是有老師教導他說:『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是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孩子本該快快樂樂的學習,不該有這些沉重的包袱。在他懂事後,也不必唸著連他都不相信的政治課本。 他畢業後,可以在全台找工作,想住哪就住哪,不必在自己的國家裡遷移還需要辦理個暫住證。遷戶籍對他來說就像是便利商店買個東西一樣簡單,因為戶籍對他的影響,只在地方選舉時,選票上有著不同的候選人而已,甚至他的大學入學考試,也不會因為他的戶口,而降低他錄取重點學校的機會。

他即使生病了,也不會有沉重的經濟負擔,因為他知道台灣的全民健保可以幫他分憂。他可能不知道全球前兩百名的醫院,台灣就佔了十四間,僅次於美國與德國。他只知道他不必對醫生包額外的紅包,只需負擔非常低的金額,就能享受如此高質量的醫療。 他的政府大樓,大門永遠是敞開的,門口的警衛見到你只會笑咪咪地問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而不是先查驗你的證件。

他去辦理一個手續,志願者首先會遞上一杯熱茶,指引著他去抽號碼牌,之後他就可以坐在沙發上悠閒著看報紙,沒有人會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也不會板著臉為你服務,而是貼心又迅速地完成你的需求。

他想出國遊玩,不必為了申請檔而四處奔波,只需要輕鬆辦理護照就可以踏出國門。他也不必忍受繳了高額的費用,卻得到拒絕簽證的對待,因為他的護照可以在世界上百餘國暢行無阻。

他也不必擔憂昨天發的博文,會不會因為言論過於激烈而被刪除,在台灣他的言論自由受到保障。他也不擔心買的房子七十年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是永久持有,他甚至可以把房子連同土地,傳給他的子子孫孫。他也不擔心房子會被強拆,因為法律會保護他的一切。

若遇到冤屈,他可以找記者,也可以找民意代表將冤情訴諸大眾,而不是含淚吞恨。他在台灣,雖然看到的都是不和諧的新聞,但他知道這些新聞會促進台灣進步。他更習慣看到新聞媒體對著政府的弊案窮追猛打,因為有盡責的媒體把關,人民更可以發揮選票的力量。

雖然他的食品含有塑化劑等毒物,但他的政府處理態度,讓他相信他以後絕對不會再吃到。

他的政府官員,會因為被媒體批評官舍浪費太多電,向全民道歉,並且宣佈搬離官舍自費租屋,而不會聽到官員霸氣的向記者咆嘯說:『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因為他知道,他可以四年後把票投給另外一位候選人。

他從小被媽媽教導對人要有禮貌,所以他習慣說對別人『謝謝』,當然對方也會很自然的回『不客氣』,『請』與『對不起』更常常掛在他嘴邊。當他在捷運搭乘電扶梯時,他會自動的向右靠攏。他也習慣為了一件事情而排隊等待。

他習慣生活在一個可以跟政府與社會溝通無礙的地方。他當對政府不滿時,他可以上街表達他的想法,政府也會和善的回應。他也學會了包容其他人的想法,雖然他不是同性戀,但每年的同性戀遊行,他也會去支持。

他可以看他想看的書,不會看到刪節的版本。他可以出版他的著作,不會有人事先檢查。他可以自由的連上網站,不會看到『Error404filenotfound』,當然搜索資料時也不會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他已經習慣這樣的生活。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列舉出一堆台灣社會的『不好』,如台灣的民主還有很大的民粹成分,台灣媒體的新聞質量有待加強,台灣社會離西方的公民社會還有一段路要走等說不完的缺點。但台灣人很清楚,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社會有自我調的能力,我們都相信只要沒有外力刻意改變我們,台灣社會會越來越好。 所以與其說,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還不如說台灣人不認同中國的生活,他們已經習慣了在台灣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愛上這樣的生活,這就是台灣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原因。

當然,他們也希望海峽對岸的人民也能跟他們過一樣好的生活。
說到這裡,是否解答了你心中的疑惑?

