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2日 星期三

平凡


論語裡有一章描繪孔仲尼與其四位徒子交相言志的溫馨畫面。其中問道子路和公西赤時,前者態度輕狂,後者則可能是因為見到老師對輕狂的師兄嗤笑後便故意將自己的志向說得很低很小很渺,孔子譏其虛偽。衹有曾皙的回答最深得孔子心:衹要能夠在河邊和一家大小戲水游樂,吹吹風然後吟詠繼而歸家,便意滿神足。可惜那時是禮壞樂崩兵荒馬亂的世道,在河邊嬉水個一時半刻也隨時會有性命之憂。

身邊不乏載有鴻鵠之志想要幹大事業的朋友。

前排,在馬大參與了一場會議,美其名曰「國際學術研討會」,討論的是中國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想來應是當局無心之失,翻開論文集裡余老那一篇講陽城的論文時,蹦出眼前的第一條注腳竟然是來自不知名的不曉從哪兒來的可能是CNKI下載來的且也曾經為許多被所謂文學派的人目為文獻派的人說是爛文章爛出處不能饑不擇食地引用的更可能是我孤陋寡聞沒聽過的作者寫的學術文章。當下即與幾個同好議論紛紛,說道哈哈余老也有這一天在紹介一個歷史人物的事跡時用的出處竟然不是來自原典而是可能由他人整理過的二三手資料真是太不像樣了哈哈哈。我們這群好事者便去一探究竟,經澄清,方知原來是從其他論文「傳播」到余氏論文的,衹是受傳播者本身不接受,所以在呈獻的時候, 即刻撇清關係。

說也奇怪,無端端的幹嘛會「傳播」過去的?真是見鬼。

好啦,研討會的呈獻內容其實不是重點,我所要說的是,第二天時,出現了「問的亂問,答的亂答」的尷尬情況。面對這種情況,身邊一位頗有鴻鵠之志的友人,說道等下要參與討論環節,以力挽狂瀾,免得下次跟別人提起自己是畢業自哪里哪里時會抬不起頭來。好的,重點來了,友人而後問我這樣的心態是不是要不得?我說了一番自以為是的場面話忽悠而過之後,便靜靜思考。

老實說,我本人真的沒什麼大志。對於「問的亂問,答的亂答」的尷尬情況,我內心實在是沒什麼戚戚感——雖然聽到問的問題以及回答的答案時心裡也OS了一番。提呈者提呈的那篇文章,一看之下有些毛病,所以面對「問的亂問」的問題時,自然的也就答得不如人意了——衹是沒想到會這么糟糕。不過,實在不關我事,所以微瀾心湖頃刻即復。

回到友人的問題。其實呢,我當下覺得,這問題實在不應該問,或者說,不應該向我問。我向來就是一個老把「多讀書少說話」這六個字掛在嘴邊的人類,所以如果你是為了面子而要力挽狂瀾,在我而言,實在沒必要。別人論文出了什麼問題,若看出了端倪,便自家人說說笑笑就好。我實在不如大才子學長不如達兄不如你們,沒有鴻鵠之志,也沒有張愛玲「成名要趁早」的天才想頭,衹想如曾點那樣平平凡凡過一生就好了,然後與書與酒與幾個同好為伴,偶爾也議論紛紛,增一點生活樂趣,如此便足。讀書實在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了黃金屋更不是為了顏如玉的。——這層道理我也是近期才體悟。

當然,若哪天真的晉身學術界了,則要做好本分,別如余老在大會上所說的:過了五年也從沒發表過一篇論文(小心被貶!)——這實在是名不正言不順,頂著所謂學術的帽子卻沒在這領域耕耘貢獻——這叫失職。

如果因為這次的尷尬情況被外界目定我們怎樣怎樣的差怎樣怎樣的爛,那其實也是外界的事,我嘛,照讀我的書不就得了?有道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在還沒來得及打好基礎之前就汲汲於想著要揚名立萬,這種心態,衹能說:我不欣賞。

陳寅恪先生常說這么一句話:「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聖童如黃季剛者,也沒汲汲於想著揚名立萬——「年五十,當著書」——可惜出師未捷,然而其精神實在值得好虛名如我輩者景仿。真的那么想要成名,還是先把基礎打好吧——讀書須先識字嘛。

2009年8月9日 星期日

余英時:談談季羨林任繼愈等「大師」(轉載)


季羨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還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亞文字,是個古語言學家。但是在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他身上產生了不少風波。

