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9日 星期日

斷刺的薔薇


「根據Abner Cohen的說法,所謂『精英團體』,意謂『盤踞在社會的上層,且享有特權地位』的一批人,他們具有相同的價值觀和相同的象徵行為,有屬於自己的社會基本文化,并藉著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現出自己的生活特徵。其生活特徵,則包括了特殊的說話腔調、衣著服飾、儀表態度、交友方式、帶有排外色彩的集會,以及自別於一般平民的精英意識等。這種種行為特徵,無非是藉以證實他們的『精英』地位。」

準此以言,這群所謂的「精英團體」,因為滿足於自身現狀,於是不允許別人不滿足:他們以自己的對為對,以自己的美為美,以自己的信仰為信仰。於是就有了種種反對甚至禁令,他者的不滿與躁動在此輩中人眼裡竟是挑釁與煽動了——卻其實,這是動態的喧囂!


「心理學家Erich Fromm指出:人是孤獨的,同時也是和外界有所關聯的。他之所以孤獨,不僅是因為他是一獨特的實體,與任何人不同,而且也因為他特有的自覺、理性和想像力的運作,使其意識到自己與他人有別。然而,他卻不能忍受孤獨,不能忍受和他的同胞隔絕,因此,乃力圖透過種種可能的方式,以尋求與他人的聯繫。因為,『人需要為他存在中的矛盾覓求常新的解決,為其與自然的合一覓求永遠更高的形式,而眾人與他本身就是這精神力量的來源,這種力量推動了人的熱情、愛戀與焦慮』。也因此,人需要經由重重團體活動的參與,以爭取所謂的『認同感』——即自我肯定或自我意識——來為自己的存在定位。他說:感覺到與某物同一的需要, 乃源自人類生存的狀況,而且是人類做最激烈奮鬥的根源。由於沒有『自我』感,我就無法維持健全,因此,我就盡一切努力,來獲得此種感覺。大家寧願冒著生命危險,放棄他們的所愛,捐棄自由,犧牲自己的思想,為的就是成為群體的一員,因而獲得一種自我肯定感——即使這是虛構的東西,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自我感覺良好」,乃是建立在他人的「肯定」與「嘆羨」之上,少了別人的「肯定」,他就難有「自我」;沒了他人的「嘆羨」,他就難有「感覺」,也就無由地真正「體悟」到自身的「良好」。唯其如此,他才能為自己「良好」的存在定位尋獲「認同感」。一言以蔽之,曰:透過他人的認同來肯定自我的感覺。

走筆至此,無由讓我聯想起《兩地書》的運作過程。她的尋求認同感,尤其是來自「上層」的認同,是不是已經正中Erich Fromm下懷?是不是因為其前身經歷過輿論的「封殺」,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孤寂?因此改頭換面後,避免重蹈覆轍,所以放棄初衷,捐棄自由,犧牲思想,以避文字羅網(雖然由始至終我相信這一點的文字網是不足掛齒的),為的就是成為群體(這裡的「群體」大概是以「上層」為首要對象吧)的一員?以獲取「所有人」的「認同感」?

會感到寂寥也是無可厚非,一位先覺者曾言:「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這是怎樣的悲哀呵!」然而,依稀記得,《隨思》的創辦過程中,縱然沒聽到什麽贊和聲,反對之聲卻是不絕於耳的,這不已勝過一百年前那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裡的《新生》嗎?而這不就正是《隨思》同仁們創辦《隨思》的初衷?——問:敢情是什麽初衷?曰:大概就是心無旁騖地為說而說吧。問:若心有旁騖該怎麼著?曰:就用筆名唄——總之就是在這一片乍看之下萬家燈火幽蘭芳霧風日無猜實則雜糅瞀亂黨同伐異亂象叢生的「太平天國」裡製造一點不平之鳴。

還是說,原來《隨思》 或《兩地書》的創辦就是爲了得到贊和所以才創?尤其是「上層」的贊和聲?抑或是因為敁敠了銷售量因素後,才出此「上」策?若真如此,不就會因此衍生許多顧忌,變得束手縛腳了?既然性情已經參商,原旨已經相悖,避免招致求全之毀,不虞之隙,結束了她,也是好的。然後轉將全部心力投在以文學性質著稱的《漫延》,風花雪月悲歡離合地「哭呀哭呀哭呀不是罪」一番,誰也沒得罪。【注:這裡沒有褒貶意味,本人也是挺「風花雪夜」,更好「悲歡離合」,再怎么著本人也曾在《漫延》裡頭廝混過。一些作家濃得流汁的作品,本人也情有獨鍾。再說「隨思」性質的雜文原本就不入流,不能算「文學」作品,自然無從褒貶。雖然在五四時期雜文很重要,當今一流的文學史家亦認為雜文可算散文的一支,它畢竟與時局有著深切的關聯,自有其獨特貢獻。相較於新詩、小說、戲劇,它是當時白話文運動中發展得最成熟的文體了。衹是,時移世易,在今天的某些馬華「文學家」眼裡,它終究不入流。】