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儒學與民主

前幾年當杜維明先生在中央大學宣揚儒學之後,一位哲學系博士班修習政治哲學的同學舉手發問:爲什麽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沒有聽說哪位儒者拋頭顱、灑熱血的,卻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不斷地利用民主所賦予的權利來批評民選政府?杜先生當然沒有辦法直接而具體的回答,畢竟他常年旅居國外。但縱觀中國儒家的歷史,當代新儒家會討論的儒者,爲了抗爭體制的合理性而下獄或被殺頭的,大概是零吧。被皇帝看不順眼而下獄的有一些;爲了皇帝而死而不管他是不是好皇帝的而出名的,則有宋代的文天祥與明代的劉宗周等人。大家都知道,金庸《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就是在諷刺這樣的倫理觀。只有為皇帝死的儒者,沒有為民主賣命的儒者,過去的台灣如此,過去的中國也如此,至於現在的中國呢?一樣的,恐怕那位質問杜先生的學生的問題,也可以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從六四到現在,在中國提倡儒學的人數非常多,但在中國爭取民主的,就我所知,一位也沒有。

如果歷史所顯示的是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儒學裡這種和民主相異的倫理觀,適合在今天的民主台灣教導給高中生嗎?儒家倫理觀與民主相異的部份,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點是儒家所提倡的道德,如前所說,是一種極端人格倫理學,這種倫理學重視自我,而忽視倫理或道德的外在處境;第二點,也就是第一點的外顯結果,就是對於制度的倫理的忽視。而這兩點和我們如何定位儒家倫理學,以及在今天的民主台灣需要什麼樣的倫理/道德視野密切相關。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6。

鈔後:

哲學系博士生的提問,很一針見血。自五四以來,在反傳統的浪潮中,一與傳自西方的現代政治學與人類關懷——民主、自由、人權——相照,儒學即刻被貼上維護兩千年帝王專制政治的標籤。固然,儒學對華人社會文化、思想均有深刻影響,然而,在現代政治上,就如那位提問的博士生所表明的意思(不少學人均有此認知),「儒家一直在各種重大政治改革運動中缺席,而所有重大的政治改革也多援引西方政治思想作為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儒家不論在實踐或理論方面都是缺席的」。這一點更是一直為自由主義者(如被中國列為台灣不得不認識的百人之一殷海光即是)所詬病。

所幸,徐復觀在這一議題上並不採取龜縮的態度。他曾經檢討儒學內部妨礙自己發展出民主政治的原因,曰:
儒家所祖述的思想,站在政治這一方面來看,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來為被統治者想辦法,總是居於統治者的地位以求解決政治問題,而很少以被統治者的地位,去規定統治者的整治行動,很少站在被統治者的地位來謀解決政治問題。這便與近代民主政治由下向上去爭的發生發展的情形,成一極顯明的對照。正因為這樣,所以雖然是尊重人性,以民為本,以民為貴的政治思想:並且由仁心而仁政,也曾不斷考慮到若干法良意美的措施;以及含有若干民主性的政治制度。但這一切,都是一種「發」與「施」的性質(文王發政施仁),是「施」與「濟」的性質(博施濟眾),其德是一被覆之德,是一種風行草上之德。而人民始終處於一種消極被動的地位。……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上,不曾將其客觀化出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
這一深切反省,說明了何以儒家給人的印象大抵都是統治者的附庸、喉舌。至於儒家的理想,徐復觀亦承認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實現過。台大中文系陳昭瑛教授在徐氏《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本書裡,得出徐復觀雖然面對這樣的事實,卻沒有從「懷才不遇」的情緒為儒家辯護。徐復觀反而探進更深一層次的因素,認為儒家總是想從「君心」去解除「政治上二重主體性的矛盾」(即理念上「民」是政治的主體,而現實中「君」才握有絕對權力),亦即從道德上去解除此一矛盾;但是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則是從制度上、法制上去根本的解除此一矛盾。當時,殷海光讀到了徐復觀的反省,寫了一篇讀後感想,肯定徐復觀「承認制度化的重要。民主之從制度上解除中國政治上君民對立的『二重主體性的矛盾』,較之『從「君心」方面去解除』,要具體而著實的多了。」但殷海光對徐復觀所寄寓的「聖人」、「聖王」則持消極的懷疑態度,畢竟「自古至今,無論中外,究竟有多少『聖王』,尤其令人懷疑」。所以殷海光最後認為今天的儒家寄希望於聖人、聖王是很不安全的(說得挺客氣),唯有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才是維護人民權利、福祉的真正安全辦法。

