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 
时间:2005年3月31日  

书桌上摆着《陈寅恪诗集》的校样，看了两天，续续断断，全没有先睹为快一气读完的兴奋。并不是陈寅恪的诗不好读，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公子费尽心力广为搜罗编年辑成的诗集，比当年出版的《寅恪先生诗存》多出百余首并附有唐存诗，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不少可琢磨玩味的意思，可偏偏读不下去。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86页)我全然没有想到，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有人曾说鲁迅是中国最痛苦的文人，那么我想，陈寅恪也许可以称作中国最痛苦的学人。学人比文人更不幸的是，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94页)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不知为什么，读《陈寅恪诗集》时我想到的都是一个意象：“啼血”。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聊天时说起的一段近乎绕口令的话，此时想来仍觉不无道理，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我觉得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天地一牢笼”就是这个意思。在《吾侪所学关天意》那篇书评里我曾提到，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的陈寅恪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有另一种情结。袁世凯当大总统，他写诗讥讽如巴黎选花魁，“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6页)张群组阁，他讥讽他妆模作样，“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47页)共产党打过长江，他又写诗嘲讽国民党，“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自我失之终可惜，使公至此早皆知”。(51页)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19页)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25页、50页、80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这也难怪，中国士大夫大多有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政心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其实和李白“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样，尽管一个含蓄一个狂放一个正二八经一个志得意满，想干预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半斤八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来只是一种旧时代实现人生价值的实用手段，可长期积淀却铸成了一个现代学人逃也逃不脱的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在国势阽危的时代与爱国热情混融而越发强烈。《诗集》里陈寅恪用陆机作《辩亡论》的典故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欲著《辩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17页)“《辩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20页)其实已说尽了他心里的意思。他觉得自己有一肚皮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负他生”，当他以十年精力写完那本后人再四击节的《钱柳因缘诗笺证》时，他竟想到了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年”的话，全然没有文稿杀青的欢欣和轻松，却长叹“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06页) 

可能是真的，陈寅恪自己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而应当是一个经邦纬国至少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奇才，只不过时代并没给他施展的机缘，所以他只能喟叹“埋名自古是奇才”去做他的书斋学问而无法重圆他祖辈的旧梦，于是他心底平添了三分压抑、两分悲凉。其实仔细想来，这种抱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世事险恶时局多难，知识阶层中人有什么本事去抚平这叠岩翻滚的恶浪？我不相信陈寅恪这种受过现代训练的学者不明白政治与学术早已判然两途的事实，我也不相信陈寅恪这种理智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故典，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不信请看现代中国历史，谁又能例外？抗战之初那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其实可以扩大言之：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只是当他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17页)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文章存佚关兴废”，(71页)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王观堂先生挽诗序》中他反复申论的“文化”与“精神”，正是他极自负处，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者，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在他的诗里，我们能看到他对学术生涯的自讽自嘲，但也能看到他对学术论著的自珍自爱，尽管他“无才可去补苍天”，但他觉得毕竟可以用他的论著存文化精神血脉一线于不坠，所以他对自己的著作始终倾注了极多的心血，尤其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命运越发清醒的时候。一九五六年除夕，他写下一首诗，感慨地说道：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虫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86页) 

在“有命注虫鱼”的无可奈何中，他把自己的怀抱化成学术论著，一九五七年，他又作诗，写下这样两句：“渡江好影花争艳，填海雄心酒祓愁”，愁什么？愁的正是“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因为这论著是他的精神血脉，他处在寂寞之中，除了论著刊布，又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来显示他的存在？“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92页)于是一九六二年陶铸和胡乔木到中山大学去看他时，他说的就是这八个字：“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当他不得不用这种暗示性的说法请求要人援手时，我们知道，这论著已是他最后牵肠挂肚的心事了，正是“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71页)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应该说，这两部书尤其是后者，立论上是明显有感情偏颇的，他在柳如是身上倾注了过多的情感以致于未免拔高古人，但他的真实意图是“窥见其孤怀遗恨”、“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笺释梳理中“温旧梦，寄遐思”，所以又不能仅以一部学术论著视之。问题是，他的旧梦太迂曲，他的遐思太幽远，于是不能不采用萦曲折的笔法把它掩藏在深奥繁复的学术形式之中，很少人能耐心卒读这些论著，耐心卒读者又很少有人能领会他的深意，领会他的深意者又很少有人能挺身而出和他一道承传其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而他心底升起一阵阵悲凉，悲凉中又不禁愤慨，“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60页，“白头宫女”又作“白头学究”)对那些趋时者他实在难以按捺心头的怒气，“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56页)，对那些附势者他实在不能掩饰心中的轻蔑。但他依然知音难觅。孤独中只好自嘲自责：“旧学渐荒新不进，自编平话戏儿童”，(40页)“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88页)可是，透过这些自嘲自责的诗句，我们又可以明白，其实他是多么渴望被理解，哪怕是身后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才一面怨艾“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101页)一面哀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122页)一面自嘲“千秋有命存残稿，六载无端咏旧题”，(102页)一面满怀期望地感慨“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106页)可惜的是，他只能寂寞，学界中人理解的只能暗暗领会而不能讨论，不能理解而稍具同情心的只能赞誉他“学识渊博”，那些既不理解也不同情的人则认定他是“乾嘉余孽”，一个强烈渴望共鸣的人得到的偏偏是四壁无声，一个极端自信自负的人偏偏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承认，放眼望去，四野寂静榛莽荒芜，他的平生志向，满腹经纶，竟和声寥寥，这怎能不让他伤心——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69页) 