從我以前用過的筆名——「女吊」、「太史婆」再到最近的「所謂學長」,所幸的是寫出來的東西還是稍有一點回音(即便是「空谷」,於願亦足),不致落入天地不靈的荒原。當然,我的撰文初衷純粹就是爲了遊戲而遊戲,帶有濃烈的玩票性質,戲謔笑駡,排調輕詆,任心肆志,雖然有時候更像「潑婦駡街」,然而,罵過了,癮也就過了。衹要事後得知招諷者有一點點的反應後,我就自足於懷,而不似有些同仁的隱隱以變革者(或曰救世者?)自居,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以見道的(用時興的話來說就是國師情節發難導師心態作祟,但是無論怎樣發難怎樣作祟,初衷總是好的,總比忍氣吞聲緘口不言勝上幾倍),我沒這麼大抱負——然而,我不如沉默,就這樣沉默,沉默,沉默,淪為沉默中的大多數的其中一員,然後就這麼寂寂寥寥地煙化……但最後還是應人之邀,寫了一堆廢話,胡言亂語一通,終究難以沉默,卻也無志可明。畢竟自古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是千古定理,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太可能起到什麽作用的,更遑論改變,哪怕是些微,不信試看五四時代那些大文豪們的文章,在當時那樣「天下多故」的社會變革中,寫得是那麼天花亂墜,卻有起到什麽實際作用不? 南京大屠殺、猶太大滅族、文化大革命、五一三暴亂,以及去年的趙明福慘案(說「慘案」,是挺慘的:脚板被一種尖刺狀物體穿戮;肛門隱見被某物撥開過的傷痕;周身肋骨因為死後許久才被人從十三樓窗口拋下而斷得不成形;至於淤青黑腫,絲絲血痕,由頭至腳,無一不見。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雖然在禽獸中所未曾見,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日益發展,政治權利的日益腐敗,人心私慾的日益膨脹,在人類中也開始「嶄露頭角」,漸漸習以為常了。由此可證人類終究比禽獸更勝一籌——比禽獸還要禽獸?——反而這類事件不見幫閒文人撰文批判,卻兀自獻媚於「歸來之黃者」,雖然最後還是三振出局),這一件又一件的人為流血事件,並沒有因為大文豪的筆桿一出,辜血即止,它畢竟不是「號令天下」的「寶刀屠龍」,更不是「誰與爭鋒」的倚天劍,它衹是無用的一支筆,無用得難起半點作用的一支筆。它衹是空言——所以血照流,人照死,花照枯,嗜血者照舊嗜血,屠殺者照舊屠殺,什麽「淡淡的血痕」,什麽「爲了忘卻的紀念」,也不過是在事後孤立淒涼無助彷徨的追敘悼念——會發生的終究會發生。衹有暴力才能制服暴力!筆杆子永遠敵不過大眾的愚昧,戮不穿兇人的武器,更是擋不住金錢的俗媚!毛澤東說的槍杆子出政權,實在是真知灼見!所以魯迅臨死前才有那麼沉重的呼籲:千萬不要去做文學家!


哀哉書生,大都文弱,暴力不夠人暴力,杆子也不夠人強硬,徒剩一隻筆兀自地寫呀寫,滔滔大論,言之似乎成理,殊不知「言論的花兒開得越大,行為的果子結得越小」。據知,一些善於誇誇其談的人,真正行動起來,總是「有心無力」。英國大詩人拜倫先生,三十歲後拋卻軟玉溫香的糜爛生活,轉而以行動捍衛自由,出錢出力,組織義勇軍,訓練新兵,協助希臘抵抗土耳其,爭取獨立,死而後已。我想,拜倫這一舉,當是深刻領悟到了筆杆子所能發出的衹是一紙空言,所以才轉以培養「暴力」來制服暴力。然而,這又是無用書生如我者所力不能逮的。什麽鐵屋子呐喊,即使喊得喉嚨都嘶啞了,飛過的也衹是幾隻蒼蠅,在耳邊「嗡~嗡~嗡~」地響,人呢?「睬你都傻」。頂多也衹是讓招諷者不舒服個幾天。幾天後,一切照舊——因為人是善忘的存在物。然而,這些持筆桿者在真正面對現實利益的抉擇時,卻又「荷戟獨彷徨」,搖啊搖的,該靠向哪邊呢?惟有見風轉舵唄。在這時就不妨學學幫閒文人的世故,機會來了就寫些幫閒文章,「歌德」再現,「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天下清明,萬世承平。


尷尬的事由總是被掩蓋,造成了扭曲的現象。扭曲的現象,根植在沉默扭曲的泥沼裡,悄無聲息地滋長、滋長,再滋長,到最後,連偽善者也變得「真實」了起來。

惟有抱影鵠立,企首踟躕,得意盡歡,歡盡自傷,朝為行尸,夕作走肉,搖盪濁波,與之沉浮。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