2013年6月6日 星期四

成聖之道和以理殺人

就個人的虛偽層次而言,朱熹一方面認為科舉之學不是聖人之學,卻又把自己的長子送給呂祖謙去補習,呂祖謙亦即當時的科舉補習班的補習達人。朱熹再怎麼樣還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通過科舉求得一官半職、維持家族是官戶的士人身分。這雖然是人之常情,但對照他自己所提倡的聖人之學,難免讓人有言行不一的感覺。另外,明代的王守仁(號陽明),一方面講「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卻在一夜之間坑殺了幾千名投降的民間起義士兵。當然,在台灣實施集權統治的蔣介石也自認為是王守仁的信徒,還把草山改成陽明山。而他的政權,就是一方面搞政治鬥爭、奪人性命,一方面又以儒家式的中華文化宣揚者自居。這種種不誠實,在他們現在的追隨者完全以闡揚為詮釋的方法與方向,當然無法提出來反省批判。但難道我們就要讓我們的高中生在這樣的文化之中,消磨掉他們原來充滿活力的青春嗎?難怪現代中國的魯迅要說,這樣的文化,是一種吃人的文化,把人的生理事實還有一些重要的面向都吃掉了。而魯迅對於要把孩子推入這種文化的火坑中,只有一個呼籲:「救救孩子!」

魯迅做為一個中國人在中華民國的初年,就已經覺得陳腐的儒家文化不但不合時宜,而且造成人性重大的扭曲與傷害。在今天已然民主化的台灣,我們對於他的批評不但未加以適切的理解,想出對策,反而要把我們的小孩再推入這種吃人的文化裡。這是什麼樣的教育?為什麼要生理上正在經歷重大變化而心理上有著無數困惑的高中學生學習在中國南宋帝制王朝被集結而成的科舉考試內容?《四書》做為一整套的文本,有什麼其它文本所不能取代的地位?而教育部為什麼要違反程序,不敢名正言順地列為必修,在原來的必修與選修又創造出一個換湯不換藥的「必選」?又《四書》到底是什麼東西?將之列入高中必選課程,到底是為了語文教育?文化教育?還是品格教育?還是它是全科教育?(在帝制中國,它的確扮演這個角色,而從部分支持者的發言來看,它們也還的確有這樣的信仰。)教育部的說帖一直將重點放在品格教育,但品格教育為什麼用的是語文教育的選修時數?語文比較好的人,道德就比較高嗎?回顧台灣的歷史,有那位中文系的教授或在中文造詣有公認地位的人,他們的品格真得為眾人所肯定嗎?

王守仁哲學的發展後來成了極端的人格倫理學,亦即以成為聖人的正確方法為第一義,不對的方法或認為自己無法成為聖人都是被指斥的。這樣的倫理學,一方面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可以做為討論的基礎,亦即我們無法判斷另一個人的內心光不光明?乃至於另一個人是不是聖人?宋明理學雖被認為是成聖之學,但從中國宋代以降一千年之內,沒有出現那一位真正被公認的聖人。這就說明宋明理學這種訴諸個人格物窮理或現在良知的內在能力,無法和客觀現實做有效的聯結,基本上不是一種社會倫理。另一方面這種哲學則會讓一個人以為瞭解或掌握了這樣的倫理原理,自己的道德地位就高人一等(或好幾等)。例如熊十力就認為自己的存活與「道」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妻女的則否,所以在危困的時候,自己應該有吃雞肉的優先權。這樣的觀念,在講究平權的民主時代,也應該被棄置。關於這兩點,前者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外在規範並不一致,後者則讓人常以道德為名而蔑視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很容易形成沒有道德的人就沒有人權的想法,而因為沒有相對應的外在事實,有沒有道德也是出於個人判斷,而這和民主普遍人權、以明文規範共同生活的原則也是相違背的。
——祝平次,〈台哲會論壇:必須讀四書?〉,頁241、242、248。

鈔後:

從去年杪發生的陳為廷向蔣偉寧教育部長做出訴求的事件來看,衛道之士以及媒體者流漠視訴求內容,卻集中火力撻伐陳氏的「態度」問題。刻薄者甚至在陳為廷與教育部長說話時不用「您」而用「你」的瑣屑事上大作文章,卻對蔣偉寧發函各校「關心」學運學生的事絕口不提。如此雙重標準,避重就輕,就情滅實(道德情感的情),還真只有在標榜道德的文化社會背景下才會形成的「鄉願」心理。衛道之士的衛道公式是這樣的:
道德不及格—〉人格泯滅—〉發言無效。
從「態度」的問題先給陳同學貼上「道德不及格」的標籤,以此抹殺他的人格,人格被抹殺了,發言權利與內容自然就不置可否了。這一點,馬來西亞的衛道之士自然從不輸陣,譬如,對「超人」邱光耀的發言,專挑他的「粗口」來大作文章,試圖以此來抹殺他一切言論。這實在是中國自古以來文人之間最慣用的一種手腕,給你貼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標籤,你的社會地位從此就淪喪。對此,清人戴東原早就洞燭先機,明明白白說道:這就是「以理殺人」!