这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二重悲剧，他高估了同时代人的理解能力，也高估了学术论著的感染力量。要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乖蹇，在漫天流行的实用思潮下它很难有多少立足之地，对于急切期望效益的人们来说，人生终极意义的价值是多少？人格修养的用处是什么？文化精神早已抵挡不住实利的进攻，除了那些总以为自己掌握了文化命脉、自由精神的人还总在呼喊灵魂高于一切之外，人们早已用“知识”取代了“智慧”，早已拿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了现世的利益。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既无巫术的威慑力又无宗教的感召力，它能“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么？当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人们魂兮归来时，他根本没想到他祭起用于招魂的学术论著早已被举世炫目的实用主义杏黄旗掩没，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他倾听四周，用他的盲睛细细搜寻，才发现真的只剩下孤独与寂寞。时下流行歌曲唱得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他为什么要那么清醒？既然他明白“闭门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55页)他为什么要期望那么殷切？ 

多病与盲目也许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三重悲剧。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一九四五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42页)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45页)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的论著的基础，可是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盲目。我总觉得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总是在互相对抗，即所谓“身与心仇”，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一九四三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老子》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表面看来是哀叹身为心累，若没有这个臭皮囊，我还有什么生老病死的忧患，其实不然，有人一眼就窥见老子心底，欧阳修说这是“道家贪生之论”，朱熹说老子实际上“爱身之至”。陈寅恪也是如此，似乎他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他对白居易有极深的研究，也最爱读白居易诗，这一点他也很像白居易，白居易虽信佛教道教，觉得“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毕竟共虚空，何须夸岁月”，觉得“彭觞徒自异，生死终无别，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赠王山人》)但总是十分爱惜生命，长了一根白发就再四感叹，惊慌失措地说：“勿言一茎少，满头从此始”，(《初见白发》)洗澡时看见自己羸弱又再四感叹，唉声叹气地说：“四十已如此，七十复如何”，(《沐浴》)掉了一个牙齿时又再四感叹，愁眉苦脸地说：“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自觉二首》之一)所以大凡表示对自己躯体满不在乎甚至觉得躯体为累赘的人，其实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陈寅恪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盲目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55页)“残废何堪比古贤，昭琴虽鼓等无弦”，(64页)“衰残敢议千秋事，咏崔徽画里真”，(90页)“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104页)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51页)“故老空余后死悲”，(51页)“老去应逃后死羞”，(95页)“自信此生无几日”，(105页)盲目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在他预先给夫人唐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其实，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悲剧人物。我这里说的不是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我这里说的也不是他曾得到国共两党政府要人的殷勤探望和多方关顾，这点恩德对于陈寅恪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虽然能使他一时感激，却不能抚平他心底深深的遗憾。我要说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二是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60页)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22页)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82页)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但是，在陈寅恪身上还是演出了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究其原委，一半儿在外一半儿在内，他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四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72页)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114页)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生涩。当年吴宓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答寅恪》)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7页)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自从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计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23页)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