第一個是很好的一面。因為他在「六四」學生被鎮壓的時候,站在學生一面,支持學生。但是慢慢就變掉了,被共產黨攻心之法攻下來了,變成歌功頌德的人了,專門提倡中國民族主義,所以他晚年這十幾年,就被共產黨不但捧為「國學大師」,而且還成了「國寶」。溫家寶胡錦濤等人,對他敬禮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寫《泰山頌》,歌頌泰山,其實歌頌的主要就是共產黨。說共產黨來了以後,現在天地都變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間許多冷嘲熱諷。

同時,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這古印度文字、跟東南亞文字、中亞文字,與中國毫無關係,怎麼可以變成「國學大師」?所以又在網上引起很多批評。

他也听到這些不大好听的話,有一次就公開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師」,尤其不是「國學大師」。以為這樣子就能平息閑話,可是事實上沒有用。共產黨官方已經把他封定為「大師」了,因為他們需要有這樣一個好像德高望重的人來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變掉了,從最初這個抗議天安門屠殺,到後來歌功頌德。寫書,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學術價值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來的,叫做《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寫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較算是學術研究的,後來就沒有了。後來反右啊種種,跟其他人一樣,也不能怪他。總而言之,這個人也是一個讀書人,也是讀出相當成績的人。可是因為政治上的反復,變成這樣一個「大師」,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個任繼愈先生,我個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學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師錢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繼愈跟我也算是同門。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時候,他那時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他還特別到旅館來看我。後來,到美國來,還在我家住過一陣子,我們有些私交。他當然也算是「大師」級的,年齡比季羨林小不了多少,這兩位都是念書人,原本都應該還是不錯的。可是任繼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權力、勢力範圍之內了。很早就變成毛很喜歡的一個私人顧問,常常讓他去講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學問,他寫過佛教史的論集,也是跟季羨林一樣,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後來就沒見到有什麼新的工作了。這是環境使然。

這兩位先生現在都已變成「大師」,也可以這樣說。可是我們要看看古代的「大師」,遠的不說,像清朝的戴震、錢大昕,更早一點的顧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師」。到民國初年、清朝末年,有孫詒讓、周里德等;再下來,章太炎(章炳麟),還有康有為,這些都是「大師」,那是真正的「大師」,是大家公認的。這些人跟政府的關係,都可以說並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時候支持政府,有時候反對政府,能說出話來,都是獨立的、獨立發言的,在社會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後一代,像胡適,也變成「大師」了,也是負國家重望,說出每一句話來,都受到重視。他批評政府也很嚴格,從大陸一直到台灣,都是如此。蔣介石一方面非常討厭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動他的手。

所以過去的「大師」至少可以發揮中國學術界對政府一種監督的力量,或者說是一種批判的力量正因為這種監督和批判力量,才長久地獲得學術界的尊敬。而學術界也因為有這樣的「大師」,也慢慢地得到一種應有的地位。

這個地位本來有它的尊嚴,學術界不是給政府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一變成「歌德派」,學術界的人就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過去,「歌德派」的人,絕不會成為「大師」。而在共產黨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為「大師」的可能。換一句話說,學術界沒有獨立的力量,這是中國最近六十年來,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這個不幸的事情,當然跟它的政治制度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在共產黨底下,不會讓你跟黨的基本的教義、或者基本的意識形態相抵制而存在。現在雖然不堅持馬列主義這一套,可是還有一點是一定堅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維現在的政府,說現在的執政黨是偉大的、中國前途完全靠它這個黨、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學界大師,像楊振寧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大師」,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點是跟過去絕對不同的。因為以前的「大師」是監督政府的,或者說是批判政府的。這種力量是獨立的,政治領袖沒辦法在過去的時代制造出「大師」來,就是從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師」來。「大師」是社會上、從底下念書人心裡頭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長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來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別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這是所謂中國未來要擔心的地方。如果社會不能制造獨立的學術界、沒有一個獨立的是非標準,使得學術界、精神界出現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認的一種「大師」、一種精神領袖的話,那最後就只有歌功頌德的人,就像寫這個《泰山頌》的季羨林先生一樣的「大師」了,季羨林先生也不是一個什麼不好的人、也不是什麼壞人,但就是沒有一種硬骨頭,能夠跟政府相爭,然後又是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激蕩,就一切不顧了,說起話來毫無根據。所以我想這是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很大的危機。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旅美國中國歷史學家余英時的有關評論,從中國歷史上的國學大師談他對季羨林和任繼愈學術地位及品格的看法。