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奇跡沒降臨,請「朝這開槍」


……運動初起時,母親唯恐我捲入其中。她說我現在的情況不比從前,我現在是拖家帶口的人,我妻子又沒正式工作,她的那份臨時工,以及孩子上附小的資格,還有全家人的住房,全靠我在交大的這個教職。人家學生鬧事,就是出了事橫豎不過一人承當,但我要是再和公安局打上交道,老婆孩子沒人管,受害的首先就是她。母親一再告誡我不要捲入學潮,她說我自進勞改隊到落戶農村,經濟上長期不能自立,把她拖累了十幾年。她說那時候她好壞還有工作,能拿出一點錢補貼我,但現在她已退休,就那一點退休金,難道我還要讓我媳婦和孩子再成為她的負擔不成!……

……除了校黨委始終堅守立場,不為形勢的激變所動以外,在西安交大,幾乎所有的組織,各方面的領導人物,都紛紛聲明表態,熱心支持學生在廣場上絕食靜坐。北京宣佈戒嚴後,老友安達來交大做鼓動學生的演講,演講完到辦公室看我,他很有信心地對我說:「老康,形勢的發展真出乎人的預料,現在共產黨的組織從政治局到街道辦事處全都癱瘓了,北京市人民若能抵制住戒嚴,說不定會出現現行體制全面崩潰的局面,一個和平演變的革命形勢很可能就要到來。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刻,我們知識分子要拿出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勇氣支持學生啊。」對安達的形勢分析,我尚且半信半疑,但校園內的情況的確令我大受鼓舞。學生基本控制了交大校園,廣播站的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在公開轉播「美國之音」的節目。我和本系的幾個年輕教師也在我家收聽國外電臺的對華廣播,總想從中捕捉到樂觀的變化跡象。……眼看趙紫陽已流著眼淚勸說學生,我們還在祈求奇跡降臨,期盼廣場上的學生能堅持到勝利的一刻。

奇跡並沒降臨,坦克的履帶壓碎了我們天真的期待。六月四日凌晨,我在廣播中聽到北京開始鎮壓的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說,昨晚戒嚴部隊在廣場上平息了一場反革命暴亂。隨後又聽了「美國之音」和台灣的詳細報導,我再也睡不下去,便起來騎上車子去校園轉了一圈。……回到家中,我給頭上纏起白布,在一張白紙上用毛筆寫了「朝這開槍」四個大字,讓妻子用大頭針給我當胸別在衫子上。我對妻子說,我要去參加遊行。……

……四日下午我們遊行回校,我躺在床上歇息,蕭憲突然走了進來。他剃了光頭,一進門就哽咽著對我說,交大的十七個學生為保護自由女神像,叫戒嚴部隊的坦克車軋死了,說著就大聲哭起來,眼淚一股一股往外涌。接著章藝也是光頭走了進來,我們三人淚眼相對,沉入極度的悲憤。……
——節錄自康正果《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溫情而哀忿的同理心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在北京海甸區的友誼賓館裡頭睡覺。電話響,太太聽,回來告訴我天安門開了槍,殺了人。我穿上衣服,騎自行車到附近的人民大學的大前門去。那裡學生設了廣播站,從市區各方回來的同學一個一個上臺說他們所看見過的事情:

「長安街上我看見了坦克車軋死七八個堵路的老百姓。」
「木犀地那裡開槍殺了許多人,包括孩子。」
「歷史博物館旁邊突然掃射,有人倒在街上,一會兒有幾個人回去幫那些倒了的人,突然又來一次掃射,回去的人也倒在街上。」

這種故事不斷地來,說故事的人有的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大聲哭著嚷;有的用很低的聲音,幾乎沒有嗓子,切齒痛恨。看到這種場合,聽到這種故事,不能不受很深的感動。我看了看周圍跟我一塊兒聽的人們。除了年輕學生以外,也有年紀大的人。有許多人很顯然不是知識分子。對面雙榆樹的鋪子裡的人出來了,馬路上開卡車的司機也停下來了。進城賣菜的農民也過來了。我也注意到,我不是唯一的外國人。有幾個法國學生,兩個非洲學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本來很不同的、在日常生活裡頭對各種問題會有很多不同看法的人們,那天,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之下,都顯得出非常相同的「良心反應」。我看到一個中國農民,他看到我的眼睛;我再看到一個法國學生,他也看到我。幾個人的眼神兒都是一樣的。我不認識那位農民,也不認識那位法國人。但那天我們都覺得親切。不需要說話,也不知道話怎麼說,但就覺得親切。
——節錄自Perry Link(林培瑞),〈人權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