轉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4743278/

【轉帖】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北島訪談

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折叠伞，提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下午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 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至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 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平静、柔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 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错乱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这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 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热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 那么，除了彼此厌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温和地、强打精神地问：还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文章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样的平和内敛。
　　
　　·诗歌正成为一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
　　
　　记者：前不久，你获得阿格那国际诗歌奖(International Poetry Argana Award)，也是你的诗歌第一次翻译成阿拉伯语，据我所知，中国诗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很少，请谈一下这个奖的情况。
　　
　　北岛：这个奖是由摩洛哥诗歌之家，即卡萨布兰卡国际诗歌节的组织者颁发的。诗歌节从96年开始办，每两年一次。今年是他们首次设奖，以后随诗歌节一起，每两年颁发一次。Argana是一种只在摩洛哥才有的树，乍看像橄榄树。
　　
　　记者：他们为什么选中你？
　　
　　北岛：我也不知道。按授奖词的说法是颁给其独创性得到国际公认的诗人。我想一个诗歌奖除了是对诗人创作的肯定外，主要是强调诗歌在当今世界中 的作用。如果诗人只是得点名得点钱，没什么意义。在这个充满暴力的时代，诗歌可以传递另一种信息。帕斯说过，诗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满暴力色彩，而诗歌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可以拆除种族文化之间的樊篱。
　　
　　记者：你得了不少国际奖，怎么看待这些奖？
　　
　　北岛：首先，作家不会因为得奖不高兴，这当然是种荣誉。但荣誉也可能是个圈套，自己可别往里钻。写作不因为得奖而变得重要，也不因为不得奖而变得不重要。
　　
　　记者：也包括诺贝尔奖？因为你曾是中国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北岛：对。诺贝尔奖只不过是18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些，它只代表18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所左右。诺贝尔奖的重要性也许是对非商业化文学的推崇，至少每年有一天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存在，但随后商业化对获奖者的利用，也多少消解了它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百年情结，所以有中国人得奖挺好，让大家解了这个结。
　　
　　记者：你在摩洛哥的受奖发言中提到，“诗歌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饭后甜点，是种大脑游戏，和心灵无关。”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北岛：从50年代末至今，美国大批诗人进入大学教写作，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生活有了保障，渐渐变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想象力变得贫乏苍 白。对于学生来说，写作本来需要原始冲动，是反对权威的，现在他们得紧跟随教授才行，写诗变成了个生产过程，好像诗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诗人也是可以被制造 的。由于这种误导，产生了众多平庸的诗人，因为没什么好写的，大家开始讲故事。现在美国诗歌主流叫做叙事性诗歌(Narrative Poetry)，那甚至也不是故事，只是些日常琐事，絮絮叨叨，跟北京街头老大妈聊天没什么区别。
　　
　　记者：你不喜欢关注生活细节、来自日常生活题材的诗歌，对吗？
　　
　　北岛：不一定在于写什么，而是在于怎么写。生活细节也好，宏大题材也好，很多东西都可以入诗。但诗得有激情和想象力，得有说不清的力量和让人晕眩的东西。
　　现在国内的一些诗人也在写类似的“叙事性诗歌”，这些诗人里包括以前的“第三代”和现在的所谓“第四代”。
　　中国的诗歌现状和美国的还是不太一样。一方面，中国诗歌的这种倾向,多少也和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影响的焦虑”， 即第三代诗歌要避开“今天派”的影响，另寻出路。美国诗歌专业化后，有点像我们的作协，对创作没好处。虽然美国诗歌中有不同声音，比如“垮掉一代”、“黑 山派”和“纽约诗派”，但其主流诗歌是非常保守的。
　　
　　记者：评价一下第三代诗人。
　　
　　北岛：第三代中有不少出色的诗人。不像我们那样，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还有，作为文化革命后成长的一代，他们没有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负担。他 们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尝试，比如试图建立和中国古代文体的对话关系，比如张?的“镜中”，柏桦的“在清朝”、“苏州记事一年”，都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作品。我 在美国大学用这些诗作教材。
　　
　　记者：你对第三代的描述，让我想起第三代们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界定和争议。
　　
　　北岛：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意义，是诗人之间争夺话语权的结果。你说柏桦是民间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很难界定。我不想让这个话题进入今天的谈话。依我看，大家先把诗写好了再说。
　　8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写诗，诗人地位很高，现在少有人读诗，承认自己是诗人会被笑话。前段时间成都的一些人，大概想复兴诗歌，把诗贴在公共汽车上，让它们满街跑。我一直在想，诗和社会之间，怎样的关系才算和谐。
　　
　　帕斯说过，读诗的人数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在读。中国的知识分子圈里，还是有人在读诗，这就很重要。中国走了两个极端。八十年代初，诗歌过 热，一是正好处于话语转变期，年轻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方式；二是由于错觉，以为人人都可以当诗人。到现在倒好，没人读诗了，很多诗人放弃写作。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弊病——急功近利。商业化败了诗歌的火，因为商业化更急功近利。诗歌本来就是边缘化的东西。和八十年代初的热闹相比，也许目前诗歌的处境更真实。
　　
　　记者：怎么评价国内的诗歌现状？
　　
　　北岛：我在国外待的时间太久了，没资格说三道四。总的印象是中国的诗歌处于低潮，这和中国新诗的灾难性历史以及脆弱特质有关，也和突如其来的商业化压力有关。所谓低潮高潮必须有参照系。我的参照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产生了很多大师。那时的战争、离别、痛苦，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苦难的艺术。自50年代后，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这并非意味着苦难不复存在，而是人们不愿再正视它， 越来越繁荣的电视等声像媒体，正迎合甚至创造了这种心理。文字退居次要地位。这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问题。
　　
　　那像我们这些喜欢读诗、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是很悲观？
　　你可以往后看，读上个世纪那些大师的作品。阅读没有时间性。我就从来不鼓励我的学生读美国当代诗歌，离他们的现实太近，是有害的，很容易重蹈复辙。
　　
　　记者：你向学生推荐哪些诗人？
　　
　　北岛：俄国的曼杰斯塔姆(Mandelstam)，英国的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德国的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鲍尔.策兰(Paul Celan)，西班牙的洛尔迦(Garcia Lorca)和瓦耶霍(Cesar Vallejo)等，读这些大师的作品才知道诗的高度在哪里。我不认为诗歌总是在进步，某一时期它会产生巨大的倒退。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 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
　　
　　北岛：有。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像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文章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 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 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 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在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 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 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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